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的功用及其在當代的發展趨向

　　摘要：歷史學的功用不在于“求真”、“致用”，因為求真是歷史學的職責，致用是歷史學的義務，并非歷史學獨有的品格。歷史學的功用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從史學的任務看，其功用在于記錄保存歷史、追求真實;從史家的動機看，其功用在于借史抒懷、求知釋疑、謀求生存和建設文化;從史學的作用看，其功用在于滿足人的精神欲求和生成知識;從史學的應用看，歷史學是一把雙刃劍，可以用來創造，也可以用來破壞。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精神的滿足和知識的生成將是歷史學發展的主要趨向。

　　關鍵詞：歷史學;功用;求真;任務;動機;

　　《中國歷史文物》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主管、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辦的學術研究刊物，主要刊發有關中國古代文物、考古、歷史及博物館專業的學術研究文章。

　　關于史學的功用，這是史學理論研究中一個最基本的也是一個最普通的問題。我們這里所以再次提出來，考慮到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史學的反思離不開它的觀照。孔子說，我說那么多的話，還不如講歷史顯得更深刻更明白;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劉知己說史學的作用是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章學誠要求歷史研究應切于人倫日用;柳詒徵重視通過歷史研究來修身養性;范文瀾強調史學為政治服務;等等，這些都涉及到史學的功用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研究中必須考慮它。同時，史學功用是每一個歷史學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顧頡剛看到學術的功用首先在于求真，才開始自己的歷史研究。其他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也都是在弄明白史學的功用之后方置身于歷史研究的。可見，史學功用問題是史學研究展開的前提，我們反思史學，自然應該探討這一問題。此外，史學現實的遭遇，史學危機的出現，也迫使我們對史學的功用要重新加以考察，從而為史學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策略和方法。

　　眾所周知，在傳統史學中，歷史學與政治是聯系在一起的。歷史學是政治的婢女，是為政治服務的。古代社會是“資治通鑒”，近現代以來是“為革命而研究”。思想解放以后，有人曾沿用這一思路，提出了“為建設而研究”。史學的實踐證明，這種將歷史學功用概括為“為……而研究”的話語，不僅帶有較強的主觀特性，而且簡單化了歷史學的功用，限制了歷史學的發展。更多學者傾向于將歷史學的功用區分為“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歷史學的學術價值在于求真，社會價值在于致用;歷史學家的職責是求真，致用則由政治家和決策者來完成;歷史學的功用是“寓致用于求真之中”。其實，在現代科學思想中，求真務實、實事求是是任何一門學科最基本的要求;而致用于社會、有益于人類也是任何一門學科應盡的義務。也就是說，求真是歷史學的職責，致用是歷史學的義務。作為職責和義務，求真與致用構成了歷史學同其他學科一樣的存在和發展的條件，并非是歷史學獨有的品格。因此，關于求真與致用的討論，如果不跳出“為……而研究”的“歷史學—社會”的簡單思維模式，是不可能真正科學地予以闡釋的。

　　那么，究竟怎樣才能正確地理解史學的功用呢?我們認為，必須要考慮史學自身的發展、史家個人的目的、史學客觀的作用與史學知識的管理等因素。換句話說，史學的功用的探討，應該解決包括史學的任務、史家的動機、史學的作用與史學的應用等在內的四個問題。

