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數量、性別和序次對養老資本的影響及城鄉差異

　　摘 要: 基于可持續生計理論，利用 2014 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數據，分析老年人在不同子女數量、性別和序次結構基礎上的養老資本現狀，綜合考察子女對養老資本的影響機制、結果及城鄉差異。研究發現: 子女數量對老年人養老資本有顯著提升作用。子女性別結構的影響體現在女兒數量增加對老年人養老資本有顯著正向影響。子女序次結構對兩孩老人的影響表現在無論女兒的出生序次先后均對養老資本有促進作用; 三孩老人第一孩性別對養老資本無顯著影響，第一孩為兒子時第三孩為女兒和第一孩為女兒時第二孩為女兒均對養老資本有顯著積極影響。子女數量能夠給農村老人帶來養老資本的增加，而子女性別和序次結構僅對城市老人養老資本有顯著積極影響。

　　本文源自張若恬; 張丹; 李樹茁， 人口與經濟 發表時間：2020-02-12《人口與經濟》雜志，于1980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11-1115/F，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人口與社會、人口城市化與流動人口、老年問題研究等。

　　關鍵詞: 養老資本; 子女數量; 性別結構; 序次結構; 城鄉差異

　　一、背景和問題

　　隨著我國兩次嬰兒潮人口步入老年期，老齡化進入加速發展階段。由于親緣、地緣以及傳統 “孝文化”的延續，居家養老依然是當前我國老年人的主流選擇，子女所提供的各項代際支持是老年人獲取養老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因此子女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深遠。我國自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對當代家庭子女數量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宏觀上，國家通過法律和政策工具推行計劃生育，用動態變化的生育政策調節人口發展的速度、數量、素質、結構、分布、流動遷移等，促進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條件相互適應; 在微觀上，生育政策通過規定家庭生育孩子的數量，快速改變國民的生育行為，以實現不同時期的宏觀人口發展目標[1]。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稟賦的直接影響是家庭子女數量減少，從而在短期內影響家庭收入和資產狀況，從長期來看還會影響家庭人力資本狀況、家庭土地數量、家庭社會網絡等[2]。2016 年實行的 “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新的 4-2-2 家庭結構對于增加勞動力資源、緩解人口結構性矛盾、削弱家庭風險有著重要意義[1]。但政策調整勢必再次影響未來中國家庭的子女數量、結構和序次，這一改變又將會對老年人的養老資本產生何種影響值得關注。另外，儒家文化強調的 “養兒防老”和 “多子多福”的思想觀念在農村地區影響更為深遠，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主要依賴勞動力的不斷投入，而男性勞動力在農業生產中比女性更具優勢[3]。因此農村老人更傾向于多生育、重生男，城市老人和農村老人的子女數量、性別結構和序次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并且這種城鄉差異可能對城鄉老年人養老資本產生不同影響。

　　結合 “可持續生計”理論，老年人無論是經濟能力、健康狀況還是社會交往等各方面都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當外部環境面臨危險、沖擊時往往表現出抵御能力不足、易受傷害等特征，因此 “可持續生計”理論適用于研究老年人群體[4-6]。本研究從體現老年人生存與發展能力的養老資本出發，將代表養老資本的不同指標項加以整合和量化，主要圍繞三個研究問題展開: 一是分析老年人在不同子女數量、性別、序次結構下養老資本現狀水平與結構差異; 二是綜合考察不同子女數量、性別、序次結構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機制及其城鄉差異; 三是檢驗不同子女數量、性別、序次結構對于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結果以及城鄉差異。研究結果對于了解現階段子女數量、結構、序次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并為探索 “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子女數量變化對未來城鄉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提供一定的參考借鑒，也在生育政策不斷調整的大背景下，對于育齡人群如何進行生育規劃能夠實現養老資本水平最大化具有實際指導意義。

　　二、文獻回顧

　　“可持續生計框架”的初衷是希望從目標人群 ( 如農戶、貧困人口) 日常生產生活的角度來理解其面臨的生計問題，通過了解其資本稟賦，尋求目標人群如何應用這些資產或資本選擇生計策略，實現生計福祉。生計資本是弱勢群體所擁有的資源和資產，用以增強個體面對脆弱性條件的處理能力及風險抵御能力，據此可將養老資本定義為老年人在進行養老生計選擇過程中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其本質上是老年人用來養老保障的 “可行能力”。結合英國國際發展署 ( DFID) 開發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老年人實現老年生計活動的能力取決于其自身所擁有的養老資本現狀，老年人擁有的養老資本稟賦也可以分為五種資本: 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7]。五類資本并非老年人單一的進行養老策略選擇的基礎和資源，更是一種能力和權利以及依靠自身尋求老年養老保障的可能性。

