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翻譯學研究: 方向性、主導性與工具性

　　[摘要]理論翻譯學是通過反思翻譯學理論研究中產生的核心概念、采用的研究方法、構建的譯學理論以及形成的翻譯學科等，提出關于翻譯本質的理性認識，是對翻譯學的元反思。本文以元學科構建為宗旨，提出從學科史、元理論和方法論三個層面推動理論翻譯學構建，具體包括: 翻譯學學科史的方向性，即融通中外、宏微兼具; 翻譯學元理論研究的主導性，即追問翻譯本體研究的現狀和問題; 翻譯學方法論研究的工具性，即藉由方法論構建理論體系，解決實踐問題。

　　黃忠廉; 方儀力; 朱靈慧， 上海翻譯 發表時間：2021-10-10

　　[關鍵詞]理論翻譯學; 學科史; 元理論; 方法論

　　1. 引言

　　翻譯在文化交流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與之相對的是，譯學研究歷經引進、沉寂、平視、反思之后，或應進入總結期。中外譯界，從元理論角度展開翻譯學的學者不乏其人。James Holmes 1972 年曾提及將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作為譯學分支之一，可 謂 是 先 發 其 聲。Gentzler 的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 2001) 、劉宓慶的《中西翻譯思想比較 研 究》( 2005 ) 、Gambier & Doorslaer 的 The Metalanguage of Translation ( 2009 ) 、Pym 的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 2014) 等均可視為從元理論層面對現有翻譯學研究的內容與方法論的批評與反思。張柏然( 1998) 對過往的譯學研究本體論開展了橫向掃描，揭示了當代譯學研究中本體研究闕失的問題，將本體研究與本質研究相互區分開來。馮文坤( 2008) 剖析了“存在”和“本質”兩個重要概念，進一步強調元理論在哲學層面對一般翻譯研究的超越。申連云( 2011) 從現代譯論的構建視角分析了中國翻譯思想中“求真”“求善”“求美”三種模式的變更與興替，是中國傳統翻譯思想現代闡釋的有益嘗試，可視作對中國翻譯思想歷史進程的總結。曹明倫( 2006) 、譚載喜( 2017) 、王東風( 2017) 在考察中西翻譯學的建立過程后，探討了翻譯學的學科內容和體系，為其作為獨立學科的未來發展提出了若干建議。前人或零星或系統的相關研究為提出理論翻譯學框架和體系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和思想資源。繼而，在中國譯學的元研究上升階段，學界還應繼續深入發展純譯學研究。辨析理論翻譯學的方向性、主導性與工具性，思考其基本內容和走向，或能為學界提供進一步的理論參考。

　　2. 中國純翻譯學研究趨勢

　　上個世紀，尤其是最后二十年，譯學研究總體上缺乏理論自信，常表現為好用外來概念釋解甚至裁剪漢外互譯實踐和理論思考; 同時，自覺中國無概念無理論，只是國外才有概念與理論，故西人一詞一語一概念即被無限放大成理論，卻缺乏對自己識見的系統性總結和闡發。述而不作，述而小作，缺乏大作，缺乏底氣與勇氣，將致翻譯研究失魂落魄。國外的聲音越來越大，自己的聲音越來越小，一點思想火花被歐風美雨吹滅澆熄，由此促進了譯論的外來吸收，卻羈絆了自身的內在發掘。

　　新世紀以來，國內學者開始形成理論自覺，顯著表現是不再盲從國外譯論，而是開始展開對話。越來越多的學者走出國門，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在國外發表學術論文，出版學術專著。同時，國內主辦的國際性學術會議，主編或聯合主編國際學術期刊或叢書亦日益增多。在此過程中，我們從平等看待中西方譯論過渡到反思批判中西方譯論，更有學者基于中外翻譯實踐，將對翻譯的理性思考提煉成一套概念體系，引起了國內外廣泛關注，加速了中國譯論研究的國際化進程。國際化，不只是引介西方的譯學成果，將中國譯學思想從特殊總結為一般，初創理論，試創學科，才是真正的國際化。

