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論文發表民國時期韓愈研究的新變及意義

　　摘 要：韓學研究經過清代的巔峰階段后,進入到一個風云動蕩、新舊交替、中西文化碰撞最為激烈的時期———民國。 民國時期的韓愈研究一方面繼承前代優秀成果,一方面不斷追求創新,在韓集整理與校注、生平思想研究、詩文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較多成果,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諸如在研究主體、研究方式、研究重心、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階段性方面都發生較多新變,形成了韓學研究史上又一個小高潮。 考察此期的韓愈研究狀況,對韓學史研究、民國文學學術史研究以及中國文學學術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民國;韓愈研究;新變;意義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志碼：文章編號： (I 209 .9A10012435 201 903 002 1 06)1 9 1 1 -1 949)

　　《春秋》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嚴謹學風，傳播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弘揚民族優秀科學文化，促進國際科學文化交流，探索防災科技教育、教學及管理諸方面的規律，活躍教學與科研的學術風氣，為教學與科研服務。

　　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民國時期 (異常獨特的時段,是個風云動蕩、新舊交替、中西文化碰撞最為激烈的時期,這個時期的韓愈研究受到政治、思想、文化多方面的影響,呈現出與前代不同的特色。 劉真倫 《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前言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論述： “二十世紀前半期,盡管有五四運動反傳統思潮的影響,韓愈作為新儒學道統以及桐城文章的不祧之祖也長期處于被批判的地位, 但韓學的研究卻沒有停頓;即便是在戰火紛飛的三十年代,新問世的韓[1]5-6可見民國時期是千年韓學研究史中一個值得關注的階段?？疾飚斚卵芯坎浑y發現, 宋代與清代作為韓學的兩個高峰,學界研究成果頗豐,然民國時期韓愈研究的整體狀況、研究的特色鮮有詳細而系統地闡述。

　　本文對民國韓愈研究的新變試作粗淺探討,以期揭示其在千年韓學研究中的地位與作用。

　　一、民國時期韓愈研究熱點

　　民國時期的韓愈研究是繼清代之后的又一個重要階段,在詩文集的整理、生平和思想性格研究,以及韓文與韓詩研究等方面都形成了熱點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熱點之一便是詩文集的整理。民國時期的韓愈詩文集的整理數量較多,且取得了一定成果,既有白文整理本,也有校注、箋注本,主要的成果有：馬其昶的 《韓昌黎文集校注》 (1 894 -

　　1 907 年完成, 未正式出版, 但該書在民國時期較有影響)、蔣抱玄的 《注釋評點韓昌黎文集十卷詩全集四卷》 (上海會文堂書局 1 924 年版)、《韓昌黎集》 (商務印書館 1 930 年版)、《韓昌黎全集》(國學整理社 1 935 年版)、《韓昌黎全集》(世界書局 1 935 年版)、《韓昌黎全集》 (上海中央書店襟霞閣主校注本, 1 935 - 1 93 6 年版)、

　　《韓昌黎全集》(大達圖書供應社 1 93 6 年版)等。其中以馬其昶本與蔣抱玄本取得的成就尤大。馬本的最大優勢在于：除選錄 《考異》和五百家注的部分內容外,更為重要的是 “選錄了明代唐順之至清代吳汝綸等二十七家批點。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的主要成果得到了較為完整的體現”[1 ]1 0 。該書在建國后的大陸與臺灣都很盛行,研究韓愈文集都繞不開此書。 臺灣學者李建昆說： “在臺灣,學者研究韓詩多半以錢仲聯 《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為文本;至于研究韓文,則以馬其昶 《韓昌黎文集校注》為根據,兩書各有崇高的價值。”[2 ]蔣抱玄本是詩文全集本,其特色在于注釋與引證更為詳實。

