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國際法治觀的發展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能以相對平等的地位與世界接觸，中國外交實踐中有了國際法治的萌芽并逐漸形成了中國國際法治觀。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先后出現了獨立自主、親誠惠容等理念，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核心的早期中國國際法治觀。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中國國際法治觀，承繼和發展了早期中國國際法治觀，為其增添了新時代內涵，回答了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下世界應當如何治理的問題。中國國際法治觀對世界的貢獻表現在兩個方面：理論上，它豐富和發展了國際法治理論;實踐中，維護了國際社會的和諧有序。

　　許軍珂; 溫維剛， 地方立法研究 發表時間：2021-09-15

　　[關鍵詞]國際法國際法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人類命運共同體

　　文明的標志是從武力到法律，①法治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②這為國際法治(internationalruleoflaw)③的產生提供了基礎。國際法治是確保國際社會正義的基礎，④是國際法和國際關系二者融合的經典范式。國際法治具有兩大維度，一是國際(international)⑤與法治(ruleoflaw)⑥，二是國際法(internationallaw)⑦與治理(governance)⑧。在第一維度中，國際與法治處于同一位階，是傳統的國內法治與國際的互動，也就是國際的法治化，或者說法治的國際化。這種泛化強調國際法體系的建構與完善，從一種動態的調整中推進國際事務的法治化和法治概念的普適性。也可以說，國際是對法治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法治都是國際法治;法治是國際的追求和歸屬，離開法治的國際將難以維系。第二維度是國際法被主要國際主體在國際事務中認可并遵守，即將國際法作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基礎，強調國際法在治理中的作用，以及與其他治理手段之間的協調。因此，國際法治本質是指國際事務基于國際法的法治化，同時謹慎地實施法治國際化。

　　當前國際法制已完成基本的構建，⑨為基于國際法治形成良好的國際秩序提供了保障。瑏瑠但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各種國際不穩定因素增加，形成對和平和發展兩大主題的沖擊，對各國政府而言是一次執政能力的考驗。隨著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國際法治觀很好地回答了世界將如何發展以及應當如何治理的問題，是中國國際法治觀在新時代的發展，其貢獻不僅在于增強了所有熱愛和平與發展國家的信心，有利于推動國際關系的法治化，促進國際社會更加規范有序，同時也有助于延伸法治的國際性，推進國際法治的普遍性。

　　一、中國國際法治觀的形成和發展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要求按照西方文明標準與其開展貿易、外交和法律關系，并促使中國開始接觸西方國際體系的規則、規范和習慣。瑏瑡一段時期以來，中國試圖通過遵守西方“文明”標準，包括確立外交習慣、采納國際法，而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文明”成員，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能以相對平等的地位參與國際事務。從走向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這一過程伴隨著中國國際法治觀的形成和發展。

　　(一)中國國際法治觀的萌芽和形成

　　中國國際法治觀在逆境中萌芽，并與國際法治概念一同發展。西方主導的國際法濫觴于16世紀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學派(escueladeSalamanca)，后隨著格勞秀斯等學者的完善以及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在歐洲的建立而趨于成熟，到19世紀下半葉傳入中國時，已經形成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為基礎的國際法制。瑏瑢

　　新中國成立時面臨復雜險峻的國際形勢，維護新生政權、確保國家獨立、打開困難局面的現實成為中國國際法治觀的發展的動因，反侵略壓迫、民族獨立、主權平等等對國際法的樸素理解成為中國國際法治觀的萌芽。這一階段中國國際法治觀完成了從主權獨立到和平共處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要求中國繼續承擔不平等的國際義務。瑏瑣美國不僅拒絕承認新政府，還“通過美國使館，向許多國家強調：‘任何主動承認(中國)的行為或者發表官方言論對(中國)共產黨人謀求承認的行動表示歡迎，都是有害的’，‘有關西方大國對此應保持統一的陣線’。”瑏瑤為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勢力和影響，新中國確立了獨立自主、主權平等的國際法治觀，形成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大外交方針。在其指導下同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了友好合作關系，實現了民族獨立，恢復了國家主權。