　　以元學科構建為宗旨，從學科史、元理論和方法論三個層面推動理論翻譯學構建，并按翻譯學學科史、翻譯學元理論和翻譯學方法論三大板塊梳理有關學科的構建思想。“翻譯學學科史”宜對國內翻譯學學科歷史進行回顧與反思，澄清翻譯學學科內部的問題，為譯學未來的本體發展提供理論參考; “翻譯學元理論”宜對國內翻譯本體予以思考，旨在探索翻譯的普遍性，探索各種翻譯現象之間統一且支配各種過程的規律; “翻譯學方法論”宜分析理論背后的邏輯與方法問題，以凸顯翻譯學自身的邏輯化和科學化。從元學科的層面構建理論翻譯學，是譯學本體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

　　3. 翻譯學學科史研究的方向性

　　新世紀以降，譯學建設躍升為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的增長點，甚或望其升為獨立的一級學科，這無疑是良好的愿景。遠景如何，則有待于學科史的梳理、真問題的研究，尤其是學科本體的研究。

　　人類交流史實為一部翻譯史。而對翻譯的思考，又依次形成了翻譯思想史、翻譯理論史與翻譯學科史。翻譯學的產生與語言學、比較文學等其他學科的發展最為相關，其本身可視作一門現代性的學科，研究的問題意識、研究思路和內容莫不受到其他學科影響。而中國的翻譯學學科建立過程更為復雜，其中不僅包含了中國譯界學科意識的整體萌發，更有傳統譯學思想的現代化過程。“現代化”在此主要強調中國傳統譯學通過接納與吸收西方現代譯論融入全球化圖景的歷程; 尤其是過去 40 年，中國譯學大力引介西方理論，于反省中求變革，于吸納中求發展，傳統譯學思想不僅得到了進一步挖掘，更在西方現代譯論的關照下穩步發展，顯出旺盛的生命力。

　　與此同時，翻譯學也逐漸得到學界的理解和重視，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翻譯家的經驗之談，理論家的點滴思考，均可添入譯學的全面框架; 思想如氣，理論如水，學科如冰，構成了翻譯學成長的樣態，三者均可納入翻譯學科史的梳理。因此，在朱志瑜等 ( 2020) 基礎上爬梳剔抉，整理更為全面的論譯文獻，可歷時地全面呈現中國學界關于譯思、譯論、譯學等重要概念的反思和討論。不同論者因翻譯觀念的不同，對學科范式或有不同的理解，但總體而言，過去 40 年間中國譯學界努力將傳統譯學思想融入譯學理論建設，整體上表現出與傳統譯學不同的視角，在理論的廣度和深度上皆有長足發展，展現出一定的共生性。從翻譯思想史、翻譯理論史和翻譯學科史三大維度，呈現中國譯學視野中的翻譯學學科發展史，則可批判性地認識翻譯學學科創立和發展過程產生的思想、理論和方法。

　　理論思考不可或缺范疇工具，翻譯范疇是構筑譯論體系的基石，同時亦是學科之基。翻譯思想史著力于呈現譯學思想如何通過中西方思想資源轉移和互動，展現思想的內在譜系，進而更好地理解思想產生和發展背后的復雜成因，從思想本身的結構和歷史中挖掘翻譯學在中國的建構歷程。翻譯理論史強調理論對經驗世界的解釋力度，從現象研究中抽出翻譯理論的特質和理論意涵，系統分析這些特質，以豐富學界對中國翻譯現象、實踐和事件之理解，以之為據理解翻譯學學科建構的現實基礎。翻譯學在中國從有名無實到名實趨一，已邁出可喜的跬步; 此前理論與實踐相互脫節，現在既有接近，又有間距，促進了學科日趨成熟。翻譯學學科史以翻譯思想史和理論史為基礎，理解和分析學界對翻譯學學科本體與體系的認識，鋪呈翻譯學學科在中國由個人散見發展成系統性獨立學科的圖景，反映中國譯界對翻譯學學科框架和學科內容的認識發展過程。

　　作為理論翻譯學重要的組成部分，翻譯學學科史旨在以正確理解和解釋現有理論為基礎，進一步展開反思與批判; 在歷史承繼的基礎上從元學科的高度進一步追問翻譯學的研究對象，清理譯學思想、理論以及學科史料，有助于后學身處歷史之中，在邏輯思維層面考量翻譯的普遍性問題，推進翻譯學的本體研究。這一途徑或有利于將學界已取得的共生性轉化為互補性，提出共識性的翻譯學學科內容和體系，中國的翻譯學或能以本體研究為核心獲得進一步發展。

