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建構視域下英譯本《李清照詩詞全集》探析

　　摘 要: 美國詩人雷克斯羅斯和華裔學者鐘玲合譯的 《李清照詩詞全集》是譯介李清照及其作品的重要譯本。本文從形象建構視域出發，探究該譯本塑造的李清照及其作品形象。兩位譯者在各自意識形態及詩學觀的影響下，通過翻譯選材、翻譯方法、譯文注釋等手段，突破源語文化及前譯本中李清照柔弱女性這種刻板印象，為英語世界讀者呈現出了一個巾幗不讓須眉、勇敢、自由的李清照形象，同時其作品也因雷氏的創譯而凸顯出 “異國情調”。譯本對李清照及其詩詞形象的重塑在英語讀者中得到了認同，促進了李清照詩詞作品在海外的傳播。

　　本文源自劉錦暉; 文軍，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發表時間：2021-05-11《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是由解放軍外國語學院主辦的外國語言文學學術性刊物。學報主要面向外語教學與研究工作者，為中文常用外國語類核心期刊和中國人文社科學報核心期刊，是《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入編刊物。

　　關鍵詞: 形象建構; 李清照詩詞全集; 雷克斯羅斯; 鐘玲; 意識形態; 詩學觀

　　0. 引言

　　李清照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杰出的女作家，自 20 世紀初至今，李清照及其作品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已經有了近百年的歷史 ( 劉錦暉、文軍 2020) ，中西譯者為李清照成功進入英語世界做出了 重 要 貢 獻。其 中，美國詩人雷克斯羅斯 ( Kenneth Rexroth) 和華裔學者鐘玲 ( Chung Ling) 合譯的 《李清照詩詞全集》( 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1979) ( 下文簡稱 《詩詞全集》) 一直在英語世界頗受歡迎 ( Tsai 2008; 季淑鳳、李延林 2014)。《詩詞全集》是第一個將李清照詩詞全部譯出的譯本，并且在美國漢學家艾朗諾 ( Ronald Egan) 2019 年譯本 《李清照作品集》( The Works of Li Qingzhao) 出版之前，該譯本是英語世界唯一一部李清照詩詞作品的全譯本，對李清照和她作品的譯介有著特殊的意義。雖然已有學者探究過該譯本的譯介貢獻，如葛文峰 ( 2016) 稱贊該譯本在諸多美國李清照詩詞英譯本中 “影響最大、流傳最廣”，不過譯界缺乏對這一譯本獨到之處的多維度剖析及其價值挖掘。本文從形象建構視域對這一譯本進行考察，采用 “描寫-解釋”的研究方法，對譯本內容進行多維分析，并結合李清照作品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史，來探究該譯本對李清照及其作品的傳播價值。

　　1. 翻譯與形象建構

　　近些年，形象學研究范式逐漸在翻譯研究中興起，它為翻譯中的形象研究帶來了成熟的概念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外研究者對兩個學科的結合都給予了積極的探討 ( Kuran-Buroˇglu2000; Flynn et al. 2016; 王運鴻 2018) 。在當代形象學中，形象的本質是作為一個 “社會文化構念”，形象和身份不再是民族與生俱來的特征，而是在社會生產和傳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與特定群體相聯系的特性和身份 ( 王運鴻 2018: 87) 。法國形象學學者巴柔 ( Daniel-Henri Pageaux) 對 “形象”的解釋是: “形象就是對一個文化現實的描述，通過這種描述，制造了 ( 或贊同，宣傳) 這個形象的個人或群體，顯示或表達出他們樂于置身其間的那個社會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虛擬的空間”( 孟華 2001: 156) 。翻譯研究和形象學研究都注重形象或身份的建構本質 ( the constructed nature of image or identity) ( Leerssen 2007: 24) 。形象學更關注的是體現在形象中的 “他者”和 “自我”關系。

　　其實從翻譯研究的 “文化轉向”( cultural turn) 后，翻譯所具備的文化改寫和操縱功能就被凸顯出來。巴斯奈特和勒弗菲爾 ( Bassnett & Lefevere 1990: 15) 曾闡明: 翻譯作為改寫方式之一，會對建構作家及作品形象發揮作用。勒弗菲爾 ( Lefevere 1992 /2006: 125) 隨后的論述: “翻譯不僅投射了原作及原作所屬世界的形象，而且還會為了保護目的語文化而改寫或者屏蔽那些與目的語文化差異過大的形象”，進一步指明了翻譯是形象建構的一個有效手段。從形象出發，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觀察翻譯對 “文化他者”和 “文化自我”的塑造功能以及翻譯重建他者形象的過程; 另一方面，還可以考察形象對翻譯生產、接受的影響。

