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下的集群行為研究

　　要：思想政治教育在有效應對集群行為中具有巨大正能量：它能夠在集群行為發生發展過程中從消極中發現積極，將“心理問題”轉向“人的積極力量”。據此，面對我國時有發生的集群行為，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充分認識到集群行為的“雙刃性”作用，切實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節點，建立科學工作機制，實施及時有效的應對措施。只有這樣，才能將集群行為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以期實現社會和諧穩定之目標。

　　本文源自李樹德，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發表時間：2021-04-22《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雜志，于1983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42-1422/D，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中青年學者論壇、學科建設、高校黨建等。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集群行為;價值定位;科學反思

　　面對社會時有發生的集群行為，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積極作為，努力發現和把握集群行為發生發展的內在規律，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在應對集群行為的巨大正能量，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

　　一、對集群行為的科學解讀

　　1.集群行為的研究源起。近百年來，國外學者對集群行為產生的根源進行了挖掘，形成了諸多理論：第一，模仿理論認為，在面臨突發事件時，多數人會處于喪失理智的狀態，人們之間彼此模仿，力求與同場的多數人行為一致，由此導致集群行為產生。第二，感染理論認為，集群行為是人們情緒感染的結果。在眾人情緒的感染以及暗示的影響下，人們的心理會朝著某一方向發展并將暗示的觀念轉變為行動的傾向。第三，緊急規范理論認為，在集群行為中雖無群體規范，但面臨突發事件時，人們通過互動會產生一種“緊急規范”。第四，匿名理論認為，一些破壞性集群行為的產生，是由于集群行為的參與者大多是匿名參加的，這樣就會產生責任分散心理。第五，信息傳播理論認為，正是流言和謠言的傳播，促使了一致認識和共同情緒的產生，從而導致集群行為。第六，控制轉讓理論認為，在集群行為中，人們已經把對自身行動的控制權轉讓給了他人。在這六大理論中，信息傳播理論、控制轉讓理論所闡釋的是集群行為發生前參與者的思想動態理論;模仿理論、感染理論所闡釋的是集群行為發生開始時參與者的思想動態理論;緊急規范理論、匿名理論則闡釋的是行為發展過程中參與者的思想動態理論。這些理論闡釋均對我國研究集群行為具有深刻理論指導意義。

　　2.我國學者對集群行為的認知。20世紀90年代，我國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和研究集群行為，并對以下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第一，集群行為的定義。集群行為“是由一定規模的、匿名的、無組織的人群，在一定的誘發因素影響下而突然爆發，且缺乏現有社會規范控制，沒有明確目的和行動計劃的自發性的社會互動，具有相互間的感染性、表現形式的狂熱性以及存在周期的短暫性等特征的非常規的群體行為”[1](P176)。第二，集群行為發生的條件和過程。美國社會學家斯米爾塞的“價值累加理論”指出，環境條件、結構性壓力、普遍情緒的產生或共同信念的形成、誘發因素、行動動員、社會控制等，是導致集群行為發生的6個依次出現的“必要且充分條件”。從我國的具體國情來講，集群行為產生的一般過程包括：一是環境刺激。受到自由的經濟環境、寬松的社會環境的影響，人們有了聚集、交流的更多機會和更大平臺，個人意愿表達的條件更加充分。當某一話題引起公眾共鳴，便會極大增強信息傳播的速度與情緒感染的力度。二是心理壓力及情緒疊加。為了宣泄某種壓力或情緒，人們聯手行動便具有了可能。三是直接誘因出現，即人們往往將某一具體事件作為情緒發泄的“導火索”。四是行動動員，如采取網上發帖、微信留言、張貼海報、集體簽名等，能夠喚起“同病相憐”人群的情緒共鳴。五是情緒激發，具有共同意愿的人們，利用偶發事件，在沖動中做出一些違反社會規范的事情。六是社會控制機制弱化。由于社會轉型，道德控制手段部分失靈，法律控制手段還不夠健全。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集群行為發生過程中的認知缺位與價值定位

　　1.思想政治教育者認知缺位。這種缺位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節點”意識不強。集群行為的發生，可分為前兆、發生、發展、善后等階段。思想政治教育者應該按照事件發生的順序和節拍將工作做在前頭，而不能懈怠滯后。在前兆階段，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缺乏警惕;在事件發生階段，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貪圖省心省力，不愿做艱苦細致的引導工作，要么坐等觀望，要么忙于層層上報，為事后推卸責任留后路;在事件發展階段，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站在民眾的對立面，將人民內部矛盾推向敵我矛盾;在事件善后階段，不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不對涉案人員進行偵查研判、依法處置，而是忙于邀功請賞或推卸責任。第二，“系統化”思維欠缺。集群行為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應建立社會大數據管理機制、常態非常態一體化機制、齊抓共管社會化機制、動態發展運行機制等。然而，當下這四大機制卻不系統、不完備、不協調、無創新，存在較嚴重的碎片化、拼湊化、掣肘化、一般化狀態。第三，實施“硬手段”的勇氣不足。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誤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是“軟手段”，不懂得思想政治教育也要輔之以必要的措施。事實上，對那些敢于挑戰黨和人民群眾利益底線的人應采取必要的強硬措施。

