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間藝術，在國外通稱為“FOLKORE’’，意即民眾的智慧。它作為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這個民族自古以來世代相傳的潛在心理，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一種原始色彩。無論是剪紙、泥塑、年畫或其它民間藝術，它們的表達方式都是那樣稚拙、自然，隨心所欲不加修飾，與原始藝術的表達方式十分相似。一些實物資料也證明了這種相似性的存在。例如:1984年10月，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行的1976一1984年“全國出土文物珍品展覽”，展出了一組新石器時代的紅陶塑動物①，使人很容易地聯想到河南農村的黑底彩繪泥玩具，兩者在造型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猶如同出一人之手(圖l)。實物資料在直覺上的相似，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為什么前后相差幾千年，而原始藝術與民間藝術對其描寫對象的表達、理解以及蘊藏于描述對象中的情感卻是如此相象呢?原始藝術與民間藝術之間存在著一種什么樣的聯系呢?要弄清楚這些問題，僅僅把研究的角度停留在藝術現象的表層，顯然是不夠的。

二原始藝術分析

在對民間藝術的考察中，不難發現其中蘊含著一種深厚的原始宗教情緒。如果你觀看過陜北安塞地區的千人腰鼓，透過狂舞者踏起的漫天塵煙，你一定會瞥見原始巫術舞蹈的影子。

原始的宗教情緒，一方面依稀地或是明顯地留存在民間藝術的各種形式中;另一方面則反映在人們進行藝術行為時的心理上，作為一種古老的情感因素被人們自然地傳襲、接受。人們雖不再去探本求源，追尋這種古老的情感究竟源無何時、何地、何物;然而，正是這世代相傳的宗教情緒，使我們的研究得以循著這古老的情感之路，追溯到同樣古老的遠古時代。

恩格斯指出:“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問題，象一切宗教一樣，其根源在于蒙昧時代的狹隘而愚昧的觀念。”②處于蒙昧期的人類，對于自然界的一切變化都不能得出正確而科學的解釋，感到似乎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存在，人們只有依靠想象來解釋一切。于是“他們經歷了一個以巫術無所不能的自我陶醉階段，經歷了圖騰崇拜的階段。”⑧原始人類的祖先崇拜、動物崇拜、植物崇拜和巫術、析攘等行為，以及人們對于鬼怪、神抵、靈魂等觀念，正是源于先民們所共有的想象力。

圖騰崇拜，在原始部族中普遍存在。澳洲土著人認為，他們自身與圖騰對象之間存在著某種親緣關系，因此他們稱圖騰為“我們的父親”或“我們的兄弟”，血緣關系在觀念上的擴大化，使澳洲土著藝術充滿宗教色彩。由于澳洲土人相信他們的圖騰祖先在創業后復歸地下，化為巖石和樹木，而產生了有代表性的巖畫和樹皮畫。在西非，有一種由多貢人修建的被稱為“托古納”的宗祠建筑，呈長方形，屋頂由八根大柱支撐，分別代表他們的祖先:四男四女。這四男四女被認為是由神創造的第一對男女的后代。

建筑形狀按人體修建，既是圖騰觀念的產物，也是與祖先保持聯系的象征。我國原始彩陶上的一些紋樣，也被認為是圖騰紋樣。張朋川在分析半坡“人面魚紋”時說:“在這里，人即是魚，魚也即是人，人和魚是寓合為一的。……已不是描繪自然的魚，而是一種人格化的魚紋，是具有圖騰崇拜的意義”。④彩陶紋樣中的蛙紋也被認為是“一定的人們共同體的標志，它在絕大多數場合下是作為氏族圖騰或其他崇拜的標志而存在的”。⑤巫術是“用符咒儀式強迫風與氣候以及動物禾稼等遵從自己的意志”。⑥由于先民們相信一種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便企圖通過一種特殊的方式(即巫術手段)，與這種超自然力取得聯系，以達到控制自然的目的。在我國，一些古代文化活動和某些藝術種類的起源都與巫術活動緊密相聯。中國古代有“楚人信巫”的說法，楚文化中的樂舞即是伴隨巫術活動進行的。“祭鬼以獨舞，祭神以群舞”，可以推斷，當時必有一整套已趨于程式化或已經程式化的巫術儀式。

原始文化中的圖騰崇拜與巫術行為，涉及的地區這樣廣泛，持續的時間這樣長久，那么，對于根植于古老民俗中的民間藝術的影響則是不可低估的。

三民間藝術分析

由于時間的流逝，現在的民間藝術已基本上改變了最初的用途，成為一種民俗藝術。然而當我們研究民間藝術的起源時，仍可窺見原始宗教的痕跡。

流行于我國各地的民間“社火”，其雛形被認為是“大攤儀”，相傳為黃帝所創。最初“大攤儀”是以“擊鼓呼噪”方式進行的巫醫儀式，用于治病。以后又變為驅山鬼的儀式。至周代，大攤儀已成為朝中法定的歲末大禮。除夕之夜，周夭子命方相氏蒙熊皮、戴面具;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隸扮神獸，以驅魔逐疫，打鬼開路。這一場面的描寫，見《周禮•夏官司馬•方相氏》。此時的大灘儀，之所以蒙熊皮、戴面具，說明還有圖騰崇拜的性質，.是熊圖騰的體現。到漢代方相氏變為黃金四目，并出現十二曹。漢以后，世俗因素的影響，“大攤儀”越來越擺脫原始圖騰崇拜的含義。晉代，方相氏變為金剛、力士等佛門神抵。宋代.金剛、力士又變成判官、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以及鐘馗、灶君、土地、門戶等世俗化的神。從大攤儀的發展衍化可以看出，具有原始圖騰崇拜與巫術意味的儀式，如何一步步趨于世俗化、娛樂化，直至發展成民間的“社火”的。但原始的痕跡仍殘留在其外部形式中，從貴州安順地戲臉譜上還可看到大攤儀的影響。

在我國，民間節日同時也是民間藝術活動。貼門神、畫桃板實際上是一種巫術行為，即倚仗想象中的神力，去抵制給人帶來災禍的勢力。貼灶馬也是保護家庭安寧的手段。灶王，有人說是黃帝、炎帝死而為之，也有人說是祝融或張子郭。“灶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⑦，所以人們供奉他。

正月十五的鬧花燈，據載起于周穆王時代靈拾遺記》講穆王認為花燈是一種神燈，其神力可使人長生。這說明杖花燈的起源不在于娛樂，而是內含了人們相信超自然力存在的觀念C時間的推移使花燈的宗教色彩漸漸隱沒，轉變成節日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