　　因此本文首先分析 《詩詞全集》建構了怎樣的李清照及其作品形象，并在英語世界獲得了怎樣的認同? 在此基礎上，結合兩位譯者的不同文化身份，分析形象建構背后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因素。

　　2. 英語世界早期的李清照譯介及李清照形象

　　李清照雖然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女作家，但是作為中國古代女性群體的一份子，在男權社會中是弱勢的 “她者”，她的作品在歷代的接受都要受到來自 “正統規范”的批判或者擇選，進而形成了一些對李清照認識上的刻板印象。長久以來，人們津津樂道的是她的詞學成就，其所作閨怨、離情詞更是多被傳誦，加之李清照的詞通常會被解讀為自己的生平經歷，導致這些詞作塑造出的李清照是嬌弱、惹人憐愛的。這種印象也被翻譯帶入了英語世界。英國翻譯家克拉拉·甘霖 ( Clara M. Candlin) 1933 年的英譯本 《風信集: 宋代詩詞歌賦選譯》 ( The Herald Wind: Translations of Sung Dynasty Poems， Lyrics and Songs) 中只收入了李清照的 《聲聲慢》和 《武陵春》，譯者為譯文添加了標題 The Widow，凸顯了孀婦形象。詹姆斯·韋陀 ( James Whitall) 轉譯自法國譯者朱迪特·戈蒂耶 ( Judith Gautier) 的譯本中對李清照的評價是: “她的作品唯一主題就是她 ‘那因為孤獨而傷痕累累、滴血的心’”( Whitall 1918: 15)。《李清照評傳》( Li Ch'ing-chao，1966) 的譯著者胡品清 ( Hu Pin-ching) 對李清照思想的評價是 “李清照的作品主題極其有限，她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和丈夫”，她認定 “李清照并沒有社會意識，她喜歡享樂 ( pleasure loving) 、是貴族范的 ( aristocratic) ”( Hu 1966: 63-66) 。

　　《詩詞全集》這一譯本出現前，英語世界翻譯的主要是李清照的詞。1926 年，冰心在美國韋爾斯利女子學院完成的碩士論文 “李易安女士詞的翻譯和編輯”中翻譯了 25 首李清照的詞。美國漢學家艾思柯 ( Florence Ayscough) 在她的研究專著 《中國女性: 昨天與今天》( Chinese Women: Yesterday & Today，1937) 中翻譯了李清照 12 首詞、2 首詩。華裔學者許芥昱 ( Hsu Kai-yu) 在 1962 年的 《現代語言學會會刊》( PMLA) 中撰文對李清照及其詞作做了簡介，并選譯了 20 首李詞。胡品清在 《李清照評傳》中翻譯了 54 首李詞、詩僅 2 首。何趙婉貞 ( Lucy Chao Ho) 的譯本 《人比黃花瘦: 李清照生平與作品》( More Gracile Than Yellow Flowers: The Life and Works of Li Ch'ing-chao，1968) 也只是翻譯了李清照 43 首詞。譯介以詞為主自然與李清照的詞學成就相關，不過這樣的譯介現狀卻不能完全地反映李清照其人和作品的全貌。

　　3. 譯本 《李清照詩詞全集》及其形象建構分析

　　《詩詞全集》在翻譯選材上突破了前譯者以譯詞為主的翻譯定式，收入了李清照所有的詩，譯本還包括豐富的副文本內容，包括鐘玲撰寫的李清照小傳以及對譯文的注釋。譯注不僅是一種翻譯策略，還具有重要的 “文化功能和內涵”( 魏家海 2019: 109) ，能夠發揮對文化形象的塑造功能。本部分將通過對翻譯選材、副文本和翻譯文本的分析來觀察 《詩詞全集》塑造的李清照形象。