　　2.思想政治教育在集群行為中的價值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在集群行為中的價值體現在，能從消極中發現積極;將“心理問題”轉向“人的積極力量”。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能從“消極”中發現“積極”。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的深水區和攻堅期，社會各種利益沖突、矛盾層出不窮。隨著人民民主的擴大，人民訴求越來越多，加上民主渠道的不暢和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集群行為的出現在所難免。因此，我們要辯證看待集群行為。一方面，它破壞了社會的正常秩序，增加了政府維穩成本，法律法規將群體性事件列入非法活動范疇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它或多或少反映了群眾的不同訴求。如在經濟性集群行為中，它有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嚴重干擾的一面，又有群眾急于脫貧的緊迫感。在政治性集群行為中，它有對社會和諧穩定造成威脅的一面，又有渴求自由平等，要求黨政領導干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廉潔奉公的一面，還有表達對某些黨政部門工作不力、政策不到位、漠視群眾利益的一面。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能將“心理問題”轉向“人的積極力量”。集群行為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充分借鑒積極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積極心理學倡導把心理學的研究重點從“心理問題”轉向“人的積極力量”，關注人的美德和主體性等積極品質。它能極大地促使集群行為參與者的心理盡快恢復平衡、穩定和健康，避免沖動、暴躁、病態心理誕生蔓延。

　　基于上述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在面對各種集群行為時，要摒棄以往落后的傳統思維模式，要從對集群行為的否定中找到肯定的因素。首先，要關注經濟性集群行為中的“群體相對剝奪感”心理。所謂“群體相對剝奪感”，是指行為個體將自己與他人做比較，當發現自己處于劣勢時所產生的受剝奪的不公平感。其次，要關注社會性集群行為中的“急迫感”心理。“急迫感”是一種超越階段和限度的過激反應和要求。集群行為的參與者往往不能站在黨和國家的全局看問題，在行為上表現為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但從中也反映出民眾對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愿望。

　　思想政治教育能將“心理問題”轉向“人的積極力量”，不僅在于要掌握當事人的上述積極心理，還能掌握“轉向”的條件。其中，“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是“轉向”的根本條件。“以人民為中心”強調的是要尊重人民、理解人民、關心人民、融入人民、把人民當親人。

　　三、思想政治教育面對集群行為的科學反思

　　1.要提升“雙刃性”認知。第一，認知上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引導人們辯證地看到集群行為中的積極成分，找到化解消極成分的辦法。要深刻領會習近平同志關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重要論述，做到設身處地替人民群眾著想，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態度解決問題。

　　第二，措施要得當。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說：“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了解我們提出來的更高的任務，革命戰爭的任務，為革命的勝利斗爭到底。”[2](P108)字里行間，無不充滿領袖熱愛人民、心系人民的濃濃情懷。在宏觀上，國家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群眾尤其是貧困人群的生活水平，解決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微觀上，要關心群眾生活，給群眾看得見的利益，不能以空話敷衍老百姓。

　　第三，環節上要嚴密。經濟問題、貧困問題，固然是集群行為發生的重要起因。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并不等于消除了集群行為的根源。這是因為，人的欲望和需要是無止境的：舊的需求滿足了，新的欲望又產生了;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當看到別人比自己更富有，心理又不平衡了。針對某些人群，這些“失衡感”“紅眼病”，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在各個環節都要跟得上去。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旨在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捍衛國家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發生集群行為，對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產生威脅的時候，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對集群行為幕后操縱者，尤其是對受西方反華勢力收買和指使的挑頭鬧事的骨干分子，予以嚴厲懲處。

　　2.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節點。第一，事情發生前要制定預案。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當下社會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社會矛盾被激化的可能性會增大。為此，我們需建立必要的預案，對事情的發生防患于未然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事情發起后要穩定民眾情緒。在突如其來的事件面前，作為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能沉得住氣，要按照預案有條不紊地開展當事人的教育引導、心理疏導工作。實際上，大多數群眾是通情達理的，只要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講清楚、說透徹，承諾能辦可辦的事情馬上辦、規劃好了的事情抓緊辦、應該辦的事情列入規劃辦、暫不能辦的事情通過“聽證會”的方式緩著辦。只要合理需求得到滿足實現，大多數集群行為是能夠盡快順利平息下去的。

　　第三，事情結束后要追究責任。一是追究領導者的責任。若有黨政領導干部在集群行為發生的各個階段存在瀆職行為，導致產生嚴重后果的，就應該依法依規嚴肅追責。二是對集群行為參與人要追究責任。對一般參與者，主要采取法制和思想教育，平息其過激心理。對于幕后操縱者，如果是處于經濟目的鬧事的則給予批評教育或行政處理;倘若是出于政治目的、破壞社會秩序的，尤其是那些企圖危害社會主義制度的極端分子，要依法予以嚴懲。

　　3.要在認知“雙刃性”作用的前提下建立科學有效的工作機制。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社會大數據管理機制。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大數據管理是指要適應數字化、信息化社會發展，將思想政治教育的各要素在用數字標識出來的基礎上，與社會管理的數字化大平臺銜接起來，構成一個社會大數據庫，以此從宏觀上掌控群體性事件發生、發展、跟蹤、協調、處理的全過程。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齊抓共管的社會化機制。齊抓共管的社會化機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黨委統一領導下的多組織、多部門全面共同發力下的協調機制。要在黨委的領導下，思想政治教育者整合各種社會組織和團體的力量，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統一戰線，做到全覆蓋、齊發力。這對及時了解民眾的思想脈搏、情緒、心理需求大有裨益。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起科學運行機制。建立動態發展運行機制，其目的就是要緊靠前沿、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為跟上時代的變化和飛速發展的形勢，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建立科學的思想政治教育運行機制過程中，努力做到把握規律性、體現時代性、發揮創造性、強調針對性、關注特殊性、注重實效性。

　　綜上所述，面對紛繁復雜的集群行為，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在充分認知“雙刃性”特性的基礎上，通過建立起科學有效的工作機制，在集群行為發生的各個節點上，靈活巧妙地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預防針”“潤滑劑”“松土機”“矯正器”作用，為社會穩定、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幸福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