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面臨的現實困境
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走過的十多年歷程，并非都是坦途。課程的虛置化、師資的非職業化、案源的貧乏化、資金投入的非常規化等諸多問題的存在，將診所教育逼入一個困局，直接影響著診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和可持續發展。
（一）法律診所課程的虛置化
診所法律教育旨在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職業道德與社會責任感，所以采取的是課堂教學和個案指導相結合的模式，課堂的教學應圍繞著個案的具體操作展開，使學生獲得法律實務經驗，鍛煉法律思維，強化職業意識，而不單是理論知識的傳授。但國內開展診所教育時，部分院校并不重視法律診所課程，致使其被虛置化，主要表現為：第一，診所課堂異化為普通課堂。有的學校將診所課程視為專業選修課，在師生配比、教學內容與方法上與普通法律課程無異，根本不能體現診所教育的精髓。第二，診所課程異化為專業實習。有的學校將診所課程的課堂教學轉移至律師事務所，通過律師帶領學生辦案來完成，這改變了診所教育以學生為主體、教學互動的理念。
（二）師資的非職業化
診所教育作為學徒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回歸，教師的言傳身教是關鍵。２００９年，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設立了２７個不同主題的診所，相對應的，有１０位專任診所教師、３位退休但仍然在承擔診所課程的教師，這還不包括若干兼職授課的律師、非政府組織成員、退休檢察官和法官等人員。反觀我國，高校的診所教師都有著自己的法學專業，要承擔一定的教學科研任務，診所課程只是“副業”，指導的熱情不高。此外，診所教師基本沒有實踐經歷，沒有能力指導學生。這種法律專業知識結構性失調的問題并不利于診所教育的發展。
（三）案源的貧乏化
診所教育設立的初衷，就是讓學生接觸和代理真實的案件，像律師一樣去思考和解決問題。如果沒有充足的案源可供選擇，診所教育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在美國，貧困者無錢聘請律師與學生急需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現實，推動了診所教育的開展，所以診所教育的案源大多來自法學院的法律援助中心（診所）。相比而言，我國的法律援助實踐是稀缺資源，社會包括當事人對數量龐大的法學院系參與其中，至今并無強烈要求，所以我國高校引入診所教育后，雖然也掛牌設立法律援助診所，但除了華東政法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學校代理較多案件外，很多診所都無案可辦，更別說挑選了。
（四）資金投入的非常規化
診所教育是一種高成本模式，要求在師生比上實現“一對一”的直接指導，這就需要法學院提供更多的物質支持。一方面，學生辦案要有辦公地點與設備，代理案件、調查取證需要支付一定費用，這些都需要經費支持；另一方面，診所教師的指導也要給予相應報酬，要求教師長期無償指導并不現實。而我國目前除１１所重點院校獲得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外，其他院校的診所教育經費都是自行解決的，很多院校苦于經費困難無法啟動該項目。要想推進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的發展，必須解決好資金瓶頸問題。
二、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面臨困境的根源
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出現的諸多癥狀，直接原因在于對其定位不明，但根源問題是對診所教育的文化背景和理念理解的不透徹。畢竟，我們所模仿的美國診所教育是其長期發展后的成熟模式，不關注其文化背景的跳躍式模仿，對于我們初學者來說很可能適得其反。
（一）文化傳統的差異法學教育是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診所法律教育在美國蘊育、發展，與英美法系的文化傳統密不可分。
１．英美法系的經驗主義理念和遵循先例原則
