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革命修辭與德意志封建威權的碰撞

　　摘要：1792年10月到次年4月，法軍在萊茵河左岸的占領區輸出法國革命模式，包括成立美因茨共和國，這是《平民將軍》的故事背景。喜劇的主角并非歷史上法國的“平民將軍”，實為一個德意志鄉間理發師所假冒，意圖效仿法國革命在村里掀起一場暴動，執政貴族揭穿騙局，制止事端，偽革命者遭受懲戒，舊制度秩序井然。文章從戲劇形式、言語行為、威權儀式、政治象征物等方面展開分析并得出結論：《平民將軍》全劇可被視作法蘭西革命修辭與德意志封建威權交鋒的一種詩學映像，是對美因茨共和國結局的舞臺預言。

　　關鍵詞：歌德;《平民將軍》;革命修辭;偽革命者;德意志封建威權

　　一、 引 言

　　1789年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日耳曼的學者、詩人與哲學家“一致唱出贊美歌”，然而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令人震驚，啟蒙似乎未能將人們引向適度和理性(Migung und Vernunft)，革命的“護衛者(除了康德)一個接著一個變為覺醒的懷疑論者”①，席勒、赫爾德、維蘭德等知識分子都經歷了這一思想轉變。②人們同時也盡力阻止革命思潮在德意志尤其在薩克森—魏瑪地區的影響。③自1790年《塔索》發表后，歌德隨后二十年的戲劇創作都與革命主題相關，其中早期作品有《大科夫塔》(Der GroCophta)、《平民將軍》(Der Bürgergeneral)和《被煽動的人們》(Die Aufgeregten)等三部喜劇，以及斷片《奧博基爾希姑娘》(Das Mdchen von Oberkirch)和悲苦劇《私生女》(Die natürliche Tochter)。在這五部作品中，《平民將軍》是其中一部結構完整、演出后反響好、歌德本人也滿意的代表作。④

　　《平民將軍》情節并不復雜：法國大革命時期，在某個未具名的德意志鄉村小邦國，貴族和農民梅爾滕一家友愛和睦。剃頭匠施納普斯跑到梅爾滕家中謊稱自己被巴黎的雅各賓人委任為平民將軍，以“自由”“平等”之名煽動梅爾滕在村里發動一場針對貴族的革命，其真實目的僅是為了騙取梅爾滕的一頓早餐。最后法官和貴族先后趕到，揭穿剃頭匠的假革命把戲，及時制止了一場鬧劇。歌德本人坦言創作《平民將軍》是為了“甄別出德國的那些愚蠢陰險的不愛國者(Unpatriot)”，并指出“他們的欺騙精神給人們帶來的戕害已到了令人驚懼的地步”。

　　③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Bd.6， S.987;S.999.學界也因此順理成章地得出結論：“歌德并未描繪真正的革命者，而是刻畫了一個騙子，暴露出偽革命者的面目。”Theo Buck (Hrsg.)， Goethe Handbuch， Bd. 2， Dramen，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2004， S.279. 此外，歌德在劇中構建了一個規避革命風險的薩克森—魏瑪模式，即：開明執政者公正治理下的各階層各安其本分、和睦共生的理想的社會圖景。這點也已成為學界共識。

　　③而在藝術手法方面，學界著重指出第九場中最為突出的酸奶隱喻及其諷刺意蘊：施納普斯用面包隱喻占據良田的貴族，以糖比喻占有最令人垂涎的財富的教會人士， Gerhard Schulz， Die Deutsche Literatur zwischen Franzsischer Revolution und Restauration， Erster Teil， Das Zeitalter der Franzsischen Revolution 17891806， München： C.H.Beck， 1983，S.134. 還有人指出歌德以酸奶隱喻反對當時的流弊——將最質樸之物提升至革命象征物。Ruth I. Cape， Das franzsische Ungewitter， Goethes Bildersprache zur Franzsichen Revolution， Heidelberg： Winter， 1991，S.58.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的研究雖注意到修辭如隱喻的使用是《平民將軍》重要的藝術特色，然而，修辭的運用與整個主題的關系尚待進一步挖掘，從而更好地辨識劇本的意義和作者的匠心。因此，本文將分析該劇的藝術形式(修辭)與主題之間的密切關系，并指出：《平民將軍》全劇就是一部法蘭西革命修辭與德意志舊制度交鋒的舞臺劇，劇本中革命修辭的失敗對應著現實歷史中美因茨共和國實踐的結局。歌德在劇中揭示了，罔顧德國現狀而引進法國革命的政治理念不僅有內亂之虞，而且易被趁亂謀取私利的“不愛國者”所利用。《平民將軍》的喜劇形式本身也傳達出歌德作為保守改良主義者的立場：法蘭西的革命修辭必然敗于德意志的封建威權。

