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方興未艾的文學批評方法，生態批評研究的內涵和外延在文藝理論界還沒有形成完全一致的共識，但這種批評方法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在反人類中心主義的前提下，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認識。生態批評的發起人之一格洛特費爾特在她為《生態批評文摘》所寫的導論《環境危機時代的文學研究》里給生態批評下了一個定義：“簡明扼要地講，生態批評是對文學與物質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生態批評對文學研究采取了一種以大地為中心的態度。”［１］也就是說，“生態批評是對傳統文學研究中以‘人’為中心的一種反撥，它強調以‘大地主義’而不是以‘人道主義’為中心”［２］。“大地主義”是“生態中心主義”的形象化表述，意指人類應該像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以平等和友伴的態度與自然和諧共處，而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態，為了滿足自身不斷膨脹的物欲，任意掠奪、破壞自然，造成人與自然的對立關系，最終回歸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伊甸樂園。這種批評旨在以文學的影響力加強人類生存危機意識，促成可持續發展的態勢，既體現了文學對人類生存現狀的密切關注和社會責任的主動擔當，更體現出文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深層意蘊，其現實價值和社會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思考的是，“大地主義”或“生態中心主義”的核心指向究竟是什么？其主體究竟何指？“生態中心主義”把“人道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作為其批判的對象，而產生于西歐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是對神本主義的反叛而不是對自然的背離，人的對立面是控制人的神而非自然；作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典范的伊甸園，其主宰者也并非飛禽走獸、草木花果，而是人與自然共同的造物主亞衛（耶和華），而神顯然不可能成為生態批評的核心主體。所以，說到底，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是人的物質欲望惡性膨脹后，人背離了其內在自然和本真狀態，失去了其自然本性而產生的連鎖危機，是人的種種失衡中的一個分支。解決問題的關鍵首先還是要解決人自身的問題，生態中心主義的主體依然是人，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考察也應建立在對人自身體系的考察之上。生態批評的深層內涵首先應該是檢視人與其內在自然之間的關系。

作為易卜生代表作之一的《人民公敵》（１８８２）揭示的是在對大自然進行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懷有私心的各色人等表現出來的種種丑陋世相，講述的是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在捍衛人的自然本性、呼喚回歸人的內在自然諸如正直、良知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和抗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引子，人對其自然本性的背離才是問題的實質，人心的淪喪導致了他們與社會、自然關系的扭曲，人對自然本性的回歸是作者始終不易的追求。思想巨子易卜生終身努力的目標無非是對被染污的人的精神生態的維護和修復。

一、生態批評的核心問題是人必須回歸其自然本性

在生態批評的討論中，人類中心主義被當作生態危機的價值論源頭而成為眾矢之的，這種批判一直回溯到古希臘時代，甚至追蹤到創世神話中以人為世界中心的思想。這種反思是深刻而徹底的。然而，在這股批判大潮中，許多概念仍需要仔細辨析和認真厘清。

希伯來創世神話中人被放在最后一天創造出來，并讓他成為萬物的主宰，人作為世界中心的位置得到確立。但這種中心不是指向人的權力，而是指向他的潛質和責任。意大利哲學家皮科•德拉•米朗多拉在《論人的價值》（１４８９）中寫到：“上帝在創造世界的最后一天創造了人，是為了讓他認識這一大千世界的規律，學會熱愛這一大千世界的美，贊嘆它的瑰麗壯闊。造物主對亞當說：‘我不把你束縛在一個限定的地方，不強制你必須從事規定的事業，不用必然性捆住你的手腳，目的是讓你根據自己的心愿去選擇自己樂意的地方、事業和目標，并支配一切。其余生物都具有狹隘的天性，因此自身內部就受到我所確立的那些規律的限制，只有你一個不為任何狹隘的范圍所鉗制，可以在我交到你手里的那一自然界中隨心所欲地立標定界。我把你創造成不是天上的生物，又不是純粹地上的生物，不是必須死的生物，又不是不朽的生物，目的是使你超越束縛，自身成為創造者，親手塑就自己最終的形象。你有可能淪入動物界，但也有可能僅靠你內心的意志升華為神一般的生物’。”［３］這段話至少包含了三層含義：第一，人有高于其他生物的特性；第二，人有能力理解上帝創造萬物的意圖，他是這種創造的見證者和贊美者，而并非對萬物予取予奪的特權者；第三，人具有二重性，神性和動物性，當人不斷超越自我、更新自我時，神性的一面就會得以張揚，從而無限趨近于永恒；反之，人則會喪失作為人的特點，成為只有物質生命的速朽的生物。“人”的內涵是替天行道的使者，這和中國傳統文化中把人與天、地并稱為“天、地、人”三才內涵是一致的。人能否與天地同列，不是看他擁有了什么，而是看他是否具備了與天地相同的開闊胸襟、高遠境界和浩然正氣。

古希臘哲學中首先關注人類自我的是公元前５世紀的智者學派，其代表人物普羅塔戈拉的名言是：“人是萬物的尺度。”不僅再次肯定人作為世界中心的地位，且賦予人的一切需求以合理性。這種說法聽來很令人振奮，但由于沒有對人性的構成進行分析和辨別，所指含混、蕪雜從而可能成為人的動物性一面泛濫橫行的理論依憑。蘇格拉底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命題的漏洞，鮮明地提出了“認識你自己！”的命題，明確指出并非人的一切需求都可以成為自然的尺度，而只有道德與善的需求才值得肯定和倡導，只有利己同時利他的需求才具有合理性，德行是眾善之首。有了這種限定，在強調人的主體地位的同時，又把人的本真狀態定義在理性許可的范圍內。

由此可知，希伯來神話和希臘哲學一開始就強調人的主體地位意味著責任和使命而非特權。但令人遺憾的是，后世，尤其是文藝復興時代，急于擺脫被經院哲學和教會長期奴役的人們對這一思想的理解發生了偏差，在人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得到空前釋放的同時，理性也成為人的意志不受控制、任意肆虐的借口，放大了作為大地之子的人的傲慢。盡量多的獲取、占有，恣意隨順本能需求等縱欲行為被誤當作解放的標志，妄自尊大、唯我獨尊的思想，科學的發現、生產力的提高，使人類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忽略了其他生命的存在，成為今天人類欲望無限膨脹的濫觴，其負面影響隨著社會進程的推進越來越清晰地彰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