造就了診所法律教育美國深受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堅持“法律的生命始終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法律所體現的乃是一個民族經歷的諸多世紀的發展歷史，因此不能認為它只包括數學教科書中的規則和定理”。法律是一種藝術，一種實踐理性，只有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對法律的認知，對理論的學習和對原則的分析屈居于輔助的地位。對實踐的注重，使得法律更多的關注社會發展。美國的社會學法學認為，應重視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作用，而非邏輯分析和抽象內容；法官想要滿意地完成其任務，就必須對形成和影響法律的社會、經濟因素有充分的認識。以眾多社會學法學家的努力作為鋪墊，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盧埃林和弗蘭克將美國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推上歷史舞臺。法律現實主義者們傾向于把法律的規范性因素或規定性成份降到最低限度，認為法律只是一組事實，一種活的制度，而不是一套規范。法官、律師、警察、監獄官員在法律事務中的所做作為，實質上就是法律本身。法律現實主義的思潮逐漸影響教育領域，開始倡導以關注社會現實、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實踐型法學教育，從而開創了診所式法學教育的方法論，法律診所在這一時期逐漸開始成為一種正式的法學教育模式。診所法律教育的確立并逐步取代案例教學法，亦是對遵循先例的司法主旨的回應。遵循先例的規則使得實踐中司法判例更具權重，法官和律師都醉心于紛繁的判例研究。前者通過判例總結出一般性的原則和精神，在創制法律的同時也造就了他們顯赫的名聲與地位；后者則是應對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司法競技化趨勢的需要。所以，作為法官和律師等精英人士儲備力量的法學院學生研讀案例就成為主要課程。蘭德爾發起的“案例教學法”，由教師指定專題性案例，一般多為最高法院或高級法院的判例，學生在事前閱讀和思考的基礎上，圍繞所涉及的法律原則及其與其他法律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展開課堂討論。就像自然科學中通過實驗得到數據結果一樣，通過對判決的分析，總結和發現法律的原則和規則。案例教學法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司法實踐，但其核心仍是探尋案例中的邏輯和原則，沒有充分的視野來適應職業所面臨的巨大問題和所處的社會，很難讓學生像職業的法律人那樣正確地預測法官的行為，維護當事人的權益與社會正義。診所式法律教育則是基于真實案件操作，讓學生置身于律師在實踐中所面臨的問題情境，掌握在現實生活中靈活使用法律的各種技巧、方法、能力和素質，以培養出具備綜合素養的合格律師，是對案例教學法的批判式發展，更是對判例的動態研究。診所教育將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社會現實問題相銜接，在現實主義法學教育的發展軌跡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１９６０年代，耶魯法學院達到了巔峰并一直引領美國法學教育到今天，成為連續多年美國法學院排名第一的翹楚。這其中法律診所教育功不可沒。
２．我國大陸法系的文化傳統注重概念式教育
我國因歷史的原因受大陸法系影響頗深。大陸法系側重于法律的法典化、邏輯性與先驗主義。受１７７６年開始的西方世界革命和理性主義思想的影響，大陸法系國家實行權力嚴格分立。這就導致一系列后果：首先，不承認法院的司法判例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排斥法官對于法律的解釋權。法官對法律的任何解釋都意味著“法官立法”，甚至法學家也不應對法典作任何評注。再次，嚴格維護法的“確定性”，不承認法官有任何衡平權。法官只能在法律設定的框架內審慎活動，為使法官能得心應手地引經據典，必然要求法律的法典化，并且法典要“概念明確，條理清晰，邏輯嚴密”，完整地適用于各種事實狀態。這種法典的制定極大地依賴于法學家，因此，法學家醉心于抽象的理論法學，熱衷于構建恢宏的概念化的法學架構，力圖涵蓋各種社會現象，從而為立法及司法實踐提供理論依據，并滲透到各種教科書來影響法律職業的后繼者。大陸法系法學凸顯出概念主義、形式主義、抽象化、系統化的特征。因此，我國的法學教育注重概念式教育，側重于演繹推理，由抽象的概念、原則到規則和具體案件，努力建構精密的理論體系，讓學生在理論的學習中塑造信仰和法治理想，其培養目標是法學家或學者型的法律應用人才。法學教育強調法律的系統性、抽象性、理論性、科學性和純粹性，其內容側重于對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導，而非提供解決問題的技術。法律教育的內容并不是對實際情況的分析而是對法律組成部分的分析。這種教育模式并不關注法律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意圖讓生活中的法律完全邏輯化，容易使法學陷入脫離社會的封閉的理想化狀態，所培養的學生理論功底扎實、研究能力強，但缺乏面對真實案件的操作能力，這也是我國法學教育長期面臨的困境。我國正是力圖克服此缺陷，加強實踐性教學，而引入了法律診所教育。雖然初衷很好，但沒有深刻意識到診所教育移植的供體和受體的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沒有厘清診所教育與概念式教育在我國的關系定位，造成了診所教育的水土不服。
