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甲午戰爭中清軍的軍紀問題

　　120年前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是一場決定中日兩國各自命運的戰爭，這場戰爭最終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關于清軍在這場戰爭中失敗的原因，至今仍令人深思，這也是史學界一直比較專注的課題。長期以來，人們傾向于從政治制度、武器裝備、軍事訓練和后勤保障等方面進行研究，雖然在論述軍事訓練時會偶爾涉及到軍紀問題，但專門就清軍軍紀問題進行研究的還不多。有鑒于此，本文擬就甲午戰爭中清軍的軍紀問題略陳管見，不足之處還望各位同仁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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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戰爭是一場決定中日兩國各自命運的戰爭，清軍在這場戰爭中的失敗，標志著清政府標榜的“自強”、“求富”洋務運動的破產，但也導致了中國人群體意識的真正覺醒。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除了政治制度、武器裝備、軍事訓練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原因外，清軍的軍紀問題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清軍軍紀敗壞也是導致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下面本文將主要就清軍的軍紀問題展開論述。

　　一、戰場上高級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

　　19世紀60年代—90年代，為了鞏固統治的需要，清政府掀起了以“自強”和“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該運動使清朝的綜合國力有所提升，社會出現了歌舞升平的繁榮景象，有人譽之為“同光中興”。與此同時，社會上貪圖享樂的奢靡之風盛行，軍隊也不可避免的受此社會風氣的侵蝕，清軍軍紀日益松弛。在戰場上主要表現為高級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無論是陸戰還是海戰都是如此。

　　先說甲午陸戰，直隸提督葉志超被派往朝鮮后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牙山戰役中，他裝扮成女人逃走。在成歡之戰前，他基于自身安全的考慮分兵兩路于聶士成軍后方，這種違背作戰原則的戰法就連日軍也百思不得其解。在成歡之戰正酣時，他竟不顧友軍的死活率軍奪路遁逃。

　　及至抵平壤，擔心朝廷怪罪，他竟慌報軍情，“飾敗為勝，欺君邀賞”，朝廷也不辨真假，賞銀兩萬兩予以褒獎，并擢升他為平壤諸軍統帥。他并沒有吸取成歡之戰的教訓，鼓舞士氣積極備戰，而是怯懦畏戰，只在城內外筑壘防守，不扼守險要地形，也不派兵偵探敵情，甚至提出撒軍之議：“敵人乘勝大至，鋒芒正銳，我軍彈藥不齊，地勢不熟，不如各整隊伍暫退璦州，養精蓄銳，以圖后舉[1]。”只是由于遭到左寶貴等將領的反對才作罷。加上此時他的小妾也寫信勸他多替家里的妻妾著想，本來就貪生怕死和迷戀于酒色的他于是故伎重演，在平壤之戰的緊急關頭選擇了棄城而逃，一路狂奔500余里退過鴨綠江進入中國境內，朝鮮落入敵手。正如有的日本歷史學者認為的那樣：“清兵仍然有繼續戰斗的可能性。但是，總指揮官的失敗主義招致了大潰退，使日軍在第二天早晨幾乎是在沒有流血的情況下就占領了平壤[2]。”

　　日軍在占領了平壤后，將侵略戰爭擴大到鴨綠江和遼東地區，此時駐防鴨綠江沿線的清軍有4萬余人，在兵力上要多于日軍，但不到3天就被日軍打得潰不成軍。日軍轉攻大連，大連守將趙懷業毫無抵抗之心，早在日軍圍攻金州時，就督促兵勇提前將自己的私產裝船運走，此時一炮未放就逃往了旅順。結果，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克虜伯巨炮和充足給養的大連灣炮臺就這樣落入了日軍之手。

　　再說清朝經營多年、耗費了巨大財力建設的旅順。就地理位置而言，旅順與大連灣互為犄角，擁有五十多座炮臺，百余門大炮，駐守這里的清軍也達萬余人。如果守將指揮得當，密切配合，憑借有利地形在此擊潰日軍也不是沒有可能，結果卻不戰自亂。當日軍進犯旅順時，守將除徐邦道孤軍奮戰外，其余大都逃之夭夭。旅順船塢工程總辦龔照玙不諳軍事，且“貪鄙庸劣”，未見敵軍就攜家眷細軟乘汽艇逃往煙臺，留守旅順的趙懷業見大勢已去，故伎重演逃離旅順，另外兩位守將黃仕林、衛汝成也紛紛效仿，其“部下清兵公然打開銀庫掠奪官銀。造船所的官吏相互爭奪，盜走貴重機材，裝上民船從海上逃走”[3]。日軍只用了短短六天時間就攻占了有“遠東第一大要塞”、“渤海的鑰匙”之稱的旅順。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朝鮮的“成歡之戰”、“平壤之戰”，還是鴨綠江的“九連城之戰”等戰斗中，清軍都丟棄了大量輜重。清軍在作戰中的表現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對日軍來說，及時解決了日軍作戰物資短缺的問題，確保了第一、二兩方面軍同時入侵計劃的順利實施。而失去食糧的清軍，則在朝鮮境內展開了瘋狂的掠奪，沿途的朝鮮民眾深受其害。