　　學界關于子女的實證研究較為豐富，從研究方法來看，有關子女性別的研究主要使用男孩比例、第一胎性別、是否有兒子、是否有女兒、兒子數、女兒數等測量指標[8-10]。當前關于子女序次結構的研究很少，為數不多的研究將基于不同子女數量的所有序次結構組合一次性納入回歸模型進行分析[11]。從研究內容來看，從子女數量、性別結構角度出發的實證研究較多，探索了子女數量與結構對父母的健康、休閑生活、抵御風險能力、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等的影響[12-16]。與此同時，近年來已有部分學者關注到子女數量和性別結構對農戶、老年人等群體生計資本的影響，但研究結果并不一致。例如，趙鋒通過甘肅農村調查數據，發現子女數量與農戶生計資本大小呈倒 “U”型關系，擁有兒子對農戶生計資本的提升效果十分明顯[17]。但也有學者認為家庭中的子女數量、兒子數量和女兒數量對家庭資產財富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其中兒子的負向影響更高[13]。段志民的研究也證實了子女數量的增加顯著抑制了家庭收入的提升，且這種影響對城鎮家庭的作用更大[18]。還有學者認為子女數量對老年人養老各方面均沒有直接影響[19]。另外有研究詳細討論了子女性別對父母生計資本的影響，例如有研究探索子女性別對農村家庭父母親工作時間和年收入的影響，認為影響主要來自計劃生育政策和父母男孩偏好的共同作用[20]。也有研究認為子女性別并不會對農村地區父母的代際轉移動機造成影響[21]。還有研究認為子女數量越多，養老資本水平越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贍養義務 “競相卸責”的觀點，即隨著子女數量的增加，相互之間推卸贍養義務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因而導致老人獲得的代際支持減少[22]。在分城鄉的研究中，有學者發現農村地區子女數量增加使得老年人獲得代際支持的增加額高于城市[22]，但也有研究認為子女數量對老年人所獲的代際支持均不存在顯著影響[23]。

　　當前研究已經關注到子女數量、性別結構與養老資本之間的復雜關系，但沒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結論，且多數研究僅圍繞某一類資本展開，如金融資本[20]，少有實證研究系統運用可持續生計框架中的 “生計資本”理論，綜合考慮子女對所有養老資本項的影響，并且現有針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研究僅限于小范圍的調查數據[17]，不能從總體上代表和反映中國老年人群體的真實情況。另外，現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子女數量和性別結構，尤其以子女數量展開的研究最多，即便有研究考慮到序次結構的影響，也往往將性別結構與序次結構混為一體。雖然以往一般性研究策略都在一定研究范圍進行了應用，但是本文認為關于序次結構的研究策略仍然存在進一步探索的空間: 第一，一般研究策略強調的并非是每一孩次出生時間節點上的影響分析，而是強調在所有子女全部出生之后的時間節點上所有出生序次組合可能產生的影響，其本質仍然是對一定子女數量下所有性別結構組合的分析。第二，由于長期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性別偏好使得單性別偏好會提升家庭生育數量，一個家庭第一孩次的性別會對該家庭最終的子女數量產生不同影響[24]。因此應該根據第一孩次性別區別對待進行序次結構分析，而不是將所有序次結構可能的組合放在一起進行分析。第三，不同序次結構的對比分析應該建立在相同子女數量基礎之上進行，一般性研究策略將不同子女數量為基礎的序次結構放在一起進行回歸分析，無法體現出序次結構的凈影響。基于以上種種原因，本研究試圖將子女數量、性別結構和序次結構加以明確區分，以便得到序次結構的凈效應，故而對于子女序次結構的分析策略和一般方法有所不同，本文按照子女出生序次，通過逐層分析的方法考察在每一孩次出生即時節點上，由于性別差異可能產生的影響以期符合研究需求，而傳統將所有子女性別、序次結構納入同一個模型對養老資本進行回歸的研究方法可以用來作為研究子女數量、性別、序次對養老資本影響結果的分析方法。