（二）教育目標的定位不同
１．診所法律教育的設立服務于職業教育診所法律教育將職業技能訓練、職業道德訓練、促進社會正義作為設立的目的，這恰好契合了美國“小司法”的教育理念。美國的法學教育服務于律師的培養，而律師是既受人尊崇又收入豐厚的優越職業，因此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協同發展，形成職業教育或精英教育的目標定位。精英教育作為小眾型教育，要求合格的法律人在精通法律知識之前，必須獲得有關政治、社會、經濟以及道德等力量的知識，成為具有文化修養和廣博知識的人，否則無法把握社會趨勢，無法理解法官的判決。因此，法學教育只能是第二學位教育，大學本科后起點的教育。學生在完成本科階段的人文科學知識學習后，得以進入法學院研習，在畢業后（獲得法律博士學位，職業律師必須具備的基本學歷，筆者注）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成為執業律師是其法律人生的第一步，如果執業成功，會成為法官、檢察官的后備力量。診所教育模式在法學院為社會輸出精英法律人士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２．我國的法學教育偏重人文教育相較于美國，我國法學教育采取的是廣泛地為社會各個領域培養法律人才的“大司法”理念。在該理念支配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分離，定位于培養既能從事法律職業又能進行法律理論研究的復合型人才。我國的法學教育主要是本科教育，以高中畢業生為法律人才的培養起點，是一種大眾型教育。而高中生受年齡和閱歷的限制，加之應試教育仍發揮不可小覷的作用，所以本科階段的法學教育更注重寬口徑的人文教育，“大學應當是在不考慮知識的直接職業用途的前提下學習知識的地方”，法學院的畢業生不僅僅是執業者，而且是具有真才實學和廣闊社會眼界的職業家。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律師、檢察官、法官以及理論工作者都是法學院培養出來的。因此，中國法學教育不僅要著眼于職業技能訓練，更重要是承載大學精神對學生進行人文和學術教育，使學生首先成為一個合格的“成年人”，然后才有資格成為“法律人”。正是因為這樣的目標定位，課堂教學偏重理論化和學術化，而法律職業所要求的基本素質———社會經驗和生活知識，只能通過極少的課外實踐活動獲取。這勢必導致培養的法律人才動手能力薄弱，進而嚴重影響執法水平與用法能力的提高。正是因為要扭轉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局面，中國急需引入診所教育的方法。但牽涉到我國的權力體制、就業、人事管理、價值觀念等復雜因素，完全地引入仍然是不太現實的，即便診所教育的引入能增加職業取向的權重，但總體上不能改變目前偏重人文教育的現狀。
三、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的實現路徑
基于診所法律教育的文化背景與教育目標，考慮到我國法學教育的特色與國情，診所法律教育在建設過程中應主動尋求與我國法學教育更為契合的路徑。正如有學者所言，引進西方的教育模式，好比打開窗戶，而進行相應的改進，則如同打掃地上的灰塵。開窗戶固然不容易，但只要用力，最終可以打開。掃地就要難得多，因為地上有不少先輩前賢留下的雜塵，有時候是不讓掃，有時候是舍不得掃。不過我已經看見有人拿起了掃帚。由于我國法學本科教育與法律碩士教育的狀況和目標不同，培養法律人才的層次性不同，應區別性地適用診所法律教育模式。
（一）本科法學教育應適時地引入診所法律教育
１．準確定位應將診所法律教育定位于獨特的法學教育方法，配合理論課程的學習，使理論與實踐不脫節。作為輔助的教學手段，其存在并不是單純的彌補學生的實踐技能，同時要提升學生追求社會正義和職業道德的氣質，即致力于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服務，為社會培育法治意識。診所教育應將法律文書、法律談判和法律實踐培養等課程直接包容，與模擬法庭、實習機制形成錯位互補，以培養復合型人才。
２．教學理念的轉化在教學理念上，淡化理論知識的講授，加強對學生實踐能力培養的重視，注入職業教育的教學理念。因為過于注重理論講授，勢必導致學生缺乏社會知識，不能掌握基本的法律事務技巧，不具備很好地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法律的較強實踐性不相適應。