　　面對美國政治孤立、經濟封鎖、軍事威脅，中國需要借助國際法治，配合朝鮮軍事戰場、聯合國外交戰場等，在三條戰線上對美國展開有理有力地回擊。與此同時美蘇為瓜分世界，既對抗又妥協，既爭奪又勾結，此時中國國際法治觀既要為確保中國政權獨立、主權完整提供支撐，又要為中國成為獨立于美蘇之外的一支重要和平力量、避免局勢惡化陷入核戰爭而貢獻力量。為此，中國堅持以獨立自主、和平共處等原則為內容的國際法治觀，與各種社會制度的國家進行廣泛交流，與一批亞非國家成功建交，并先后與緬甸、尼泊爾等解決了歷史遺留邊界問題，堅決支持埃及、古巴等的反帝反殖民斗爭和民族獨立運動，同美國、西歐國家和日本的關系也取得突破，亦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中國國際法治觀從一開始就占據了國際法治核心道德制高點。國際法治的關鍵是國際事務的法治化，其核心是正當性，沒有正當性就沒有國際法治。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共同的根本利益才是國際法治正當性的根基。早期中國國際法治觀，具體包括作為新中國外交根本方針的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兩個中間地帶”思想、睦鄰政策等。它們是基于當時國內外形勢、為本國利益而提出，但都有“兼濟天下”的隱義，從為爭取本國發展營造平等互利的外部環境發展到為世界各國發展提供友好的國際環境。因而，從中國國際法治觀誕生之初就取得正當性，抑或說有東方儒家印記。

　　(二)改革開放后中國國際法治觀的進一步完善

　　西方主導的國際法制下萌發的中國國際法治觀，批判地接受了雅爾塔體系。換言之，中國國際法治觀與“國際法治”所追求的國際秩序在方向上有一致性。基于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大形勢的判斷，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國際法治觀演進到和平與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將發展重心轉向經濟建設，此時需要為改革開放爭取有利的國際和周邊環境。維護世界和平不僅僅是“基于我們自己的需要，當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別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瑏瑥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再次強調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對外關系的指導原則，同時衍生出“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瑏瑦，作為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各國各種類型的執政黨和合法的在野黨發展關系的普遍原則的原則，瑏瑧為中國國際法治觀增加了“政黨外交”新內涵。進入20世紀后期，國際形勢明顯趨于緩和，鄧小平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著名判斷，瑏瑨中國國際法治觀發揮著維護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秩序的功能，顯著的表現就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授人以漁式”的開發援助。此外，在“一國兩制”的提出和實施過程中，中國國際法治觀發揮了保障和平、促進統一的重要作用。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國際法治觀不斷增強對人類發展的關注度。21世紀初，針對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樣化發展趨勢，以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變化，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瑏瑩深化了對發展的認識。他強調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加快發展是贏得主動、贏得優勢的關鍵所在，瑐瑠從而加快了中國國際法治觀向發展的轉向。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肆推行“人道主義干涉”，日益成為對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主權、安全和自由的新威脅，江澤民提出要“造成自主選擇、求同存異的國際和諧局面”，瑐瑡“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凝聚各國人民的力量解決面臨的突出問題”，瑐瑢進一步充實了中國國際法治觀正當性，為主動發揮其國際關系穩定器作用指明了方向。黨的十六大后，胡錦濤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推進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的發展，實現了在發展核心上從物本到人本的價值轉向。瑐瑣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出“走和平發展道路”“建設和諧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瑐瑤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心聲。瑐瑥這表示中國國際法治觀不再是單純被動維護國家利益、為廣大國家爭取和平和發展，而是以滿足世界人民對和平和發展的渴望為己任，主動遵守國際秩序、維護國際秩序、營造和諧世界。

　　當前，中國正積極參加相關國際組織的活動，按照章程和慣例開展互動，通過上海合作組織、金磚五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一系列區域組織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進一步發展出了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這不僅為中國的各項事業提供保障，還為世界人民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新時代的國際關系對國際法治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國際法治觀需要與時俱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為直面挑戰的中國國際法治觀注入新活力，開啟了中國國際法治觀發展的新進程。

　　二、新時代中國國際法治觀的傳承與發展

　　習近平的國際法治觀是新時代中國國際法治觀的核心，它源于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標志，同時也意味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成熟。在2020年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法治思想被確定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包括了國內法治、涉外法治和國際法治三大維度。國內法治提出了國內治理的更高目標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是實現長治久安、民族復興的重要保障。涉外法治則立足國內，著眼國際，通過提升對外法治水平，統籌、協調國內國際兩個領域，在涉及中國的國際場合既維護國家利益，又增強和平和發展的力量。國際法治則以全人類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促成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的國際秩序，確保和平與發展不被破壞。