　　在此，首先需要界定本文所說的“修辭”以及“革命修辭”。修辭本身緣起于古希臘社會早期的演說與雄辯，是“把話語用于目的的藝術”，“是研究如何運用語言這個符號手段在那些生來就會對符號做出反應的人中間促成合作的藝術”。姚喜明：《西方修辭學簡史》，上海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1頁。新文化史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的林·亨特指出，革命的政治話語同樣具有修辭的力量，“是勸服的工具，是重新構建社會世界與政治世界的方式”

　　⑧林·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汪珍珠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7頁;第3177頁。。她認為不僅涉及語言活動的關鍵言詞、出版物、戲劇、演說屬于政治修辭，而且儀式、普遍象征物如服飾、自由帽、自由樹等標識物都是傳達并確認意識形態的革命修辭。⑧在此意義上，本文從戲劇形式、言語行為、儀式以及象征物等語言因素以及非語言因素主導的修辭行為入手，分析歌德在《平民將軍》一劇中的革命修辭的運用及其對劇本主題的意義。

　　二、 隱喻的喜劇結構：革命修辭與舊制度的交鋒

　　《平民將軍》是一部由十四場戲組成的獨幕喜劇，情節的編排完全符合法國古典主義的鎖閉戲劇范式(die geschlossene Form)。根據德國作家弗賴塔格(Gustav Freitag)總結的戲劇范式：情節發展安排為金字塔型的結構。參見Michael Hofmann， Drama. GrundlagenGattungsgeschichtePerspektive， Paderborn： Wilhelm Fink Verlag， 2013， S.21. 術語的中譯參考曼弗雷德·普菲斯特：《戲劇理論與戲劇分析》，周靖波，李安定譯，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307頁。

　　前四場是介紹人物和故事背景以及暗示沖突方向的“引子”(Exposition)，除施納普斯之外的所有角色逐一登場，呈現寧靜的鄉下領主制生活、和睦的主仆關系和富有情趣的家庭生活圖景。第五場則是“激發力”(erregendes Moment)，通過梅爾滕之口道出施納普斯今天要趁戈爾格出去務農的機會前來給梅爾滕講講“新鮮事”(119)，《平民將軍》引文全部出自《歌德全集》：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Bd. 6， Dramen 17921832， Frankfurt am Main： Dt. Klassiker Verlag， 1993，S.111149. 出自戲劇原文的引文均在文中直接加括號注明頁碼，所引譯文為本文作者自譯。

　　由此引出喜劇主角施納普斯，情節即將展開。六七八這三場順勢進入“起勢情節”(steigende Handlung)，施納普斯表演自己榮膺“平民將軍”的經過，用“自由平等”的字眼煽動梅爾滕去聯合其他村民革命。在這三場“起勢情節”的逐級鋪墊下，情節順勢進入高潮(Hhepunkt)，即第九場和第十場。施納普斯揭曉他“革命”的真實目的：從梅爾滕那里謀取一頓早餐后再以繳納“愛國稅”的名義騙取點錢財。正當他拿奶、糖、面包打比方解釋發動革命的過程時，與施納普斯有宿怨的戈爾格和勒澤及時趕回來，雙方發生械斗，沖突臻至頂峰。眼看施納普斯即將落敗而逃，梅爾滕一家可望回歸原來的生活軌道，喜劇大可就此劇終，緊隨其后的第十一場卻發生逆轉，延遲(retardieren)美好結局的到來，原來法官聞訊而來，農夫一家將會因施納普斯的雅各賓人身份受到牽連，性命不保。

　　第十二場順勢而為，法官要帶走農夫一家治罪，三人哀告無果，情節似乎要悲劇收場，實則這場戲發揮了“最后懸念力”(Moment der letzten Spannung)作用，為貴族出場拯救眾人做足鋪墊。因此第十三場和第十四場正是喜劇的結局(Dénouement)：貴族出面澄清真相，懲罰無事生非的施納普斯，重建劇本開篇的自足安寧的舊秩序，理想的鎖閉結構完成。內容決定形式，整體意義決定部分構成。不難看出，《平民將軍》情節單一完整，其鎖閉范式與劇本所要傳達的訊息一致：德意志封建小侯國的存在具有完全的自足性，外界因素的干擾不會造成顛覆性影響。雖然內部也會發生沖突和對抗，但對抗力量之間的沖突明確，雙方行為或事件的因果關系清晰，事件始終朝著解決問題的結局發展，全部過程中只有狐假虎威的施納普斯的個人表演，并沒有外界勢力如法軍或雅各賓人的介入，德意志小邦在內部完成了對外來思想(法蘭西革命話語)影響的抵制。無疑，這也是為歌德所稱許的政治上的喜劇結局。