３．課程體系的重新設置在課程體系設置上，應當重新確立人文學科、基本法學科與專業法學科在課時上的分配比例。降低人文學科，如哲學、英語等的課時量；對于基本法學科，如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等所占比例也適當減少，將更多的時間留給專業法學科的學習。在專業法學中，適當減少基礎理論所占比重，留出一部分課時給予診所課程。診所課程圍繞著學科特點，以問題為導向進行授課，問題可以源自法律診所辦理的案件，也可以是兼職診所教師的法官、檢察官正在處理的案件，讓學生對現實問題展開討論，從不同角度分析案件并得出建設性結論，這種方式使得學生從純粹的法律視角提升至更加關注現實困境與社會政策，真正理解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從而法學教育更具有實踐性的特點。由于診所課程是新興課程，為提高教學效果，應制定完備的教學計劃，對學生計算學分，對教師計算工作量，對教學雙方都進行認真嚴格的考核。
４．資源保障制度
診所教育不僅體現在課堂教學上，更多的是關注如何指導學生具體辦案。為盡力保證每個學生都能至少參與一個案件的辦理，經費、師資、案源等方面的資源保障就顯得尤為重要。
（１）實現經費的長效供給。要使診所法律教育能夠真正融入我國的法學院系，就要建立長效性的經費供給制度，實現資金投入的常規化。最根本的解決途徑是將診所法律教育納入法學教育體制內，所支出的教師報酬、辦公費用、案件代理費用等列入教育經費的序列。此外，要多渠道、多方面拓寬資金來源，包括：呼吁政府出臺政策，將診所教育所需經費納入國家法律援助基金覆蓋范圍；獲得國外基金的資助、國內企業或者慈善組織的贊助，建立法學實踐教育公益基金；號召投資者與法律診所協會建立友好協助關系等。只有經費充足，診所教育的高成本難題才能得到解決。
（２）加強師資隊伍的職業化建設。為充分發揮診所教師的指導水平與熱情，保證其職業化序列才是根本。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從教師編制改革入手，對專職的診所教師單獨定編定崗，與教學、科研崗位平行，并規定評定職稱的具體標準，這樣才能激發教師承擔診所實踐教學活動的熱情。其次，構建法律職業良性互動機制：一方面，讓診所教師定期到法院、檢察院、仲裁委員會等部門掛職鍛煉，鼓勵具有法律職業資格的教師擔任兼職律師，促使他們將書本知識轉化為司法技能，培養其法律實踐能力，同時，還可以發現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獲取新知識，由此保證專職診所教師有能力對學生進行指導。另一方面，聘請資深律師或法官、檢察官擔任診所法律教育的兼職指導教師，以經典案例為課堂素材，多視角分析案情，將實踐與理論相結合，并向學生傳授課本外的法律經驗和法律技能，比如現在的“檢校共建”制度就已經出具規模，并取得良好成效。
（３）保證充足的案源。診所法律教育的案源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又不可忽視的問題。要保證案源的充足，應采取多渠道方式。首先，最大限度發揮法律援助中心或診所的作用。目前，很多法學院的援助中心將正義作為自身的基本訴求之一，定位于為弱勢群體提供服務，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例如，武漢大學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致力于通過訴訟保護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和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西北政法大學以學生法律服務中心為依托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要求診所學生每兩人必須完成一起案件的實際代理或辯護工作。這樣的經驗可為其他院校提供借鑒。其次，設立多元化的診所教育基地。應與當地的多個部門，如消費者保護協會、勞工組織、婦聯、工會、法院、檢察院、街道辦事處等加強聯系和合作，在其辦公場所設立校外診所點，吸引需要援助的當事人來咨詢與委托案件。再次，讓診所學生走進社區進行法律宣傳，以社區法律咨詢等方式與老百姓接觸，使法律診所獲得社會認同，從而為案源的取得奠定民意基礎。最后，建議立法改革，盡快明確法學院系在法律服務特別是訴訟中的法律地位。雖然《法律援助條例》等法律法規都對“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持支持態度，為高校學生進行法律診所提供了可能性，但并不明確，特別是學生為刑事案件變化上受限較多。所以賦予學生準律師的身份，讓其在診所教師的陪同下處理案件，有利于診所教育的發展。伴隨著網絡的發達，法學院系應借助互聯網的平臺推介自己的診所教育，擴大影響力。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網站自２００３年開通至２００７年底，已有４３萬多人次進行了訪問，這就是很好的例證。
５．完善評價體系與規章制度