　　又如詩文選方面出現了白話新式標點本等諸多新式選本。詩選方面主要有：高步瀛 《唐宋詩舉要》(出版社與年代不詳)、高劍華 《白話詳注新式標點韓昌黎詩選》 (北京自強書局 1 935 年版)、《韓昌黎詩》 (大中華書局 1 948 年版)。文選方面主要有： 莊適、 臧勵和 《韓文評注讀本》(上海大東書局 1 923 年版)、《韓文公書牘》 (新文化書社 1 933 年版)、 高步瀛 《唐宋文舉要》(北平直隸書局 1 935 年版)、《韓昌黎尺牘》 (中央書店 1 93 6 年版)、《韓昌黎文選》 (中央書店 1 93 6 年版)、 《韓愈文精選》 (國光印書局 1 93 6 年版)、 《韓昌黎文選》 (仿古書店 1 937 年版)、《韓愈文》(商務印書館 1 947 年版)、《韓愈文選》(北新書局 1 947 年版)。在諸多韓愈詩文選本中,莊適與臧勵龢的 《韓文評注讀本》頗受歡迎,在民國時期短短十余年間再版多達五次。另外高步瀛的 《唐宋詩舉要》與 《唐宋文舉要》取得了較高的學術水平：該書注釋詳博謹嚴,對于清儒研究成果多有吸收,同時還加入不少新的材料,且能與現代考古學的結論相結合,還在一些觀點上敢于懷疑朱本文字,可以說代表了二十世紀較高的學術水準。

　　生平與思想性格研究是民國時期韓愈研究的熱點之二。首先,出現現代新式論文專門對韓愈生平中的重要問題進行考證、分析,得出了一些較為可信的結論。由唐至清,有多種韓愈年譜、年表類著作, 如宋代呂大防 《韓吏部文公集年譜》、 宋代程俱 《韓文公歷官記》、 宋代方崧卿《韓文年表》、清代顧嗣立 《昌黎先生年譜》 等,對韓愈生平行事已有大致認識。民國時期有多篇論文在韓愈的籍貫及生平事跡方面有了進一步的考證。如：孫百急 《韓愈的籍貫問題》、 趙毓英《韓愈鄉里辨略》。其中趙毓英的考證細密而詳實,推翻了舊說,指出河陽才是韓愈的故里,體現了一定的現代學術觀念與學術規范。另外,對于韓愈交游與服硫磺問題也展開了探討。 董璠《韓愈與大顛》以及常根 《大顛與韓愈的談話》對韓愈與大顛之關系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予同的《韓退之與衛退之》則引清代崔述 《考信錄》提要力證白詩中的 “退之” 乃衛退之, 非韓退之,從而對林紓 《韓柳文研究法》 與章太炎 《文錄》卷一 《思鄉愿》 中韓愈服食硫磺的看法進行了反駁。

　　其次,在韓愈的人格、性格,韓愈的復古崇儒以及對佛教的態度方面均有了不同于前代的闡述。最為明顯的是,民國時期的研究分化出兩種態度截然不同的陣營：否定者極盡貶低之能事,肯定者則極力褒揚。 陳登原 《韓愈評》、 洪為法《韓愈的矛盾和委瑣》、周蔭堂 《韓白論》無一例外都對韓愈的性格與人品進行了揭露與批判：陳文指出韓愈是 “文人無行”的典范,批評他 “疾言厲色, 以欺浮屠; 巧言令色, 以諂公卿”[3 ],是一個未能免于 “惡俗”與 “勢利”之人。洪為法認為韓愈一生就在矛盾與猥瑣中掙扎,是 “銀樣镴槍頭”[4]。 周文火藥味更濃, 認為 “韓的胸襟很狹隘,見解很膚淺,思想很粗糙,并且一味的想掛 ‘圣人’ 的招牌, 他對于精邃玄奧的佛學,本不能了解,而卻大肆攻擊,認為異端邪說……他在政治上的活動,更現出他的患得患失,阿諛逢迎的心理。”[5 ]陳登原的 《韓愈評》與周作人 《談韓退之與桐城派》對韓愈的 “道”提出了尖銳的批判。