　　最后，已有研究發現子女個人的相關特征如教育水平、有無工作、有無配偶等均會對老年父母養老資本產生重要影響，但本文主要聚焦于子女數量、性別、序次的影響研究，因此將子女的個人特征主要作為控制變量，以期發現子女數量、性別、序次的凈影響結果。綜上所述，本文嘗試利用全國范圍的大樣本數據，通過描述性統計分析與計量模型，考察不同子女數量、性別、序次結構下老年人養老資本的現狀水平，探討子女數量、性別和序次結構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機制和結果及其城鄉差異。

　　三、研究設計

　　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自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設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負責實施的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 ( CLASS) 2014 年全國調查數據。調查對象為 60 周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群和調查社區 ( 村居) 的工作人員。CLASS 項目的樣本包括 134 個縣、區，462 個村、居，個人問卷有效樣本為 11511 人。由于現階段大部分中國家庭子女數量受到生育政策的影響主要體現為一到兩孩，局部地區和家庭體現為三孩，本文將研究范圍限定在一孩、兩孩和三孩子女老人，因此剔除了無子女和四個及以上子女的老年人樣本，在剔除部分缺失變量后最終納入分析的樣本量為 6032 位老年人，一孩老人占比 23%，兩孩老人占比 41%，三孩老人占比 36%，其中城市老人 3911 人，農村老人 2121 人。

　　2. 變量設定

　　( 1) 因變量。本研究選取老年人養老資本的量化指標為因變量。具體測量方法參見張若恬等的研究結果[6]，指標選取和計算公式見表 1。

　　由于物質、金融、社會資本的指標選取較為常規，賦值和量化單位明晰，在此不再贅述。而老年人由于健康特殊性，隨著年齡增長，身體組織器官功能衰退，日常活動能力對于確保老年生活質量至關重要，因此將日常活動能力 ( ADL) 和工具性日常活動能力 ( IADL) 兩項指標作為老年人重要人力資本項進行測算，老年人這兩項得分越高說明其生活自理能力越強。

　　( 2) 自變量。本文核心自變量是子女，包括子女數量、子女性別結構、子女序次結構三個部分。子女數量指老年人現存活子女人數; 子女性別結構指不同子女數量下兒子和女兒的數量; 子女序次結構指子女出生的性別順序組合。三個部分之間是相對獨立且逐層遞進的關系，子女數量是基礎，性別結構是基于數量的基礎上衍生出的將子女按照不同性別進行組合，序次結構是基于性別結構的基礎上將子女性別按照其出生序次進行排列的組合。三個部分的分類以及樣本分布見表 2。

　　由表 2 可見，一孩家庭有兒子的老年人數量遠高于有女兒的老年人; 兩孩家庭中一兒一女的老年人數量最多，兩個女兒老年人數量最少，子女序次結構為 MF 的老年人數量相對較多; 三孩家庭中兩兒一女老年人數量最多。一孩、兩孩老人中城市老人數量遠大于農村老人，但三孩老人中城市與農村數量相差不大。

　　( 3) 控制變量。為了盡量消除變量遺漏所帶來的估計偏差，結合已有文獻研究，本文還引入了子女與老年人的個體特征變量和老年人家庭特征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子女年齡為連續變量取一到三位子女年齡均值，教育水平用一到三位子女中學歷最高者代表，婚姻狀況、工作狀況、有無未成年子女為分類變量取值一到三位子女均值。研究樣本中，老年人子女平均年齡為 40 歲，平均處于初中以上教育水平，80%以上有配偶和工作，超過半數有未成年子女。老年人平均年齡為 68 歲，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大多數老年人為城市老人且處于有配偶狀態。老年人與子女的居住距離位于同一區縣居多，老年人平均家庭規模較小，控制變量的具體統計特征見表 3。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老年人的養老資本量化為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 4 個指標以及 1 個總養老資本指標，探索不同子女數量、性別和序次結構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

　　首先，使用描述性統計方法分析不同子女特征下老年人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總體養老資本水平，初步判斷不同子女特征老年人養老資本的異質性。其次，對不同子女特征影響老年人養老資本的機理和路徑進行探索，在控制了子女個體特征、老年人個體特征及家庭特征的前提下，構建 OLS 模型，逐步將數量、性別、序次等特征納入對老年養老資本的回歸模型，理清子女影響老年人養老資本的機理及其城鄉差異。最后，將所有子女數量、性別和序次結構等因素整體納入模型對城鄉老年人養老資本分別進行回歸，呈現子女數量、性別、次序影響養老資本的全貌。