　　在甲午陸戰中高級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者比比皆是，在甲午海戰中也不乏其人。以北洋海軍“濟遠”號管帶方伯謙為例。他在豐島海戰中，面對日本聯合艦隊的突然襲擊，置“操江”號和“高升”號運兵船于不顧，為了自保匆忙退出戰斗，致使“高升”號被擊沉，“操江”號被俘。在黃海海戰中，方伯謙見“致遠”沉沒，大驚失色，于是故伎重演，謊稱“‘濟遠艦首漏水，火炮均壞，不能發射，所以退出戰場”[4]。他明知“致遠”中雷沉沒，北洋艦隊處境危殆，但仍視而不見，轉舵逃跑，在逃竄過程中還撞沉了已經擱淺的“揚威”號。除此之外，還有魚雷艇管帶王平，在日本軍艦總攻劉公島的緊要關頭，他竟帶著福龍、左一等十幾艘完整無損的魚雷艇從軍港北口私自逃跑。方伯謙和王平此舉不但削弱了戰斗力，還嚴重地擾亂了軍心。對此，參與甲午海戰的日軍高千穗艦某尉官對北洋海軍的評價還算客觀：“清國海軍實力不亞于我，且有七千五百噸之鐵甲艦，但卻一觸即潰，遺懦名于千古。由于將校士兵缺乏忠君愛國之心，惜命不惜名，故開戰伊始，勢雖甚猛，但一見敗北，便爭先恐后，狼狽逃竄”[5]。

　　二、肆意劫掠，無惡不作

　　由于清軍實行的是傭兵制度，士卒兵勇大多出身于貧困家庭，他們從軍并不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是為了生存，為了躲避饑餓、解決溫飽問題，這樣的軍隊其戰斗力可想而知。簡言之，官兵服役大多是為了獲得軍餉，他們經常因軍餉和給養問題引發騷亂，甚至肆意劫掠、無惡不作。這一現象在整個甲午陸戰中表現的淋漓盡致。

　　赴朝清軍總兵衛汝貴在平壤駐扎期間，竟然在中軍帳內明目張膽的狎妓宴樂，營哨官們亦相互效仿。戰斗中衛汝貴則臨陣怯敵，從平壤一路敗逃，途中為解決士兵的食宿問題，縱容部下強占民房、洗劫財物，使沿途的朝鮮村落一片凋零，朝鮮民眾怨聲載道。1894年10月，日軍占領了鴨綠江重鎮九連城和安東縣，在清軍棄營中發現了許多清軍在朝鮮搶掠的各類錢幣：韓錢4787貫392文、銀塊32貫200目、日本紙幣5995圓[6]。敗逃的清軍甚至偽裝成貧民模樣，混藏于百姓之中，將死亡的危險直接轉嫁予民眾，無辜百姓成為敵軍濫殺的對象。清軍在朝鮮的所作所為，給朝鮮民眾心中留下了極壞的印象。苦于清兵掠奪，被迫四處逃難的朝鮮民眾開始改變對清軍的立場：從期盼清軍到來幫助驅逐倭寇到視清軍為仇敵。

　　與清軍肆意劫掠的情形相反，日軍在戰爭中的軍紀卻十分嚴明。日軍每占領一座城市，都會頒布嚴厲的軍紀條例約束部下。比如1894年10月，日軍突破了清軍重兵設防的鴨綠江防線，將戰火燒到中國境內，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即發出訓示：“日軍侵入清國領地時的重要一點，是要管好自己的士兵和軍夫，對他們必須嚴格訓誡。……對在戰場上燒民屋者、掠民財物者、羞辱婦女者，必須軍法從事，趕出神圣的戰場。”[7]在花園口登陸的日本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嚴也發出訓令，“我軍人平素有與人為善之教示，在敵國領地須嚴禁不義舉止[8]。”日軍司令官及時發布戰地軍紀條例，對約束士兵的不良行為，防止“擾民”事件的發生無疑起到了很好的震懾作用。

　　除此之外，日軍在占領一個重要的市鎮時都會設立戰地行政機構，開放集市和勞務市場活躍經濟。對于貧困的百姓，行政部門還會開設施粥所進行救濟。日軍這樣做的目的是迅速恢復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秩序，使民眾的日常生活不受戰爭的影響。比如日軍占領安東縣后，司令官山縣有朋為此發布“告諭”稱：“我軍所敵清國軍隊而已，至爾農商民無辜，毫不加害，卻撫恤之如慈母視子。”又謂：“今本司令官觀察地方情況，憫兵力余害，民人涂炭，茲垂非常仁惠，命我所管轄地方吏，令勿納今年租稅。”[9]日軍嚴明的軍紀帶來了良好的效果，朝鮮民眾一改之前對日本軍隊“拒絕供應食物和人馬”的敵視態度，開始對作戰勇猛、軍紀森嚴的日軍表現出友善的態度。