　　(一)習近平國際法治觀的核心

　　習近平國際法治觀理論淵源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現代國際法理論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瑐瑦它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帶有儒家思想色彩，特別是為其核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國際法治觀的時代新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國際法治觀的核心有著深厚的理論積淀和實踐經驗。黨的十八大報告正式提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它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構建和諧世界等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國際法治觀為基礎，是21世紀中國國際法治觀的核心。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價值觀，主張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權責共擔，利益共享。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承認人類社會已經成為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的現實，明確保護那些維系人類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利益，強調平等、尊嚴、正義，重構發展要義。人類命運共同體占據了人類道義和時代發展的制高點，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有一致性，是國際法的新發展。進入21世紀，西方不再是全球化中心，瑐瑧其主導的國際法和國際關系體系受到越來越多的現實沖擊，包括新興國家崛起、非國家行為體發展、危機處理失衡等。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受損，改革呼聲不斷。在此背景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習近平國際法治觀，從主體、客體、規則等回應了廣大國家的需求，兼顧不同國家利益，回答了新時代國際法治到底應該是什么這一重大基本問題，并就如何構建國際法治，為人類社會何去何從提出了中國理念、中國方案。

　　中國勇擔大國使命，積極推動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國際法治建設。中國現在是，并將在一段時期內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但隨著自身的發展，中國開始主動肩負起更多的國際責任，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公共產品，維護世界的和平和發展。習近平國際法治觀已經成為中國處事指導原則，不僅貫穿外交事務始終，在自身發展思路上亦有體現，并得到了眾多國家的認同。在國內，中國推動法治政府建設，更加注重人民的生活質量，堅決推動綠色發展，為后代留下更大發展空間。面對疫情，始終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擺在第一位置，妥善應對危機，率先恢復社會秩序。在國際上，主動與國際組織溝通，盡可能為全球提供抗疫經驗和疫苗等公共產品;積極推動平等、民主、正義價值在國際氣候立法中落實，堅持“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不搞價值輸出;一貫主張和平解決朝核問題，尊重中東是中東人的中東，堅決維護聯合國宗旨原則，堅持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經過實踐和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逐漸為國際社會所認同，成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國際新秩序的共同價值規范。

　　(二)習近平國際法治觀的構成

　　習近平國際法治觀的關鍵和本質是國際良法和全球善治，前者是基礎和前提，后者是實現條件和保障。瑐瑩具體的構成要素，主要包括主體、客體和規則三大部分。

　　從主體來看，國際法治的主體是多元的，主要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雖然國家已不是國際法唯一的主體，但毫無疑問仍是最主要的主體。瑑瑠習近平國際法治觀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主權平等，尊重主權和尊嚴，不干涉內政，有權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平等參與國際事務決策。瑑瑡在非國家行為體方面，堅定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瑑瑢支持上海合作組織瑑瑣等全球性、區域性國際組織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

　　從客體來看，習近平國際法治觀堅持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從堅持理性、協調、并進的核安全觀到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從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到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從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到推動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從《上海合作組織反極端主義公約》生效到《巴黎協定》生效，無一不彰顯著此種理念。習近平國際法治觀始終堅持各國平等處理國際事務，包括深海、極地、外空等新領域在內的世界上發生的事，只能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協商處理。

　　從規則來看，或是從國際法制來看，國際法治是良法之治，衡量標準為是否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習近平國際法治觀堅持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制定，堅決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瑑瑥國際法制一旦建立就會脫離原本掌控者，成為中立狀態，但國際法治不同，它的正當性要求它有自身美好的價值追求。習近平國際法治觀所堅守的價值觀，正如習近平同志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時所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作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瑑瑦實際上，2015年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了建設奉行法治、公平正義，確保國際規則有效遵守和實施，堅持民主、平等、正義的國際法治。

　　(三)習近平國際法治觀的定位

　　習近平國際法治觀主張各國要維護國際公認原則，號召世界各國要共同捍衛聯合國和聯合國安理會權威，維護國際法、多邊主義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