診所法律教育注重實踐性，其評價標準與理論教學的唯考試成績論不同，應采取科學合理的多元化評價體系。這種評價體系包括學生的自我評價、辦案小組內的評價、指導教師的評價與當事人的評價，根據綜合評價的結果給予學生以考評成績。學生更關注的是后兩種評價。教師的評價能從理論的高度指出其辦案的思路、方法、技能的不足與優勢，易幫助其提高素質與能力；而當事人的評價涉及到對案件結果的滿意度以及對診所學生知識技能、職業操守、社會正義感的認可度，是學生更為在意的，這是診所學生在未來的法律生涯中要經常面對的。診所學生雖然是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但這種活動是有諸如敗訴等風險的。為避免因法律服務方的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未雨綢繆，必須制定嚴格的規章制度。如案件受理審批制度、重大案件集體討論制度、指導教師責任制度、過錯賠償責任制度、案卷歸檔制度等，確保診所教育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二）法律碩士教育應全面引入診所教育模式
目前，我國法律碩士的培養全面引入診所教育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理由在于：其一，法律碩士教育類似于美國的法學本科教育，其目的就是培養高層次應用型法律人才，以適應日益繁重的司法任務，因此必須以實踐為導向，這與診所法律教育的理念、目標有相通之處。其二，法律碩士作為小眾型、精英教育，在師資培養、硬件投入、時間消耗和管理成本方面均容易滿足。其三，法律診所教育在法律碩士教育中的實踐已有成功典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研究所在法律碩士培養中，率先開展診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實踐，取得了良好的教學與社會效果。該模式培養下的學生司法考試通過率１００％，就業率１００％。就業單位不僅有中央企事業單位，又有北京等地黨政機關和政法機關，也有跨國公司與知名律師事務所。法學研究所在法律碩士的培養方案中，已經將國務院學位辦規定的１２個必修學分的實踐課程（法律文書課含３學分、模擬法庭訓練含４學分、法律談判課含２學分、法律實踐課含３學分）全部納入診所法律教育中，要求所有的法律碩士研究生將上述四門課程通過診所教育的方式來實行，并探索出診所法律教育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三個層次教育模式，這非常值得借鑒和推廣。
考慮到我國進入法律碩士隊伍的學生既可能是法律本科學生，也可能是非法律科班出生，且本科的起點層次不一，為了推動診所教育的開展，強化法律精英的培養，適應我國由學術型人才培養向應用型人才培養傾斜的大環境，建議將司法考試與法律碩士的入學考試合二為一。只要通過司法考試，獲得法律職業資格證書的本科畢業生，就可以向有法律碩士點的高校申請法律碩士的入學資格。接受申請的高校在通過面試后，從中錄取優秀的考生。這是借鑒其他國家針對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員，經過二年半左右的司法研修并經考試合格后才能進入法官、檢察官、律師隊伍的做法。
三年的法律碩士學習采取“兩年診所課程＋一年診所實習”的模式。課堂教學圍繞著實用性的專業主干課程，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展開，診所教師與校外兼職教師以案例為導向進行授課，案例均來自于法律診所或者檢察院、法院正在辦理的真實案件。由此引導學生像法官、律師一樣對現實問題進行分析，并得出建設性結論，同時教師要對案件中的理論性問題給予系統的解答，這就對診所教師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在診所實習階段，應像實習醫生輪崗一樣，參與處理法律職業者可能面臨的每一類型的案件，并將法律文書寫作、法律談判與法律實踐活動貫穿于其中。無論是課堂教學還是診所實習，都要建立起一套科學合理的考核標準。碩士畢業論文也應圍繞著辦理過的具體案件總結出具有理論性與實踐價值的內容。在順利通過畢業論文答辯后，學生進入法律職業隊伍，成為精英人士。這樣的法律碩士教育增加了法律適用的實效性與必然性，擺脫了盲目的唯法律規則論，讓學生以開闊的視野來處理實際問題，以豁然的心態應對法律與復雜的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
作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不僅要了解完備的法律規則和適當的邏輯推理，也要具備職業倫理和道德操守。同時，在法律裁判的過程中還須學會法律職業技能來應對現實中的諸多問題，學會價值判斷和政策性考量。這就要求我們的法學教育要在概念式教育與診所教育之間尋求平衡點，游走于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
作者：黃瑛琦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