　　三、有法不依，腐化墮落

　　北洋海軍是清政府耗費大量財力建立起來的，李鴻章在建立北洋海軍上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為了讓北洋海軍官兵都能接受正規的海軍訓練，李鴻章飾令文武將領悉心籌議，參與制定了《北洋海軍章程》，不惜高薪聘請英國教官瑯威理擔任北洋海軍的總教習，讓他負責北洋海軍的訓練，以期將北洋海軍打造成一支東亞最強的軍隊。但事與愿違，受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和奢靡社會風氣的侵蝕，北洋海軍有法不依，腐化墮落的現象層出不窮。

　　瑯威理擔任過英國海軍中校，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他對于海軍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而且對工作極為認真負責。在平日里的教習和訓練里面，瑯威理對北洋官兵的要求非常嚴格，就連提督丁汝昌也感慨：“洋員之在水師，最得實益者，瑯總查為第一，……其人品亦以瑯為最。平日認真訓練，訂定章程，與英國一例，……即在吃飯之時，亦復心手互用，不肯稍懈。”[10]

　　但是好景不長，1890年發生了“香港升旗事件”，瑯威理感到自己受辱，提出辭職憤然回國。瑯威理一走，北洋海軍軍紀松懈，操練盡費。清人姚錫光在《東方兵事紀略·海軍篇》中對此有扼要陳述：“海軍之建也，瑯威理督操極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瑯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攜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于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11]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后，在總結甲午海戰失利的教訓時，身為“來遠”艦幫帶大副的張哲溁也說：“前瑯威理來軍時，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船甚難。是瑯之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自瑯去后，漸放漸松，將士紛紛移眷，晚間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間雖照章操作，未必認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勞苦。”[12]

　　軍隊指揮官的素養對軍隊的作戰能力有著重大的影響，軍隊指揮官可以說是軍隊的靈魂。像坪井航三、東鄉平八郎等日本海軍軍官大都曾留學歐洲，或赴歐美考察過軍事，對海戰理論和戰術頗有研究。與之相比，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則出身于馬隊營官，本是陸軍將領，對復雜的新式海軍知識并不嫻熟，只是由于他是李鴻章的同鄉且對李鴻章非常恭順忠誠才被委于重任。在領導北洋海軍期間，他不但不虛心求教，認真學習海軍知識努力加以彌補，反而以自己的無知為榮。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丁汝昌不但不以身作則、嚴格治軍，反而帶頭違反軍紀，沉溺于酒色和賭博。1891年6月，丁汝昌率北洋艦隊赴日訪問，按理說在如此重大的外交場合下，丁汝昌應該有所收斂才對。實則不然，丁汝昌在訪日期間竟禁不起酒色的誘惑，參與嫖娼。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時任中國駐日使館隨員的鄭孝胥，還不知羞愧地將嫖娼的真實細節以日記的形式記載了下來。除此之外，丁汝昌還吸食鴉片，這從后來他和劉步蟾戰敗吞食鴉片自殺而死可以得到佐證。

　　上行下效，相習成風，視為故態。北洋海軍對艦員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13]然而事實上卻并非如此，“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在陸地興建私宅，貪圖安逸最為突出：在1885年到1890年的短短五年時間里，他先后在福州、威海、煙臺、上海或建或租住處達四五處之多，娶有兩房小妾(分別為19歲和16歲)，供自己居住和享樂。威海衛保衛戰期間，日軍派魚雷艇隊偷襲清軍艦隊，“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竟還上岸嫖妓未回[14]。二艦由于無人指揮，最終被日軍魚雷擊沉，數百官兵殉難，使得已經遭受重創的北洋海軍實力更加削弱。

　　對于種種軍紀不嚴、有法不依的現象，李鴻章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相反對此還比較寬容。軍紀的松弛，領導高層的放任自流嚴重影響了北洋海軍官兵的意志和斗志，為甲午戰爭埋下了失敗的種子。不可否認，在北洋艦隊中也有表現較好的將領，比如“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經遠”艦管帶林永生等，鄧世昌“不飲賭、不觀劇、非時未嘗登岸，眾以其立異，皆嫉視之”[15]但就是這些人也存在著違反軍紀的行為。《北洋海軍章程》里明確禁止外來人員住艦和在軍艦上養狗。“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卻明知故犯，私帶廣東老鄉回國，在軍艦上養狗，甚至隨意鞭打士兵。這雖然是不足掛齒的小問題，但從側面反映出他對自己要求不夠嚴格。

　　綜上所述，由于受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和奢靡社會風氣的侵蝕，清軍軍紀日益松弛：高級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有法不依，腐化墮落;甚至縱容部下肆意劫掠，無惡不作。指望這樣的軍隊抵抗侵略、保家衛國無異于癡人說夢。在甲午戰爭中，貌似實力強大的中國敗給了自己的近鄰“蕞爾小邦”日本，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結局，清軍的軍紀敗壞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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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3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315.

　　〔15〕吳敏文.軍人榮辱觀整體喪失是甲午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N].解放軍報，2006-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