　　從史學的任務看史學的功用。史學的任務是史學內在的功能，是史學賴以發展的條件。人們在談到史學作用時常說，歷史是研究和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講，研究和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只是歷史學內在的功能，是歷史學的任務，而不是歷史學的作用。因為歷史學的作用是指歷史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歷史學的任務是指歷史學家與歷史學的關系。研究和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指歷史學家與歷史學的關系。但籠統地把研究和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作為歷史學的任務也是不對的。因為哲學、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任何一門學科也都是研究和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如果歷史學與哲學、人文社會科學沒有區別，歷史學豈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么，歷史學的任務是什么呢?從歷史學自身的發展來看，歷史學的任務是記錄保存歷史。這是由歷史學研究對象的特點所決定的。歷史學研究對象是事物的發展過程。而過程是轉瞬即逝的，是易變易失的。如果不把它記錄下來，保存下來，顯然歷史的研究是無以憑借，無法進行的。我國古代的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德國蘭克的“如實地敘述歷史”，都表明了史學的這一任務特征。由此，記存歷史不僅誕生了歷史學，而且成為歷史學的傳統。古今著名的史家，都有相應的歷史著作傳世，都向人們講述了一段精彩的歷史片段。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希羅多德的《歷史》，修西第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可做明證。當然，記存歷史不僅是講述一段精彩的歷史片段，而是通過講述，披露其中的內幕，揭示其中內在的聯系。比如，鴻門宴上劉邦的狡詐，項羽的仁弱;韓信的將將與將兵說，實際上透露了漢王朝建立的原因，讀者可根據自己的領悟去體驗認識。總之，記存史事，揭示史事的聯系，就構成了歷史學的任務。當然，文學也記存史事，哲學也揭示史事的聯系，這與歷史學又有什么關系呢?在我們看來，人文科學中既有文學、歷史學、哲學的分野，那么，文、史、哲相互間的任務必有本質的不同：史學是求真的，哲學是求善的，文學是求美的。在學術實踐中，歷史學的求真，必然要以大量可靠的、原始的、第一手的資料為依據，剔除虛偽的、蕪雜的材料，去尋求歷史發展的真實軌跡;哲學的求善，必然要以人生的理想、倫理習慣、政治需求為目標，摒棄丑惡的、偽劣的東西，去規范社會人生的價值追求;文學的求美，必然要以發現、昭示、塑造奇異俊秀的形象為重任，揭露、斥責丑陋的、骯臟的現象，去喚醒、激起人們的美好情愫。就學術的功用而言，歷史學的求真為人們創造歷史指出了一條現實可行的道路，哲學的求善為人們創造歷史指明了方向和目標，文學的求美則喚起了人們創造歷史的熱情，是激發人們創造歷史的動力。如此說來，歷史學、哲學和文學，是各異其趣，各司其職，相得益彰，相映生輝。但就具體的人類社會生活來講，歷史學的求真似乎更重要更顯著一些，因為哲學的求善也好，文學的求美也好，常常耽于理想，癡于嗜好，使人們脫離現實，深陷于幻想和溺愛中不能自拔。這對于個人來說，常造成事業不就，理想不遂;對于決策者來講，會釀就社會不前，民族罹災。只有歷史學會對這些癡迷者一頓棒喝，告訴他事實不是他渴望的那么好，也不是他所悲觀的那么糟，事實就是事實。歷史是無情義的，又是客觀的，它給每一個人以平等的機會。歷史學的目的就是給人們尋找出機會所在，從而給人們走向成功指出一條現實可行的道路。如此說來，歷史學記存史事揭示史事的關系，對于史家來講雖屬平常的事，然而對于社會來講，其功莫大焉!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說歷史學的功用是求真的。但是他們沒有考慮到，求真只是相對哲學、文學而言的。而就哲學、文學的實踐看，它們也追求真實。我們說它追求善、美，也只是相對歷史學來說的，實際上，歷史學也是追求善、美的。所以，把求真作為歷史學的功用，主要原因是沒有區分歷史學的任務與功用，沒有看到歷史學與哲學、文學在任務上的分別。