　　3. 1 首譯 17 首留存詩———李清照的政治書寫

　　李清照的存世作品中除了久負盛名的詞作，還有 17 首詩以及零散的文賦。國內對李清照的接受一直以來都是宣揚其詞作成就，詩、文賦則不受重視 ( 成善楷 1981; 陳祖美 1995) 。同樣，在英語世界，這 17 首詩很長時間沒有得到足夠關注。《詩詞全集》則是以 1962 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的 《李清照集》為底本，《李清照集》輯錄李清照詞 79 首，其中包括 35 首歷來懷疑不是她的作品，此外，還有詩 17 首、文 3 篇和 《打馬圖經》及賦、序等若干篇。雷氏和鐘玲選擇了其中確定為李清照作品的 44 首詞以及存疑詞中的 6 首，共計 50 首，并將 17 首詩盡數收入。盡管中國古詩和詞在行文規范上有顯著區別，且將詩和詞并置在一個譯本中意味著對譯者翻譯實踐的巨大挑戰，雷氏和鐘玲還是突破了前譯者們的選材局限，極力向英語世界讀者介紹李清照的詩作。李清照的詞和詩風格迥異，通過李清照的詞，讀者容易將其解讀為 “一個弱女子，不僅在身體上瘦弱似黃花，常常掩面而泣，尋尋覓覓，而且在精神上似乎也相當柔弱倦怠，無精打采”; 然而其詩則不同，“這些詩大都具有強烈、深刻的政治批判色彩和對英雄主義人生觀的歌頌。這些詩與民族興亡直接相關，幾乎沒有一首是對個人際遇的哀嘆，充分顯示了李清照卓越的政治眼光、民族氣節和雄偉的胸懷”( 孫乃修 1981: 30) 。鐘玲亦認為 “在清照寫就這些詩和文賦時，她沒有將自己等同于女性” ( Chung 1975: 129) 。譯本將 17 首詩中的 13 首歸類為 “諷”( Politics) ，凸顯了李清照寫作政治題材詩的能力，突破了傳統女性身份的設定對她能力的框定。

　　此外，譯者在注釋中對李清照做詩的意圖進行了闡釋，進而能夠引導讀者去發現李清照對政治時局的批判意識。例如在對 《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二首》第一首中的個別詩句解釋后，譯者進一步指明 “李清照在該詩中說明唐明皇被蠱惑，對朝廷中的腐敗視而不見， ……此詩是異乎尋常的勇敢言辭，因為她在暗示當時宋代朝廷內的權力斗爭”( Rexroth & Chung 1979: 106) 。再如在 《夏日絕句》的注釋中，譯者首先介紹了項羽戰敗的歷史背景，然后指出 “在該詩中李清照暗示了她對宋代朝廷南逃的批評”( Rexroth & Chung 1979: 112) 。此類注釋還有多處，在此不一一列舉。艾思柯以及胡品清在各自譯本中也翻譯了 《夏日絕句》，對比兩者在譯本中對該詩的注釋，譯者的意圖顯露無遺。艾思柯認為，李清照寫這首詩是在闡發自己與項羽當年一樣，陷入了困頓落魄 ( in poor and poverty) 的境地 ( Ayscough 1937: 191) ; 胡品清認為，該詩是作者對歷史過往的感嘆，而并沒有將此詩與李清照的政治見地關聯起來 ( Hu 1966: 93) ; 但是雷氏和鐘玲的注釋則將該詩視為一首政治諷刺詩，以彰顯李清照的政治見地。

　　可以說，雷氏和鐘玲突破主流選材規范的做法的確重新塑造了李清照的形象，使得英語世界讀者對李清照的寫作有了新的認識，文學評論家麥克勞德 ( Russell MecLeod) 對譯本的選材大加贊賞，因為這樣可以讓讀者感受到 “李 ( 清照) 一方面擅長書寫傳統的 ‘棄婦’ 主題，而另一方面她還可以在詩中表達對政治的深刻觀察”( MecLeod 1981: 174) 。

　　3. 2 生平小傳———巾幗不讓須眉

　　傳記作為一種敘事手段，書寫的是人物的生平事跡和精神風貌。在功能上，傳記除了記錄人的 “生命史、精神史”，還兼有 “塑造人物形象”的功能 ( 杜書瀛 2018: 65) 。譯本中鐘玲為李清照寫的小傳則更能直接體現李清照的人物形象。

