順治、康熙年間施行的食鹽運銷制度到雍正元年（1723）被徹底改變，《欽定大清會典則例》載“雍正元年，覆準將鹽院衙門各官及商人盡行裁革。”[4]卷45,戶部•鹽法上廢除鹽官和商人后，福建鹽政該如何運作？食鹽如何運銷？負責此次福建鹽政整頓，主張廢鹽官、鹽商的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和福建巡撫黃國材在其奏疏中提出了相關設想，即：裁撤鹽衙門各員，禁止鹽商行鹽，廢除各衙門陋規。鹽課九萬四百兩及捐納銅銀、河工之銀一萬二千五百兩，共計十萬二千九百余兩，即照廣東瓊州府向煮鹽灶丁征收錢糧之例，均攤于各鹽場，交各州縣照數收納，按月交付布政司庫以為兵餉。則錢糧完納即速且易也。查商人買自灶丁之鹽，既便于附近出售，其售價較之買入價亦高出四五倍之多；遠處行銷，售價竟高達七八倍。福建各鹽場，每年得鹽百萬石，十萬余兩之鹽課，每石加價幾分，即可得也。如此，私鹽販賣之弊可絕。鹽丁愿賣，百姓愿買，近者肩挑背荷，遠者船運行銷。而灶丁獲利得以完課、贍養家口，于沿海窮黎實有裨益。再每鹽場選派一名府縣左貳官，勉勵煎鹽灶丁。修理達者，地方官員則酌情捐納。深山狹谷，鹽難至達之處，則須通融辦理，務使鹽價持平。此事交由興泉道節制，就近不時巡查，于事甚有裨益。

上引文獻中，覺羅滿保和黃國才描述了廢除鹽官和鹽商后，福建鹽政該如何運作，具體包括管理鹽場、征收鹽課和運銷食鹽等方面。具體而言，鹽官廢除以后，鹽場仍然保留，但歸州縣管轄，而原來應由鹽商繳納的鹽課和捐納銅銀、河工銀等項目，攤入各個鹽場中，由各鹽場所在州縣征收，并按月上繳布政司庫作為兵餉。食鹽運銷方面，官府廢除鹽商，百姓可直接向灶戶購買食鹽，而買鹽的百姓到鹽場時，則先繳納鹽課。州縣官在鹽場征稅，鹽課按照鹽一擔征銀0.15兩[6]5冊，552號的稅則進行征收。百姓納課買鹽后，“隨處販賣”③。換句話說，人們只要在鹽場上納稅，便可以毫無限制地買鹽、賣鹽。

改革大大簡化了福建鹽政。伴隨食鹽自由販賣，清初以來的鹽禁、鹽額、運鹽路線、行鹽區等等規章制度都失去了意義，官府無需設關卡收稅或設鹽捕抓私鹽等。福建鹽政簡化為州縣在鹽場征收鹽課及州縣佐貳官員督促灶戶生產食鹽（為了保證鹽場生產順利進行，覺羅氏奏準從鹽場所在府州縣中選擇一名佐貳官員“勉勵煎鹽灶丁”）。此外，興泉道負責協調食鹽運銷，以防止有些地方因鹽販不樂意前往而導致無人銷售的情況出現。據上引奏疏，覺羅氏大幅度改變福建鹽政，一是為了廢除各衙門陋規，二是為了平定福建高飆的鹽價，以裨益于沿海百姓。廢除衙門陋規之說在于該改革是在雍正元年（1723）朝廷整頓財政和吏治的大環境下，順應皇帝號召的一個舉措。1723年，國家面臨著國庫虧空、各省財政普遍存在虧欠的問題，雍正登基之后立即著手整頓虧空、處理導致虧空的官吏[7]4。在清代財政中，鹽法與關稅、錢法、田賦都被視為國家財政重要來源，清人王鼎相就指出：“國家正賦之外，充軍國之用，惟鹽法、關稅、錢法而已”[8]卷53,1311。因此，雍正整頓財政的措施除火耗歸公、劃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外，還革除各地鹽政陋規。雍正元年（1723）正月初一日，雍正即頒布詔諭：鹽道一官，尤關國課。爾年鹽法弊端叢生，正項錢糧每多虧欠。……爾等運籌鹽法，宜將陋例積習盡情禁革，必思何以蘇商？何以裕課？上利軍國，下利閭閻，方為稱職。……果能肅清綱紀，無致廢弛，朕當破格獎勵。其或因循不改，朕必置之重法[9]卷首,圣諭。

