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口遷移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

　　摘要：人口遷移政策作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關鍵變量一直備受關注，然而學界對人口遷移政策引導勞動力流動從而對產業結構升級所產生影響的研究較少。本文以2000年-2016年我國31個省的面板數據為樣本，利用雙重差分方法評估了人口遷移政策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進而又分析了在人口遷移政策背景之下，勞動力流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人口遷移政策顯著引導了勞動力的流動，從而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遷移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本質演化、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逐漸增強。最后墓于理論模型以及實證研究結果，對人口遷移政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人口遷移政策;勞動力流動;產業結構升級;雙重差分法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發表的許多被吸收進國家的重大決策中，對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形成和實施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引言

　　2018年，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了《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其指出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在經歷長期迅速增長后開始進入調整期。2011-2014年，我國流動人口總量持續增長，從2011年2.3億人增長到2014年的2.53億人。流動人口持續增長的部分原因可歸因于2011年政府對人口遷移制度的一次實質性改革——戶籍登記制度。

　　這次改革由于破除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壁壘，從而極大地釋放了勞動力的流動性。因此，在2011年一2014年間，勞動力的流動主要表現為城鄉之間的流動。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地流向第二、三產業，這推動了以第二、三產業發展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升級。但從2015年開始，我國流動人口規模、流動速度、流動的區域結構開始發生改變。

　　我國的勞動力有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回流的現象。勞動力的流動倒逼產業結構的轉移與升級，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同時伴隨產業調整升級將再次優化人力資本在區域間的配置。因此，基于產業結構升級問題，人口遷移政策能否引導與釋放勞動力的流動性就至關重要。

　　為了引導人口遷移的區域分布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我國政府不僅出臺了控制人口遷移的直接政策，例如限制人口進入城市地區或某些特定的地區，還頒布了影響人口遷移的間接措施，例如對符合政策目標的移民給予特定的優惠待遇，對不符合政策目標的移民則取消其某些權利。因此，我國政府出臺的人口遷移政策能否引導人口有序遷移及合理分布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在人口遷移政策中，戶籍制度是制約人口流動的最主要原因(Pennock，2014;Guardiancich，2016; Krause，2018)，近年來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步伐明顯加快，力度也明顯加大，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決。那么我國政府出臺的人口遷移政策是否正確引導了勞動力的流動，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呢?基于此，木文使用了2000-2016年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面板數據，利用雙重差分方法評估了2011年人口遷移政策對勞動力流動的作用，進而又分析了在該政策背景之下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勞動力流動以及人口遷移政策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和關注的熱門問題。通過對文獻的整理，與本文研究相關的文獻有兩類，一是人口遷移政策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文獻，二是勞動力流動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文獻。

　　在人口遷移政策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文獻中，戶籍制度一直是被作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關鍵因素。Pennock(2014)、Guardiancich(2016)}Krause(2018)、陳浩和孫斌棟(2016)、劉軍輝和張古(2016)以及鄧悅等(2019)分別指出勞動者的自身素質、勞動力遷移政策(或社保政策)、工資水平、社會關系以及家庭等因素會影響勞動力的流動，但其中人口遷移政策中的戶籍制度是限制人口流動的最根本原因(呼倩，2019)。

　　戶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既阻擋了外來流動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城市化的發展。戶籍制度將我國人口劃分為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兩部分，這樣便使勞動力有了等級之分，城鄉勞動力間的不平等會被加劇，這甚至可能會降低經濟效率。Demurger et al.(2002)、Liang et al.(2015)、梁向東(2017)經研究發現，戶籍制度等政策性的限制提高了勞動力的遷移成本，阻礙了勞動力的流動;戶籍制度阻礙了勞動力要素的優化從而降低了經濟效率，因此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在推行戶籍制度放寬的改革。劉軍輝等(2016)認為不同的戶籍制度改革會影響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和經濟發展。