　　子女數量部分的分析方法是將一到三孩不同子女數量統一納入模型進行對比分析。子女性別結構部分將同一子女數量前提下所有性別結構納入模型統一加以考量，這樣可以更完整、系統地呈現出性別結構帶來的差異化影響。關于子女序次結構部分，由于一孩不涉及序次結構，所以主要關注兩孩和三孩序次結構的現狀水平和對養老資本的影響。在兩孩情況下，首先只考慮第一孩的性別，將四種性別序次歸為兩類進行分析; 之后限定第一孩的性別，在第一孩是兒子或女兒的前提下，按照第二孩的性別分別再進行分析，兩孩的序次結構分析一共通過 3 步實現。在三孩的情況下，分析邏輯與兩孩類似。首先，只考慮第一孩的性別，將三孩全部 8 種性別序次分為兩類進行分析。之后以第一孩為兒子或女兒分別展開分析: 當第一孩為兒子時，先不考慮第三孩的性別，只關注第二孩的性別進行對比分析; 之后再限定第二孩的性別，分別以第三孩為兒子和女兒進行對 比 分 析。同樣當第一孩為女兒時，也先不考慮第三孩的性別，先就第二孩的性別進行對比分析，之后分別以第二孩為兒子和女兒展開對第三孩的分析，對序次結構的分析邏輯是按照子女出生序次的先后逐層展開進行， “逐層分析法” 的分析策略見圖 1。

　　四、結果分析

　　1. 老年人養老資本的現狀比較

　　為了比較不同子女結構下老年人養老資本的現狀水平與差異，本文采用前面介紹的方法分別計算了各類子女特征下老年人的總體養老資本以及物質、金融、人力和社會四項資本水平并進行比較分析。表 4 為不同子女數量、性別、序次老年人養老資本比較，現狀部分內容均基于表 4 展開。

　　( 1) 不同子女數量老年人養老資本比較。由表 4 可見: 第一，現階段中國老年人總養老資本水平不高，并且隨著子女數量增加而減少，一孩老人養老資本總體水平最高。第二，老年人養老資本中人力資本水平最高，其次為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物質資本水平最低; 金融資本隨著子女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物質和人力資本隨著子女數量的增加而減少。第三，物質和人力資本在不同子女數量下差異較大，而社會和金融資本差異較小。

　　( 2) 不同子女性別結構老年人養老資本比較。為了得到子女性別構成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凈影響，本文通過對比在相同子女數量條件下，各種子女性別構成的老年人總養老資本和四項分資本并根據總養老資本水平由高到低進行排序。由表 4 發現: 第一，在相同子女數量基礎上老年人女兒數量越多，養老資本總體水平越高。第二，物質、金融和人力資本在相同子女數量條件下，女兒數量越多資本水平越高，而社會資本在不同性別構成中差異較小。

　　( 3) 不同子女序次結構老年人養老資本比較。子女序次結構主要圍繞兩孩和三孩家庭展開分析。由表 4 可見: 第一，兩孩子女中，第一孩為兒子的情況下，第二孩為女兒的老年人養老資本水平更高; 第一孩為女兒的情況下，第二孩為女兒的老年人養老資本水平仍然更高。第二，在三孩子女中，當第一孩為兒子時，第三孩為女兒的老年人養老資本水平高于第三孩為兒子的老年人; 當第一孩為女兒時，第二孩為女兒的老年人養老資本水平更高。

　　上述結果能夠初步看出，子女數量越多，養老資本總體水平越低; 女兒數量越多，養老資本水平越高; 子女出生序次由于第一孩次的性別不同，后續不同孩次及性別差異會給老年人帶來不同程度的養老資本水平。要分析和確定老年人子女數量、性別結構與序次結構對養老資本的影響，需要通過回歸分析檢驗。

　　2. 子女數量、性別、序次對養老資本的影響機制及城鄉差異

　　( 1) 子女數量對養老資本的影響機制。在控制子女個體特征、老年人個體特征及家庭特征之后，不同的子女數量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見表 5。回歸結果可見: 隨著子女數量的增加，三孩子女相比一孩子女對老年人總養老資本有顯著正向影響。子女數量與老年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呈現顯著負向相關，但與金融資本、社會資本顯著正向相關。與一孩相比較，三孩子女對老年人物質、人力資本水平負向影響程度最大，但對于金融、社會資本以及總養老資本正向影響程度最高。