　　中西語言和文化的源流有異，翻譯作為跨文化交流的行為方式同樣有別，其思想、理論和學科的發展盡管殊途，行至今日，卻正在同歸。回顧歷史，借力打力而不自我發力、只破不立者多，自帶批評的答案、有破有立者少。尤其是在中國，1980 年代以來，中國對國外翻譯思想和理論從引進到原創，日趨同步，甚至在翻譯教育、技術等研究領域有所超越。不拒外來，不瞻馬首，不厚古薄今，不妄自菲薄，真正虛懷，理性批判，理論翻譯學才可真正有所構建。

　　未來如何構建? 充分學習西方的分析能力，不忘發揮本土的綜合能力! 為此，領域分清主次，整體理出枝干，視野融會內外。賦傳統譯論以科學形態，煉當下實踐以理論范疇，一面澄清概念或術語，一面宏觀規劃框架體系，既入微洞悉，也宏大敘事，不失為理論翻譯學構建的路徑。

　　4. 翻譯學元理論研究的主導性

　　理論研究以“問題”為起點，講究系統性、條理化和“問題意識”，旨在解決問題，形成對經驗世界的系統性知識，產生翻譯思想，形成譯論。整理譯思正是歷史承繼的最佳途徑。翻譯之“思”若進一步升華或凝華，再細分，可形成翻譯之思想、之理論、之學科; 對上述三者的再思考，則成為翻譯之“元”思考，也即所謂的“哲思”。“元”( meta) 即“本初”“開始”“基本”之意。“元”概念之于學科研究始于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20 世紀初他提出了元數學概念，欲以整個數學研究為對象，對超越數學的具體問題進行研究。元學科層面的反思，是哲學層面的超越，是將整個學科作為研究對象，探明其預設問題，通過研究元科學概念和元科學問題，研究其中的認識論、方法論和本體論，最終推動學科的科學發展，消除學科內部的疑惑，促進正確知識的產生。

　　翻譯觀，即觀翻譯之所得，決定翻譯研究的一切。翻譯是何、為何以及如何是其所是? 翻譯的內涵與外延需重新審視與厘定，類似的元范疇是譯學諸多范疇中最重要的范疇，抓元范疇就是發掘譯學本體，驅動或推進整個范疇系統運行，有助于整個譯學范疇體系的建構。比如，張柏然和辛紅娟( 2009) 將當下翻譯研究分為“元理論層面”和“文化研究” 層面，重塑了翻譯理論“本體化”的重要性，將翻譯元理論與一般翻譯理論區分開來。

　　譯學研究在“文化轉向”后得到長足發展，不僅成為獨立學科，形成了穩定的學科體系，更兼容并蓄地吸收了不同學科獨特的理論范式和研究途徑，拓展了學科邊界和理論視野。翻譯對跨文化交際的功用隨之得以彰顯，譯者的主體性、慣習以及身份認同等一系列問題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后殖民主義、行為主義、生態主義等新視角應運而生，“創譯”“調停”“重寫”等新概念開啟了與傳統本體研究相關的新向度，翻譯研究整體上似已打破了兩千多年以來圍繞“忠實和自由”兩極的理論脈絡，開始聚焦新的翻譯現象，建構相關理論。

　　但跨學科的研究亦同時讓當下翻譯學面臨著本體迷失的危機，原本清晰的學科研究對象逐漸變得含混，學科的自為性也備受質疑。轉向雖或多或少與譯相關，卻逐漸將譯學研究帶離其原有范式，使其偏離本體研究。是故，立于歷史長河看轉向，無非是采取了不同的視角，看得更多、更全面，均為譯學研究之所需。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常常“轉向”，容易陷入迷失之中; 而僅對熱點“趨之若鶩”，或使得譯學研究逐漸遠離學術的家園。