　　朱江麗和李子聯(2016)在借鑒了Pfluger(2001)及Pfluger and Sude(2008)建立的自由企業家模型的基礎之上，又融合了Tabuchi和Thisse(2002)、Murata(2003)及Russek(2010)提出的勞動力異質性理論，最終提出戶籍制度的改革能夠降低勞動力的遷移成本，從而也會影響地區經濟發展的結論。Bour等(2001)、Bosker等(2012)、余吉祥和沈坤榮(2013)都指出，中國戶籍政策的放寬促進了勞動力的流動，所以要主動對欠發達的地區實施偏向性的遷移支持政策。

　　雖然政府逐漸放松了戶籍制度對流動人口的限制，但孫文凱(2011)經過對1998年政府實施的控制大城市規模、發展中小城市、逐步改革現行戶口管理制度研究發現，由于政府改革力度不夠，戶籍制度在引導人口流動方面的作用有限。從農民工流動的角度來看，農民工還是以收入作為流動導向，并沒有減弱農民工去大城市的傾向，并且改革中所附帶的一些比較苛刻的條件會使農民工獲得城市戶籍的可能性很小，部分省份雖然也統一了城鄉戶口，但其實區別并未消失。基于此，近期我國政府對于戶籍改革的力度逐漸加大。

　　勞動力流動屬于勞動經濟學與人口學范疇，產業結構升級屬于產業經濟學范疇。對勞動力流動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討論城鄉收入差距、經濟增長等因素對其造成的影響;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經濟增長、貿易開放、技術進步等因素對其產生的影響。在勞動力流動影響產業結構的交叉研究中，學者一致認為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其流動不僅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還能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

　　Mameda(2008)及陳賢(2015)等學者經研究得到了產業結構的調整與中國勞動力流動呈高度相關性的結論。目前，國內對兩者間關系的研究多集中于產業結構升級對勞動力的影響上，蔡防(2007)及范洪敏(2015)等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表示產業結構升級會對勞動力流動產生相應的影響。

　　隨著勞動力流動規模的日趨擴大，學者們開始重視勞動力流動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一些國外學者從多角度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對勞動力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主要分為兩種觀點：一種是以Cuc(2006)等學者為主，研究了摩爾多瓦這個國家的勞動力流動相關政策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發現勞動力的跨國流動不僅會帶來科學技術以及管理經驗的交流，還使得摩爾多瓦的GDP上升，本國的產業創新發展同樣得到提升。Tick(2014)研究了人力資本流動與知識溢出效應之間的關系，發現科研人員的流動會帶來知識的溢出，會促進技術取得一定進步，從而使產業結構得到優化升級，勞動力在流動中會進行知識的交流分享，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勞動力的利用價值。

　　Gao et al.(2012)也得到勞動力的區域性流動會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另一種觀點是勞動力流動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阻礙，Gilbert(2009)以及Fleisher(2010)等研究了勞動力的工資粘性、不完全流動的勞動力與產業結構升級三者間的關系，發現勞動力若是因為某些限制無法自由流動，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地區的經濟發展，即勞動力流動的不自由將使高素質人才的引進受到限制，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產業結構升級進程。國內的現有文獻中，勞動力流動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方向問題也存在爭議，這其實也與學者所選用的數據指標與研究方法有關。

　　戴翔等(201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我國產業結構發展是順應勞動力演化的，人口紅利的衰減、勞動力技能的提高以及技能配置效率的提升會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趙楠(2016)、彭國華(2015)及黃乾、李京博(2018)等學者經研究都指出，勞動力的區域流動會促進該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柏培文等(2016)發現一些傳統行業的發展由于勞動力的流出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高新技術產業由于勞動力的流人而得到促進，總的來說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實際上，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流向非農業部門，資源配置效率會得到提高，但是目前這個積極作用正在逐漸消失，想要滿足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就要提高人力資本的存量和質量。蔡防和都陽(2011)指出，勞動力要素技能匹配度的提高源于勞動力的區域流動，但對勞動力流人地而言，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流人使其要素成木降低，從而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低級結構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高級結構調整和轉變的進程變緩，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產業結構升級受阻礙。

　　方興明(2013)通過調查發現，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經濟環境與工資水平差異使得大量勞動力流向東部沿海地區，這會使西部地區勞動力缺乏，并造成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受阻以及產業結構升級進程緩慢。綜上，勞動力分布不合理會使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變緩，梁向東(2017)等學者通過研究都得到此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