　　控制變量中子女、老年人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會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子女受教育水平和從事有收入的工作對大部分養老資本及總養老資本均有顯著正向影響。老年人隨著年齡增加對金融、人力、社會資本和總養老資本有負向影響，主要是因為老年人能夠獲得的經濟支持隨著年齡增長逐漸降低，而老年人自身健康水平隨著年齡增長不斷下降，最終帶來總養老資本的變化。男性、有配偶、城市屬性對老年人總養老資本有顯著正向影響，說明女性老人在養老資本上依然處于劣勢地位，婚姻的保護效應和城市屬性的優越性也體現在了對養老資本的積極影響上。家庭特征中與老人同吃同住人數增加能夠帶來社會資本的增加，從而對總養老資本有顯著促進作用。

　　(2) 子女性別結構對養老資本的影響機制。不同子女性別結構對老年人養老資本影響的回歸結果如表 6 所示。一孩家庭中以兒子 ( M) 為參照，女兒 ( F) 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無顯著差異。兩孩家庭以兩個兒子 ( 2M) 為參照，發現一兒一女 ( 1M1F) 和兩個女兒 ( 2F) 均對整體養老資本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兩個女兒 ( 2F) 的影響程度最高; 兩個女兒 ( 2F) 對于物質、金融、社會資本均有顯著正向影響，一兒一女 ( 1M1F) 僅對金融和總養老資本上有顯著正向影響。三孩家庭以三個兒子 ( 3M) 為參照，三個女兒 ( 3F) 和兩女一兒 ( 2F1M) 均對整體養老資本有顯著正向影響; 在分項養老資本上也僅對金融資本有顯著正向影響，并且三個女兒 ( 3F) 的影響程度最高。

　　( 3) 子女序次結構對養老資本的影響機制。根據圖 1 的分析邏輯，子女序次結構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重點在于分析兩孩和三孩家庭，回歸結果見表 6。兩孩家庭中首先僅考慮第一孩次的性別，將第一孩為兒子 ( MM 和 MF) 作為參照，發現第一孩為女兒 ( FM 和 FF) 對老年人總養老資本有顯著積極影響。其次，在第一孩為兒子的情況下，以第二孩為兒子 ( MM) 作參照，發現第二孩為女兒 ( MF) 對總養老資本有顯著正向影響。最后，在第一孩為女兒的情況下，以第二孩為兒子 ( FM) 作參照，第二孩為女兒 ( FF) 對總養老資本依然有顯著正向影響。

　　在三孩家庭首先僅 考 慮 第 一 孩 次 的 性 別，將第一孩為兒子 ( MMM、MMF、MFM、 MFF) 作參照，第一孩為女兒 ( FFF、FFM、FMF、FMM) 對整體養老資本并無顯著影響，但是對人力資本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對社會資本有顯著負向影響。為進一步探析后兩孩次的不同性別可能對養老資本產生的影響，本文在限定第一孩為兒子或第一孩為女兒時分別展開回歸分析。

　　在第一孩為兒子前提下，以第二孩為兒子 ( MMM 和 MMF) 作參照，第二孩為女兒 ( MFM 和 MFF) 對整體以及分項養老資本并無顯著積極影響; 在第二孩為兒子時以第三孩為兒子 ( MMM) 作參照，發現第三孩為女兒 ( MMF) 僅對金融和社會資本有顯著促進作用; 在第二孩為女兒時以第三孩為兒子 ( MFM) 作 參 照，發現第三孩為女兒 ( MFF) 對物質、人力及總養老資本均有顯著提升作用，并且對總養老資本的促進作用最明顯。

　　在一孩為女兒前提下，以第二孩為兒子 ( FMM 和 FMF) 作參照，第二孩為女兒 ( FFM 和 FFF) 對總養老資本有顯著正向影響; 在第二孩為兒子時以第三孩為兒子 ( FMM) 作參照，發現第三孩為女兒 ( FMF) 對總體養老資本并無顯著影響，分項資本中僅對社會資本有顯著提升作用; 在第二孩為女兒時以第三孩為兒子 ( FFM) 作參照，發現第三孩為女兒 ( FFF) 對各項養老資本均無顯著影響。