　　構建了一個頗具現代感的觀照體系①, 《韓愈文讀》中的評點對韓文的用典、 文法都有簡明新穎、切中肯綮的詮釋,對推動韓文在當時的普及具有積極意義。哲學家如馮友蘭,用西方哲學的觀念對韓愈的思想進行了評價;新文化斗士的加入,他們從新文化運動的角度出發, 對韓愈其人、其文極力批判,使民國時期在很長一個階段抑韓始終占主流。周作人是民國時期非韓群體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在嚴復 《辟韓》的基礎上對韓愈展開了全面批評：從道統、人品到文學,面面俱到,盡管在其為日偽政府服務期間說過一些肯定韓愈的話,但從其青年與晚年時期來看,還是以批判為主。周作人先后寫了 《談韓文》《壞文章之二》《古文的不通》《反對韓文公》等文,對韓愈的維護專制、 限制思想自由以及 “文以載道”進行了抨擊和貶抑。與新文化斗士站在對立面的便是堅守古文陣地的舊式文人,主要以桐城派后學或與桐城派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學者為主。如林紓、馬其昶、高步瀛、吳闿生等,他們是揚韓隊伍中的主力。林紓 《韓柳文研究法》的創作宗旨是為了在白話文的激烈沖擊下,努力保住古文的一席之地。吳闿生 《古文范》中對韓文的評點溝通中西、融貫古今,也是為了在韓文遭受白話文運動打壓的背景下,力護韓文。民國時期韓愈研究者中還有一類值得關注,那便是現代大學培養出來的新式學者,如李嘉言、洪為法、陳登原、朱自清、程會昌等。他們均受過現代大學教育,故能在韓愈研究中將中國傳統研究理念與現代西方文藝理論與科學知識相結合。

　　三、民國時期韓愈研究意義

　　民國時期的韓愈研究歷程并不長, 只有 38 年時間,然而成果豐碩, 名家輩出, 新變紛呈。由于時間短,其研究狀況長期以來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從而使其意義未得到足夠彰顯。通過上文論述,我們不難看出此期的韓愈研究作為千年韓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首先,民國時期的韓愈研究較好地傳承了清代及清前韓學研究的成果。民國近四十年的韓愈研究是在清代韓學研究基礎上的研究,故其有著鮮明的繼承性特征,它還未能完全擺脫傳統研究的內容與方法,而自立門戶。民國時期的韓集整理基本繼承宋元各種韓集刻本,而僅停留于簡單的標點斷句之層面;民國的研究論文很多內容依

　　然擺脫不了前代的一些 “公案”, 如韓愈是否服硫磺,韓愈與大顛之關系、南山詩的評價等。民國的詩話、文話及評點在形式與內容上 (如對韓文章法的評點等)對前代都多有傳承。

　　其次,民國時期的韓愈研究使研究內容更加全面,方法更加多樣,態度更加客觀公正。清代及清以前的韓愈研究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制約,在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態度等多方面存在著局限性、單一性與偏頗性。如在晚清嚴復以前,研韓者無一對韓愈 “道統”本身的正確性進行質疑,對韓愈所尊奉的儒家思想無一進行批判;在韓愈詩文的研究方法上多以傳統的評點式為主;研究內容還未涉及韓愈的生平與籍貫考證等方面;對韓愈的態度 “譽之者固多,而譏之者亦不少”[1 3 ]3 1 9 ,然而雙方都有偏頗, 不夠公允。民國時期的韓愈研究則有了較大不同：研究思想中西合璧,不局限于儒家思想一端;方法新舊并存,內容趨于全面,而揚韓與抑韓陣營中,雖不乏態度偏頗者,但多數研究者都能以較為客觀公正的態度來評價韓愈。如馮友蘭 《韓愈李翱在中國哲學史中之地位》一文認為韓愈雖然不能成為哲學家,而僅為 “文章之雄”,但他的 “道”在中國哲學史上應占有一席之地;即便是批韓最為激烈的周作人,亦有對韓愈的平心之論： “韓退之在中國卻也有他的好處,唐朝崇奉佛教的確鬧得太利害了,他的辟佛正是一種對癥的藥方,我們不能用現今的眼光去看,他的 《原道》又是那時的中國本位文化的宣言, 不失為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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