　　譯學研究萬變不離其宗，需要固本開新。本體論在譯學研究中有所缺失，翻譯本質上是且僅是一種符際之間的轉化與變通，其次才是文化交流，文化的轉化與變通必經符號作為載體而實現。因為存在先于本質，把握本質之前，須捕捉對象之所在，當下炙手可熱的譯者、譯作、讀者均非譯學研究的本體，唯有翻譯行為才是其真正的本位。理論研究首先要面對其根本性對象，翻譯本體論重在強調對象“如何是”，翻譯本體落腳于行為，即 活 動。馮 全 功 ( 2012) 、張冬梅( 2015) 以翻譯學“元語言”為研究對象，從哲學的高度上繼續追問了何為“間性”何為 “目的”，對重審翻譯學內部流通的重要概念內涵提出了一系列新問題。可見，翻譯活動涉及符號之間、思維之間、文化之間的變化關系，關系本體成為翻譯的最大特征，簡言之，間性既是翻譯的本體，又是譯學研究的本體。

　　因此，有必要整理中國譯學界近 40 年來的元理論研究，從元理論方法、本體論、學科元語言、翻譯存在等方面重審翻譯的諸多范疇，如主體、客體、受體、行為、工具、目的、性質等，借以重申符際“變”“化” 作為翻譯本質對翻譯學本體研究的引導作用，如黃忠廉( 2010) 通過中西翻譯觀選析和翻譯實踐驗察，對變譯的根本屬性“變”與全譯的根本屬性“化”進行哲學剖析和義素分析，可形成翻譯變化觀，即 “變、化”共存觀。據此，可以劃分翻譯的核心類型，確立譯學基本范疇，建立翻譯方法論，確定譯學研究對象，最終建立翻譯學理論體系。與此同時，可以提供一種元學科自省式反思，通過理論翻譯學的元理論建構，促進翻譯學走出本體危機，跳出“碎片化” 的泥潭，推進譯學研究重新回歸其應有的主航道。所謂理論翻譯學的元理論，是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對翻譯學的學科內容、體系和方法展開元反思，并在這一過程中，清理譯學術語、概念、陳述和命題的邏輯結構，考察譯論的語言表述，探析核心概念的構建。基于以上考慮，以“元理論”為軸心的討論，是嘗試通過清理譯界對翻譯中的主客體關系、翻譯行為、目的、存在、屬性等重要范疇、概念和命題的邏輯和表述，探明不同理論背后的預設和認識論起點，解決翻譯學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概念含混、邏輯混亂的問題。

　　對翻譯存在本身進行形而上學式追問，拷問翻譯本體研究的現狀和問題，用以揭示中國譯學界關于翻譯學元理論層面的研究成果。事實上，雖然學界已認識到本體研究的重要性，但從翻譯學“元語言”開始的元理論探討才剛剛開始，本體論闕失和錯位的問題仍然存在，理論表述存在的概念含混和邏輯混亂的問題仍然較為突出。對翻譯學理論進行思辨式梳理，通過考察翻譯學元理論重建翻譯本體論研究的任務仍然有待完成。

　　5. 翻譯學方法論研究的工具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理論翻譯學研究彌足珍貴之處在于方法論建設。各種“轉向”旨在為譯學開疆辟域，均是譯學的應用研究或應用于譯學的研究，純翻譯學因此而必須存在、必須厚實。

　　理論翻譯學是以翻譯學為研究對象的翻譯科學的元學科，旨在從元學科層面反思翻譯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由翻譯學學科史、翻譯學元理論以及翻譯學方法論三部分組成。譯學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如今備受關注，方法論相關課程日漸增多，由此可見，翻譯學界的方法論意識正在逐漸增強，逐步促進翻譯學的發展。

　　其實，重視方法與方法論建設，乃是一個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隨著翻譯學的逐漸發展成熟，作為翻譯學元學科的理論翻譯學也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當代中國的學術視野，其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之價值與效用逐漸明晰。具體而言，本體論是核心，認識論是基礎，方法論則處于中堅環節，以方法論為基，向上可構建理論體系; 以方法論為橋，向下又可解決實踐問題。理論翻譯學的方法論應具備綜合性，于譯學各領域均有所涉及，全面有序，切中肯綮，精當而要言不煩，既有深度，又有廣度，再經過系統化沉淀，理論翻譯學之方法論庶幾可以構建。