　　3. 2. 1 李清照的多元身份

　　鐘玲在翻譯 《詩詞全集》 之前便在文章 “李清照: 復雜人格的另一面” ( Li Ch'ingchao: Another Side of Her Complex Personality) 中指出: “在卷帙浩繁的 《宋史》中，對于這位最偉大的中國女性作家李清照的正式記錄只有寥寥 24 個字。在漢代以后，嚴肅文體例如詩、文和回憶錄都是男性文人的專利” ( Chung 1975: 126) 。這一方面說明，鐘玲在為李清照沒有留下正式紀錄而惋惜、甚至是打抱不平，另一方面也說明后人為李清照做傳記的必要性，這或許也是鐘玲在譯本中為李清照寫傳的原因之一。鐘玲筆下李清照的身份是: “李清照不僅是偉大的詩人，她還是歷史和古典學者、文學批評家、藝術收藏家、金石專家、畫家、書法家和政治評論家”( Chung 1979: 83) 。李清照被冠以如此多的頭銜在英譯本中還是第一次，且 “政治評論家”的標簽是前譯者從來沒有用過的。鐘玲想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多面的李清照。

　　3. 2. 2 李清照的 “士大夫”形象

　　在介紹中，鐘玲對李清照及其家庭所處的政治環境著墨很多，用了 4 頁的篇幅來介紹宋代朝廷內的權力之爭，鐘玲對復雜政治環境的渲染意在凸顯 “然而這些權力斗爭并沒有減弱李清照的政治熱情 ( her interest in politics) ”( Chung 1979: 88) 。鐘玲將李清照刻畫成 “一位熱切的愛國主義者 ( a fervent patriot) ”，“她寫詩諷刺那些逃亡派，她的家國情懷更是體現在了 ‘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這樣的詩句中”( Chung 1979: 88-94) 。

　　鐘玲在介紹中還特意說明了李清照與趙明誠共同完成了 《金石錄》的研究，并強調 “李清照從事對金石作品的學術研究與收集是非同尋常的，因為這些活動完全是古代文人與士大夫所為”，故而鐘玲評價她 “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最自由的女性”( Chung 1979: 89) 。

　　3. 2. 3 合情合理的再嫁

　　李清照再嫁問題歷來備受古今學界關注，爭論亦十分激烈。在雷氏和鐘玲之前的譯者對此問題亦有不同態度: 胡品清在譯本中認定李清照并無再嫁之事，艾思柯、冰心對此話題并無涉及。鐘玲雖并沒有找到新的證據來對這一話題進行澄清，但是她認可了學界支持李清照再嫁的觀點，并對那些否定李清照再嫁的觀點進行了批判: “他們均是受到了中國 13 世紀興起的理學 ( Neo-Confucianists) 影響，且這些人的否定動機是出于他們希望偉大的女詩人的個人生活不能有瑕疵 ( stainless) 的理念”。鐘玲認定 “李清照再嫁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符合宋代歷史語境的”( Chung 1979: 93) 。

　　通過小傳，鐘玲為英語世界讀者呈現出一個全新的李清照，她不再是那個只能吟唱離情別緒、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典型傳統婦女，她可以善詩好酒、可以激昂文字、可以有再嫁的自由。如此自由、果敢的李清照形象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力，并在英語讀者中得到了認同。麥克勞德 ( MecLeod 1981: 174) 驚嘆道: “李清照享有如同男人一般喝酒的自由”;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學者羅夫曼 ( Roffman 1979: 2466) 評價道: “她的詩詞反映了她的睿智與不平凡的生活: ( 她) 是一個文史學者、文藝批評家，且是有過兩次婚姻、一次離婚史的女性”。

　　3. 3 詩人譯詩———李詞中的 “異國情調”

　　上文主要討論了譯本對李清照本人形象的建構，接下來我們通過對譯文的分析來歸納譯者翻譯方法對李清照作品形象的重塑。雷克斯羅斯作為詩詞的主要譯者，一直以來秉持的翻譯原則是 “以詩譯詩”( Rexroth 1956: xi-xii)、“創意英譯”( 鐘玲 2003: 34) 。盡管與鐘玲的合作會令譯作更忠實于原文，但鐘玲指出 “有時為了使譯文更富有詩意，雷克斯羅斯依然會不惜更改原文的意思進行翻譯”( 鄭燕虹 2011: 128) 。雷氏被認為在美國開創了最具創新的詩歌方式: 即將神秘主義與情愛詩結合 ( the most original synthesis of transcendent metaphysical and erotic verse) ( Hamill & Kleiner 1997: xi) 。雷克斯羅斯擅寫情愛詩，他曾經表示 “情愛是最高級的思考方式之一”( Hamill & Kleiner 1997: xx) 。