　　從史家個人的動機看史學的功用。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自然有其存在發展的理由，但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每一個人從事歷史研究，卻都有自己的目的。上述孔子、司馬遷、劉知己、章學誠、柳詒徵、范文瀾所努力的方向，其實表明了他們研究歷史的動機。從史學實踐看，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的動機，一般有這樣幾個：一是借史抒懷，即憑借著對歷史的敘述來表明自己的思想觀點;一是求知釋疑，即憑借著對歷史的了解來解答自己或別人在生活、工作、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問題;一是情感嗜好，即憑借著對歷史的把玩來滿足自己審美的欲求;一是謀求生存，即憑借著對歷史的研究以獲得一份生活的職業;一是建設文化，史家研究歷史，不管什么樣的動機，只要去做，客觀上都會推動歷史學的發展;不管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的觀點怎樣，客觀上都是現實要求的產物，都是時代文化建設的需要。如西方著名歷史學家蘭克聲明自己研究歷史不是要教化世人，只是要如實地敘述歷史。表面上看他的治史動機完全是出于他個人的嗜好，實際上，這是當時普魯士正日益走向強大而需要以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處理事物的現實情形的反映，所以，有人指責蘭克是19世紀最有偏見的歷史學家。由此，歷史學家個人的動機與歷史發展的客觀大勢是密切相關的，歷史學家個人的思想觀點與時代的文化建設的需要是協調吻合的。可見，“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深刻簡明地揭示了史家動機與史學功用的關系。

　　從史學的客觀作用看史學的功用。如上述，歷史學的作用是指歷史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即歷史學能否給社會帶來實惠好處。回答當然是肯定的。從歷史學家方面說，歷史學對于社會的好處可以說舉不勝舉。“前車之覆，后車之鑒”，“溫故而知新”，“彰往而察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也”，“鑒往所以訓今”，“讀史使人明智”，“滅人國者，必先滅其史”，等等，無不是訴說著歷史學須臾不可離開的作用。在這里，我們當然同意這些重視和強調歷史學作用的觀點。但是正如上述的，歷史學的這些作用，在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里也可以找得到。因而，除此之外歷史學尚有其他學科所不具備的功能，即滿足人們的精神欲求，是人們的精神家園。人生在世，除了物質的需要肉體的滿足之外，還經常要考慮精神的問題，本原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兒來?我到哪兒去?”這樣的問題會經常地、一代又一代地提出來。雖然生物學家和哲學家都在回答這一問題，但真正能現實地解答這一問題的只能是歷史學。因為歷史是人們長期延續發展的軌跡，也是人們親臨其境的，它可以告訴人們，你曾經屬于哪一族群，屬于哪一種文化，你的族群和文化曾經走過了多遠的路程，并由此使你明白，你的使命和責任，你的努力方向。古代中國的祭祖拜祖活動、譜牒的編纂與修訂，可以說都是進行歷史學的教育和研究。蘭克在談到研讀歷史的體會時說：“得以享受歷代的財富，會見往日的英雄豪杰，重過昔日的種種生活，人生快事，莫過于此。”可見，蘭克是把歷史學作為一種精神追求的。可以說，歷史學是人們的精神家園，歷史學的研究使人們的精神有所皈依，使人們的活動有了動力和目標。當然，作為精神家園，歷史學與宗教不同：歷史學的精神家園是客觀的、現實的，宗教的精神家園是主觀的、虛幻的;歷史學的精神家園促使人們直面現實，勇敢地迎接挑戰，實現自己的理想;宗教的精神家園則要求人們回避現實，逃離痛苦，耽溺于未來的幻想之中，麻痹現實的自己。當然，有的宗教也激勵人們奮進拼搏。然而，從歷史上看，這樣的宗教往往是比較偏執的，甚至是有害的。因此，與宗教相比，歷史學的精神家園是現實的，科學的，是人人都有的，也是人人都需要進出的。歷史學不僅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而且能夠滿足人們的知識需要。歷史學研究的最主要特征是詳述事物的首尾，探討事物發展的特點和本質，因為任何一個事物都有其發展的過程。從理論上講，歷史學可以把任何事物都納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圍內來予以研究探討。而人們認識事物，掌握知識，本質上是了解事物的發展，了解事物內部各個因素之間的關系和變動。因此，歷史學的研究實際上也就是生成知識的過程。比如要學習中國的教育學，就要了解中國的教育歷史，了解孔子、六藝、太學、府學、國子監、書院等等古代學校學制的變遷，自然地就掌握了中國的教育知識。同樣地，要學習管理學知識，就需要研讀管理學史。由于社會生活中新事物新現象層出不窮，需要經常地揭示與說明，這樣，歷史學也就自然地成為新知識的搖籃。