　　此外，劇本從形式上(人物出場順序和出場數量)同樣體現出德意志的封建父權制模式和法蘭西民主修辭的較量。貴族只出現在劇本開頭的兩場和末尾的最后兩場中。開始的露面昭示了他作為這片祥和田園的治理者與民和睦共生的初始設置。隨后的整整十場戲中貴族消失，施納普斯成為劇本的核心人物，以“平民將軍”的身份成為舞臺上呈現的絕對主角。

　　第十一場中當施納普斯和梅爾滕一家打得不可開交時，才使用“敘事插入劇情法”(epische Einblenden)Jürgen Link，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Grundbegriffe. Eine programmierte Einführung auf strukturalistischer Basis，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85， S.322.，通過勒澤之口告知劇中人物包括臺下觀眾舞臺外發生的事件(以此確保施納普斯一直主導著舞臺)：“鄰居聽到這屋里的動靜，早已跑去報官啦”。隨后第十二場戲中法官出場，宣布自己早就盯上了這個“造反者的據點”(143)。梅爾滕一家大禍臨頭之際，貴族突然現身，以拯救者的姿態使鄉村重返故事開頭的初始秩序。因此，劇本中實則呈現出兩大威權形式的較量。

　　其一，施納普斯舞臺亮相最多、臺詞最多，他在梅爾滕面前以“平民將軍”自居，發號施令的威權者形象不言自明，他所宣揚的民主制度可視為明線。其二，貴族包括法官出場次數寥寥無幾，舞臺上直觀顯露的是現實權力的缺席，形式上德意志的封建威權表現為隱形暗線。然而，劇本的匠心恰在于此：貴族在劇本開頭現身后立即消隱，為施納普斯提供扮演“平民將軍”的舞臺，讓法蘭西革命修辭在德意志農夫梅爾滕面前展露無遺。隨后貴族現身，施納普斯匆忙躲藏，逃離眾人視野，貴族轉為舞臺明線。“反轉錯序結構”(ChiasmusStruktur)Jürgen Link，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Grundbegriffe. Eine programmierte Einführung auf strukturalistischer Basis，S.272.不僅增加喜劇效果，更體現出兩種威權形式的直觀對比。直到施納普斯被貴族逮捕時，二者方才同臺現身，明暗線終于正面對決，并以前者的俯首認罰而告終。整體上看，占據大多數舞臺時間的施納普斯最終被隱形的貴族威權輕而易舉地擊潰。

　　因此，舞臺結構本身便是對全劇主旨的隱喻：施納普斯的行為始終在貴族權力的框架下發生。就如一個淘氣的孩子，在家長外出時上演了一出沒有任何嚴重后果的小鬧劇，劇終則由明理仁慈的家長出場輕而易舉地重建靜好的舊秩序。根據海登·懷特的“歷史的詩學”觀， 歷史敘事就是一種故事編排，體現了劇作家對某一政治歷史問題的精神預構、論證模式和所蘊含的意識形態，即作家試圖回答：故事如何發生以及怎樣繼續，為什么會如此發生。

　　海登·海特：《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陳新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13頁。面對已迫入德意志現實的法國革命浪潮，《平民將軍》的前四場戲中已顯露出滿足于既有制度的保守主義的烏托邦模式。情節圍繞著兩樁婚姻展開：其一，劇本開場就是戈爾格與勒澤濃情蜜意的新婚生活。

　　其二，主仆三人談論即將舉行的貴族老爺的婚禮和兩家的兒孫們相伴成長的前景。前者喻示現下的安穩生活，后者預示安穩生活必將持續，同時也指向喜劇的可能性結尾：在克服了隨后將發生的施納普斯事件后，城堡將舉行貴族的婚禮。

　　因此，開篇四場戲實際預設了恢復秩序的喜劇原則或理念，劇情發展中出現的個性化事件(施納普斯自封為法國將軍的表演)也導向預設的理念，即鬧劇被壓制，舊秩序被鞏固。劇末貴族的演說是對劇本開頭預設原則(或意識形態)的言辭重現，是修辭意義上的威權展露，因為語言替代政治競爭的現實，“演說成了一種權力”這是林·亨特對傅勒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中的觀點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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