　　在自己詩學觀的影響下，雷氏也為譯文增添了情愛的色彩，我們來看幾處譯文。李清照有一首 《漁家傲》，其上闋內容: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點綴瓊枝膩。香臉半開嬌旖旎，當庭際，玉人浴出新妝洗”( 李清照 1962: 25) ，其中 “玉人浴出新妝洗”是來形容梅花的玉潔冰清，明艷出群。雷氏的譯文為:

　　Already，out of the snow，

　　You bring news that Spring is here，

　　Cold plum blossoms adorning

　　The glossy jasper branches，

　　Perfumed faces half showing，

　　Gracefully flutter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tyard

　　I come，my jade body fresh from the bath，

　　Newly powdered and rouged. ( Rexroth & Chung 1979: 9)

　　譯文對 “香臉半開嬌旖旎，當庭際，玉人浴出新妝洗”做了特殊的斷句，將 “香臉半開嬌旖旎”和上文譯在一起，在譯 “玉人浴出新妝洗”時插入了第一人稱的 “I come”，使得 “my jade body fresh from the bath”的對象成為了 “I”，而不再是修飾梅花。“jade body” 的描寫顯然比 “玉人”來得更加直接、顯露，情色意味凸顯。

　　再有，《行香子·草際鳴蟄》的下闋是: “星橋鵲駕，經年才見，想離情別恨難窮。牽牛織女，莫是離中。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 李清照 1962: 25) 雷氏的譯文如下:

　　Once a year the Cowboy and Weaving Girl meet.

　　Imagine the year-long bitterness of their parting。

　　Now suddenly in the midst of their love-making The wind blows first clear and then rain. ( Rexroth & Chung 1979: 74)

　　品讀譯文，不難發現譯者的譯文是在原詞內容基礎上的創譯，譯者不僅調整了原詞的表達，還額外添加了 “love-making”這一意象。此類創譯還有多處，在此不一一列舉。

　　此外，雷氏還通過注釋渲染了詩中意象的情色意味。他將 “重陽”這一節日的活動內容解釋 為 “野 餐 ( picnics on hills) 、賞 菊 ( chrysanthemum viewing) 、戶 外 性 愛 ( outdoor love-making) ”( Rexroth & Chung 1979: 98)。“黃昏疏雨濕秋千”中的 “秋千”意象，被譯者認定在中國愛情詩歌中有暗示性愛的意義 ( Rexroth & Chung 1979: 100)。“輕解羅衫獨上蘭舟”中的 “蘭舟”意象，被雷氏認為是指涉女性性器官常用的隱喻 ( Rexroth & Chung 1979: 101) 。在《漁家傲·記夢》的解釋中，“三山”被雷氏認為具有性愛神秘的隱晦意義，并據此引導讀者想象 “清照 ( 平生所作) 的愛情詩中究竟有多少是玄秘隱晦的呢”( Rexroth & Chung 1979: 116) 。這些注釋或是出于考證，或是出于譯者的主觀推斷，但無論來源如何，都為李清照的作品以及其中所描繪的中國文化增添了 “情色”的成分。當這種情色意象出現在以 “婉約” 聞名的李清照詞作中時，無疑會令譯文產生一種異國情調，更具吸引力。不過這種標新立異的做法卻可以激發英語讀者對異域文化的想象，更容易得到目的語文化的認同。該譯本自出版后又多次印刷，足見其受歡迎程度。

　　4. 形象建構與詩學及意識形態

　　法國學者巴柔認為: “一切形象都源于對 ‘自我’與 ‘他者’，‘本土’與 ‘異域’關系的自覺意識之中，即使這種意識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為對兩種類型文化現實間的差距所做的文學的或非文學的，且能說明符指關系的表述”( 孟華 2001: 155)。 《詩詞全集》由雷氏和鐘玲合作完成，兩位譯者共同塑造了新的李清照和她的作品形象，盡管二人的文化立場亦有不同。