　　從史學的實際應用看史學的功用。歷史學的功用是非常大的。從現實的情況看，歷史學主要在以下方面發揮其功用：一是用于品格的修養和理想、愛國主義教育，二是用于文化知識的傳播，三是用于經驗借鑒和政治的抉擇，四是用于情趣的培育和調適。前兩者主要是在學校進行，第三者主要是一些事功人士，后者則主要是飽學之士、隱居之人或失意者。不管是什么樣的人，都離不開歷史學給他們帶來的恩惠。但是我們要說的是，在實際的生活中，歷史學的功用是復雜的。正如原子彈的作用具有雙重性一樣，歷史學的功用也是雙重的。漢劉邦可以納賢取士，贏得天下;唐李世民能夠納諫取謗，成就盛世。這些都顯示了歷史學的積極功用。漢司徒王允怕謗有鑒于司馬遷而殺蔡邕，明洪武懼亡有鑒于臣屬尾大而斬戮功臣。這又顯示了歷史學的消極功用。所以，歷史學知識也是一把雙刃劍，可以用來創造，用來推動歷史的發展;也可以用來破壞，用來阻礙歷史的發展。一般來說，諳于傳統，因循守舊，不思進取，就是歷史學消極作用的體現;而勇于創新，不拘俗套，求真務實，就是歷史學積極功用的表現。因此，歷史學的功用的發揮，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它要求人們一定要審時度勢，謹慎甄別，揀選出確實有益于人生、社會、人類和歷史的歷史知識。就此而言，歷史學家可說是任重道遠。

　　盡管我們全面地考察并論述了歷史學的功用，但現實中歷史學之發展卻不容樂觀。因為前幾年人們所憂慮的史學危機并沒有根本地改觀，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越來越卷入全球化，人們的功利觀越來越濃重，從而使非贏利的歷史學越顯窘迫。但物極必反，現實的困窘未必不是發達的前兆，未必不是發展的契機。因為，第一，在全球化趨勢下，人際的流動和遷徙成為經常，國界、民族的分野越來越小，家鄉的概念越來越疏遠。隨著不同族群的滲透，不同文化的碰撞，人們的物質欲望雖然越來越得到滿足，精神的欲求卻越來越荒蕪，人們反而會越來越感到落寞。“我是誰?我從哪兒來?我到哪兒去?”這不僅是哲學家要思索的問題，也是每一個平民百姓所面臨的問題。顯然，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歷史學的精神家園是每一個人都必須的。目前的當務之急是，歷史學要更為深入詳細地研究本民族本國家本地區的歷史，營構自己的精神家園，使平民百姓的精神有所皈依。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經濟的競爭，文化的滲透，科技的競賽，說到底是知識的競爭。有人說這是知識經濟的時代，也有人說這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知識的價值不僅被充分受到推崇，而且新知識如雨后春筍，蓬勃而生。歷史學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只有通過歷史學方法的梳理，才能使相關事物的發展軌跡上升為理性的觀念，進而系統化為相應的知識體系。“歷史從哪里開始，思維的進程也從哪里開始。”必須強調的是，全球化時代歷史學研究的內容一定要突破傳統政治史、制度史、社會史、軍事史的觀念，致力于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要突破傳統的“長時段”理論的框架，致力于“中時段”、“短時段”的研究;要突破習慣性的研究課題，致力于層出不窮的新事物和新現象的研究。這就要求歷史學的研究者更新觀念，調整知識結構，以適應新時代全球化知識的要求。第三，在當代社會，人們物質生活越來越富有，有閑階層越來越龐大，有閑時間越來越多，因此，用豐富多彩的歷史學知識去陶冶、調適人們的情感和情趣，就成為越來越重要的事情。雖然不可能達到人人以不知魏晉漢唐為恥，但以擁有豐富歷史學知識為榮卻會是人們的常態。我們這樣講不是妄自尊大，自我鼓氣，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現代西方國家歷史學發展的盛勢可做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