　　首先，習近平國際法治觀肯定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是處理國際關系的根本遵循，也是國際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必須毫不動搖地加以維護。各國關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規則加以協調，不能誰的拳頭大就聽誰的。大國更應該帶頭做國際法治的倡導者和擁護者，尊信守諾，不搞例外主義，不搞雙重標準，也不能歪曲國際法，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國正當權益、破壞國際和平穩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包括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日內瓦公約》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聯合國憲章》明確的四大宗旨與七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其次，習近平國際法治觀要求提高國際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確保國際規則有效遵守和實施，從而創造一個奉行法治、公平正義的未來。國際法治是國際秩序努力的方向，瑑瑩是當代國際社會尋求全球和區域治理的重要手段，共同規則的確立能夠提供平等互利的語境和規則導向的氛圍，促進各國在聚同化異的基礎上合作共贏。瑒瑠當前，世界大變局與新冠疫情交織疊加，面臨抗擊疫情和復蘇經濟的雙重挑戰，各國應當更加堅定維護以國際良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瑒瑡中國愿同各方一道，積極開展國際法治合作，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法治力量。

　　最后，習近平國際法治觀是中華文明在21世紀的新發展。2014年，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同志表達了中國關于國際法治的主張：“我們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推動各方在國際關系中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用統一適用的規則來明是非、促和平、謀發展。”瑒瑣習近平國際法治觀中的發展是可持續發展，除了將傳統的和平與安全、合作與發展、平等與自由等國際法內涵有機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外，還明確將“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容，從而為該理念注入了“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國際法內涵。發展的第一要義是消除貧困，這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全球性挑戰。這個發展是更高層次的發展，不僅是人本秩序，更是全人類共同利益，正如習近平同志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講話所指出的：“13億多中國人民始終同12億多非洲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始終尊重非洲、熱愛非洲、支持非洲，堅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預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內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不在對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在對非投資融資中謀取政治私利。”瑒瑤這個發展還包括對環境的保護，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他指出：“我國已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主張加快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共建清潔美麗的世界。要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增強我國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積極引導國際秩序方向，形成世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瑒瑥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力促《巴黎協定》達成，系統提出應對氣候變化、推進全球氣候治理的中國主張。2016年9月3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批準中國加入《巴黎協定》，為國際社會作出表率。

　　綜上所述，新時代習近平國際法治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承繼和發展了中國國際法治觀，體現了各國權利、義務、責任相統一的國際法治精神，體現了中國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決心和立場，受到國際社會歡迎。

　　三、中國國際法治觀對世界的貢獻

　　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產物，沒有國家是一個“孤島”，瑒瑧中國天然帶有國際因素，為中國國際法治觀提供了廣闊的全人類視野。一方面，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即關注世界秩序，從組織結構、運行模式到指導思想，都具有相當的國際性;瑒瑨另一方面，從1949年《開國公告》到1954年《憲法》，從恢復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到“復關入世”，從成為氣候變化全球治理主要推動力量到為世界提供疫苗等公共產品，中國自身的發展處處都有國際身影。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受益于全球化，始終堅持多邊主義，更不斷嘗試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共同構建和諧世界。瑒瑩中國國際法治觀在逆境中萌芽并逐漸發展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核心的早期國際法治觀和以習近平國際法治觀為核心的新時代國際法治觀，均為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一)中國國際法治觀對國際法治的理論貢獻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西方主導下的國際法制提供了一個高度概括且簡明扼要的國際法治正當性檢驗標準，是中國在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下第一次主動嘗試提出的國際法治思想，開創性地闡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對構建國際新秩序的政治主張和利益訴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初用于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關系，后來發展為處理一切國家關系的國際法治普遍原則。五項原則內涵深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成為處理國家間雙邊關系的原則，被寫入多個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之中，如1961年的《不結盟國家和政府首腦宣言》、1970年的《國際法原則之宣言》，1974年聯合國大會上通過的有關宣言也接受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實際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借鑒了列寧和平共處等思想，“除了最后一項都不是新的。它們已經被包括在聯合國憲章內”。瑓瑠這從側面證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次成功的嘗試，它照顧了各方利益，具有高度概括的代表性，是對聯合國憲章的補充和發展，瑓瑡完全符合時代趨勢。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當今世界一系列國際組織和國際文件所采納，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贊同和遵守。”