　　雷克斯羅斯和鐘玲翻譯 《詩詞全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雷氏對李清照詞作的共情，他早在 1956 年出版的 《中國詩百首》(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隨后的 《愛與流年: 續中國詩百首》( One Hundred More Chines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1970) 和 《蘭舟: 中國女詩人》( 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1972) 中分別選譯了李清照的詞作。在零散譯介李清照的過程中，雷氏被李清照及其作品中所折射出的女性自我意識及特有的女性表達所吸引，他希望在對宋代詩人諸如李清照等人詩詞的翻譯中實現自己 “浪漫 ( romantic) 、經驗性神秘主義 ( empirical-mystic) 和反常規 ( antinomian) ” 的詩學審美 ( Rexroth 1956: xiv) 。因此，在翻譯中雷氏將自己的詩學觀注入了東方的詩學文本中，使李清照的作品形象具有了 “異國情調”，只是這種形象并非本源形象，而是譯者的東方想象。華裔學者榮之穎 ( Angela Jung Palandri) 對雷氏的譯文批評道: “對色情的狂熱 ( erotomania) 絕對只屬于雷克斯羅斯，卻絕不會和一位宋代女詩人沾邊，無論在當時人們的眼中她是如何標新立異。”( Palandri 1981: 271)

　　鐘玲，譯本的合作者，一位 “不盲從激進的女性主義者”( 王列耀 1991: 131) ，在文學評論領域中極力伸張女性的地位。在鐘玲看來，李清照的才情絕非其詞作能完全代表的。鐘玲在翻譯該譯本前后分別撰文 “李清照: 復雜人格的另一面”( Li Ch'ing-chao: Another Side of Her Complex Personality，1975) 以及 “李清照: 精神與人格的塑造”( Li Qingzhao: The Moulding of Her Spirit and Personality，1985) 。在這兩篇文章中，鐘玲對李清照的人格以及文學成就加以梳理，并對英語世界李清照詞作譯本所塑造的李清照形象進行了評判和反思，表達了對李清照詩作的重視。鐘玲指出 《詩詞全集》之前的譯本，如胡品清、何趙婉貞等都只注重了李清照的“女性形象”( feminine image) ，凸顯她的柔弱與敏感，而李清照的 “士大夫”氣質 ( the mentality of a gentry man) 卻要通過她的詩作才能體現 ( Chung 1985: 143-159) 。

　　《李清照詩詞全集》可以說是既體現了雷克斯羅斯的詩學理念，也體現了鐘玲重塑李清照形象的主旨，盡管立場不完全相同，但是兩者的合作使得該譯本為英語讀者呈現出一個不同以往的李清照形象。在選材上，他們譯出李清照的全部存留詩; 在譯本中借助注釋、介紹等副文本元素展現李清照的才情、政治修為和士大夫氣質; 雷氏的翻譯又為李清照的詩詞增添了異域情調。這些操作都使得該譯本不同于以往的譯本，為英語讀者塑造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李清照。該譯本及其塑造的李清照形象得到了當時英語世界的極大認可，文學評論家麥克勞德評論該 《詩詞全集》: “盡管專家學者對其創造性翻譯略有微詞，但是雷、鐘的合譯本面向的是普通大眾讀者。《全集》注釋詳盡，且有詩人的生平介紹，為讀者了解原作和詩人提供了充分信息，且制作精良，非常具有吸引力”( MecLeod 1981: 174) 。洛克伍德 ( William Lockwood) 以極其感性的筆觸盛贊雷克斯羅斯呈現出了李清照的美感世界: “我們很感激雷克斯羅斯的能耐，他再創了李充滿想象的詩歌之光輝，并因此把她 [李清照] 明亮、豐富的個性帶到我們生命之中”( Lockwood 1984: 406; 譯文轉引自鐘玲 2003: 41) 。

　　5. 結語

　　本文從形象建構的視角對英譯本 《李清照詩詞全集》所建構的李清照及其作品形象進行了研究，分別從翻譯選材、譯文注釋及譯文內容等層面歸納了形象的塑造，并結合譯者雷克斯羅斯和鐘玲各自的詩學觀與意識形態探討新形象被塑造的成因。研究發現，《詩詞全集》為英語世界讀者塑造出了全新的李清照形象和具有異國情調的作品形象，對英語讀者來說極具吸引力，從而為李清照及其作品在英語世界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譯本的作品形象所呈現出來的 “他者化”，這提醒我們中國文化 “走出去”的復雜性，以及中國文化外譯任務的艱巨性。翻譯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交流途徑和社會活動，不可避免地要參與到 “他者形象”和 “自我形象”的塑造中 ( Lefevere 1992 /2006) 。從形象建構視角對翻譯展開分析可以管窺文字轉換背后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與角力以及翻譯活動的復雜性。 * 衷心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和編輯部嚴謹細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