雍正詔諭鹽官革除鹽政“陋例積習”。政令一出，各鹽區紛紛清查鹽政各相關衙門的浮費。查出的浮費有兩種處理辦法：一是實裁，把不應有的浮費陋規徹底裁去，減少引目成本；一是裁減歸公，將原本作為各級官吏私人所有的各種浮費轉為國家收入，增加財政。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即是在雍正要求整頓財政和吏治的情況下，裁革福建各鹽政衙門，并裁出各鹽政衙門各種浮費八萬余兩[10]128-132。雍正只要求裁革浮費，為何覺羅氏卻要將福建鹽官和鹽商全部廢除？關于此問題，覺羅氏另有詳細的理由。其實，除浮費問題外，福建鹽政還出現鹽課虧欠嚴重的現象?？滴跄┠暌詠恚＝}課每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課額被拖欠，即“福建鹽課唯九萬余兩，每年未完之數皆有二、三萬兩。”[5]202。覺羅氏在奏疏中極言福建鹽課虧欠嚴重，但是“商人一年獲利足有二十萬兩”[5]202，故鹽課虧欠不是因為鹽業蕭條、鹽利少，而是福建鹽官、地方官及鹽商都只圖私利，不關心鹽課所至。他指出，福建鹽官“只知征收常例，不問錢糧完否”[5]202，地方官吏“只圖獲得本衙門常例，為商人繳納私鹽，小民疾苦則全然不顧”[5]202。在官府的放縱下，福建商人“只知抬高鹽價，唯利是圖，恣意揮霍，錢糧能完與否，并不掛慮”[5]202。最終受害的是沿海貧民，他們“雖有鹽場，但曬得之鹽卻無處銷售。雖有船捕魚，卻無鹽腌制。終日惶惶，束手無策。有時販賣私鹽，因拒捕捉，明知罪不可赦，亦得依附歹徒，結伴而行。因此而家破身亡者甚多。”[5]202既然導致福建鹽課虧欠的關鍵因素是鹽商、鹽官、州縣官的貪婪，那么將鹽官、鹽商裁革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

解決福建鹽課虧欠的問題，對于覺羅氏和黃氏而言，甚至比裁掉浮費更重要，因為鹽課征收情況直接關系他在閩浙總督任上的考成。“考成是考核官吏的一種制度。通過年終考成，政績優異的得到升遷或記錄的獎勵；政績不好的受到降級或紀過的處分。”[10]41鹽政考成有很多種，其中征課考成和銷引考自順治年間（1644-1661）已在全國推行，康熙年間（1662—1722）越來越嚴格，所涉及官員亦廣，包括巡撫、運司、提舉司、分司大使及監管鹽務的知縣、知州、知府、道員和布政使等。清代以來，就有許多官員因銷引不利和拖欠鹽課被參革[11]。清初，福建最高鹽政機構幾經變革，順治、康熙年間有專門管理鹽政的都轉運鹽使司或鹽法道，到雍正元年（1723），“事歸各地總督巡撫，在福建以閩浙總督兼理，遂為定制。”[1]可見，作為當時的閩浙總督的覺羅滿保和福建巡撫黃國才身上都肩負著征收鹽課的重任，處理不好可能會影響自己的仕途。因而，他們都極為關注鹽課拖欠一事，雖然雍正只要求裁浮費，但覺羅氏等則希望在裁浮費的同時，也解決鹽課拖欠問題，于是，采取了廢鹽官、鹽商的辦法解決上述問題。覺羅氏自稱改革還有為福建沿海百姓著想的目的。福建沿海地區確實對商運制度不滿。泉州地區康熙中期實行商運制度施行不久，福建巡撫張伯行就指出該法有諸多弊?。蝴}商與官府勾結，設鹽捕、巡欄等給曬鹽戶、地方小民帶來困擾[12]卷2,飭禁橫抽鹽稅示。因而，改革可能與地方勢力對商運法不滿有關，但這似乎需要更多材料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