　　一般而言，方法論從層次上來說，可分為哲學方法論、一般學科方法論和學科具體方法論。作為理論翻譯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翻譯學方法論旨在通過分析綜合、歸納演繹、假設實證、抽象概括等具體科學方法在翻譯學中的應用，考察翻譯學如何提供關于翻譯的正確知識，規范翻譯學研究，引導翻譯學研究堅守本體，始終以翻譯本質為核心進一步發展。理論翻譯學進而可通過為翻譯實踐建立理論模型，以求揭示所有翻譯現象的運行機制，通過理論條理化，解釋并預測翻譯現象。翻譯學方法論可進一步解析為翻譯思想、理論、學科研究的方法論，因為翻譯思想是翻譯認識的系統化，翻譯理論是翻譯思想的系統化，翻譯學科是翻譯理論的系統化。

　　翻譯學研究目前正在縱橫雙拓。橫向拓展的翻譯學研究可設想為洞口，直徑越大，所涉知識就越多; 而縱向拓深的翻譯學研究則似深井，井愈深，容量愈大。作為新興的研究領域，翻譯學方法研究的相關文獻相對匱乏，相關論述體系有待建構。概念邊際模糊，具體操作不夠清晰，尤其是關于研究的維度、范式、模式、語境、闡釋等核心問題的探討。相較而言，當下學界所涉翻譯研究的哲學學派、多元系統學派等討論，更多的是一種研究路徑反思，而非方法論探討。將翻譯學研究方法大概分為思想、理論、學科三部分，體現了理論翻譯學層面對方法論研究提出的新模式，亦是基于翻譯學本質進行元思考之后做出的分類。然而，三者并非界限分明，如翻譯思想研究方法，或涉翻譯理論，而翻譯理論研究方法中則又涉及翻譯學科研究方法。

　　翻譯思想研究方法論主要涉及傳統翻譯研究，囊括古今中外系統化了的翻譯認識之研究方法; 翻譯理論研究方法論則在前者的基礎上更成系統，翻譯史研究方法都歸入其中; 而翻譯學科的方法論則更加龐大、更成體系，涉及翻譯學科的方方面面，包括實驗實證、質性研究、理論思辨、學科學視角等等。

　　跨學科研究是促進學科快速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當前學術研究的總體趨勢。所以，翻譯學內部更需要融合研究，于實證研究中綜合考量翻譯的產品、過程、譯者，以譯者為對象，聚焦翻譯的產品與過程，總結翻譯的共性、規范、模式、策略等。借鑒其他學科，積極創立翻譯學自身的核心理論，進而將研究所得用于其他學科，成為方法論，使自己成為其他學科的母源學科之一，翻譯學或能真正站立起來。加強方法論建設，認識到翻譯學“元”學科方法論的重要性，清楚了解并深刻掌握理論翻譯學之方法論，對廣大翻譯學人來說意義重大，這是一切翻譯學研究所必需的根本方法論。鑒于翻譯學研究方法論的基礎薄弱，部分學人認識不足，其體系仍在逐漸構建之中，需加大力度。

　　6. 結論

　　從元理論層面對翻譯學展開批評與反思，強調翻譯學本體研究，正是理論翻譯學研究的初衷和意旨所在。翻譯學理論是對翻譯現象理論研究之統稱，是基于翻譯實踐形成的普遍性認識，兼具探索性、描寫性和解釋性，源于實踐亦可反哺翻譯實踐。理論翻譯學則是通過反思翻譯學理論研究中產生的核心概念、采用的研究方法、構建的譯學理論以及形成的翻譯學科等，提出關于翻譯本質的理性認識，是對翻譯學的元反思。由此，理論翻譯學試圖解決的問題包括( 但不限于) : 翻譯理論的研究對象與研究任務、翻譯理論的形成過程、翻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翻譯理論與其他學科理論之聯系與區別、翻譯理論批評的方法與標準、翻譯學科體系建構的依據，等等。凡此種種以翻譯理論為對象形成的反思或理論建構都屬于理論翻譯學的子范疇，可對翻譯學研究在方向性、主導性與工具性三方面分別形成學科史研究、元理論研究和方法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