　　習近平國際法治觀為解決世界經濟、國際安全、全球治理等重大問題提供了新的方向、選擇，瑓瑣喚起國際社會對國際法治的重新認識。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面臨新挑戰，世紀疫情使得不穩定因素倍增，戰后秩序受到沖擊，西方國家對于自己一手構建起的國際法制“合則用、不合則棄”，致使現行國際法制存在信任危機，國際法治的地位被邊緣化，價值難以彰顯。習近平國際法治觀的產生和發展，從主體、規則、客體等多方面拓寬了國際法治，重振和平和發展信心，促使國際秩序回歸理性，呼吁國際關系的法治化。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習近平國際法治觀的核心，在早期中國國際法治觀基礎上，詮釋了國際法治的新時代價值追求。國際法治通過國際事務的法治化解決了國際秩序問題，但它只為和平提供可能性，只有發展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瑓瑤人類命運共同體既強調國際事務的法治化，又關注制約全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面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戰亂恐襲、饑荒疫情，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提出了“五位一體”的總布局和總路徑，從而圍繞和平和發展兩大時代主題，為國際法治注入更多靈魂。如果說早期中國國際法治觀是受歷史條件限制的被動貢獻，是對西方國際法制不合理之處的質疑，習近平國際法治觀則是中國向世界的主動貢獻，是根據人類共同利益對國際秩序的重塑。

　　(二)中國國際法治觀對國際社會秩序的貢獻

　　客觀上，世界重視中國聲音，除了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或者說“權力”因素外，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國際法治觀堅守了國際法治的價值追求，符合廣大國家利益，與聯合國憲章和原則一脈相承，而且通過它切實維護了國際秩序，為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國際關系作出了貢獻。

　　首先，在中國國際法治觀指導下，中國參與、成功舉辦了一系列重要國際會議，向國際社會傳達了中國聲音、展示了中國方案。聯合國作為戰后國際秩序的維持者，是國際法治的重要一環。它認為法治是維持和平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法治就意味著要遵守國際法規則，瑓瑥特別是聯合國的規范和標準。瑓瑦換言之，國際法治的內容應當以一種正當性的法制為核心，取代強權政治和脅迫，瑓瑧從而達到理想的國際政治治理模式。瑓瑨中國國際法治觀堅守國際法治的價值，契合了聯合國憲章和原則。中國成功舉辦了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夏季達沃斯論壇、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北京會議、“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G20杭州峰會等重要國際會議，涵蓋政治、經濟、人權等領域。中國通過會議主題設置、議程安排等，引導問題始終圍繞國際法治展開，會議通過的文件，無論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都有助于厘清問題、管控分歧、達成共識、維護秩序，為和平和發展添加助力。

　　其次，堅持中國國際法治觀，預防、降低、化解了對國際秩序的沖擊、影響和破壞。無論是早期還是新時代中國國際法治觀，中國都始終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和負責任的態度，堅持通過平等對話解決出現的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降低不和諧因素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在敘利亞問題上，設立特使，積極參與敘利亞國際支持小組，對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做工作，推動敘利亞危機重回和平解決軌道，避免引發對國際秩序的更多沖擊;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堅持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半島和平穩定，提出推進實現半島無核化與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的“雙軌并行”思想，為實現平等對話提出“雙暫停”倡議，為緩解半島緊張局勢、推動重啟接觸對話、維護地區和平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緬北問題上積極斡旋，推進和解進程，在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上提出四點主張;等等。總而言之，對世界上出現的對國際秩序形成或可能形成不利影響的重大熱點問題，在中國國際法治觀指引下，中國始終堅持平等協商、尋求共識、和平解決，不做國際秩序的攪局者、麻煩制造者。

　　最后，中國國際法治觀體現了中國肩負大國責任，身體力行做“亂局中的穩定錨、變局中的正能量”，瑓瑩維護國際秩序。一方面，中國一以貫之地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在國際關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堅持對話解決分歧;另一方面，切實履行聯合國憲章義務，參與聯合國維護行動，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護人員最多的國家。從南蘇丹到亞丁灣，從貢獻維和經費世界第二位到設立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中國始終踐行中國國際法治觀，為維護國際秩序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

　　結語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離不開穩定的國際社會秩序。得益于內部不斷增強的執政能力和人民的不懈奮斗，以及和平的外部環境和全球化浪潮，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發展奇跡。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國際法治觀從萌芽、發展到不斷完善。在其指導下，中國成功打開了困難局面、維護了國家利益、團結了廣大發展中國家。中國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就必須善于運用法治。習近平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國際法治觀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核心的早期中國國際法治觀延續和發展，豐富了新時代中國國際法治理論，為中國更加自信地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理論支撐。不斷發展的中國國際法治觀更從理論到實踐豐富國際法治、維護了國際秩序，為世界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