　　3. 子女數量、性別、序次對養老資本影響機制的城鄉差異

　　本文將子女數量、性別和序次在城市與農村老人之間分別對養老資本進行回歸，結果見表 7。與總樣本回歸結果不同，子女數量增加對城市老人養老資本并無顯著影響，但是對農村老人養老資本有顯著提升作用，并且子女數量越多提升程度越高。兩孩、三孩子女性別結構對城市老人養老資本的影響與總樣本結果一致，而子女性別結構對于農村老人無顯著影響。兩孩和三孩子女序次對城市老人養老資本的影響與總樣本影響結果一致，但對農村老人養老資本無顯著影響。

　　將一至三孩所有子女數量、性別和序次結構按照總樣本、城鄉分別對養老資本進行回歸 ( 見表 8) ，以期驗證是否與以上發現結果相符合。由于一孩子女無序次結構，因此表 8 以兩孩中兩個兒子 ( MM) 為參照對養老資本進行回歸。

　　由表 8 可知，對于全樣本老年人而言，一孩子女對養老資本無顯著影響，隨著子女數量增加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提升效果越明顯; 在相同子女數量下女兒數量越多對養老資本的提升程度越高; 兩孩子女無論女兒的出生先后均對老年人養老資本有積極影響; 三孩子女第一孩次為兒子時第三孩次為女兒以及第一孩次為女兒時第二孩次為女兒對老年人養老資本影響程度相對較高。全樣本老人中女兒數量和子女出生序次對于養老資本的積極作用在城市老人群體表現的尤為突出。對于農村老人而言，僅三孩子女對老年人養老資本有顯著促進作用，第一孩次為兒子對于農村老年人養老資本促進作用更高，此外女兒數量多仍然發揮一定作用。

　　五、總結與討論

　　1. 總結

　　本文運用 2014 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 ( CLASS) 數據，比較了不同子女特征老年人養老資本的現狀水平，在控制子女、老年人個體和家庭特征之后，實證分析子女數量、性別結構、序次結構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以及城鄉差異，總結如下。

　　從現狀來看，中國老年人養老資本整體水平不高，分項資本中人力資本水平相對較高，其次為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物質資本最為薄弱。不同子女數量老年人的養老資本現狀水平差異較大，子女數量越多其養老資本水平越低，相比多子女老人，一孩老人的養老資本水平最高。子女性別結構特征下老年人養老資本呈現出限定子女數量時，女兒數量多的老年人養老資本水平相對較高的特點。子女序次結構呈現出兩孩家庭中，第一孩次相同性別前提下第二孩為女兒 ( * F) 的老年人養老資本水平更高; 三孩家庭中第一孩為兒子時、第三孩為女兒 ( M* F) 以及第一孩為女兒時、第二孩為女兒 ( FF* ) 的老年人養老資本水平高。

　　從子女數量、性別、序次對養老資本的影響結果及城鄉差異來看，雖然子女數量多的老年人養老資本現狀水平低，但子女數量的增加對老年人養老資本有顯著提升作用，在金融和社會資本提升的同時也降低了物質和人力資本，但對于老年人總養老資本的提升作用主要體現在農村。子女結構中女兒對于養老資本的正向影響程度顯著高于兒子，在子女數量一定的前提下，女兒數量增加能夠顯著提升老年人養老資本，但主要作用于城市老人，對農村老人并無顯著影響。兩孩子女序次結構無論女兒出生序次先后均對養老資本有顯著提升作用，但主要作用于城市老人，對農村老人影響不顯著。三孩子女序次結構中第一孩次的性別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無顯著影響，在第一孩次為兒子的前提下，僅當第二和第三孩次均為女兒 ( MFF) 時，對養老資本才有顯著促進作用; 在第一孩為女兒的前提下，當第二孩次為女兒 ( FF* ) 時即顯著提升老年父母的養老資本，但該影響僅作用于城市老人，對于農村老人的影響主要是子女數量在發揮積極作用。

　　綜上所述，子女的數量、性別結構和序次結構均對老年人的養老資本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并且城鄉差異明顯。對于城市老人，子女的性別結構和出生序次會促進養老資本，但對于農村老人，僅子女數量即可帶來養老資本的增加并且三孩子女第一孩次為兒子對于促進養老資本依然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子女數量、性別、序次對老年人養老資本的影響可以總結為: 第一，子女數量越多且女兒數量越多則養老資本水平越高。第二，兩孩 1M1F 結構中女兒出生晚則老年人養老資本水平高。第三，三孩中第一孩次為兒子時第三孩為女兒，第一孩次為女兒時第二孩也為女兒的老年人養老資本水平高。結合以上發現將一至三孩子女結構對老年人養老資本影響程度由低到高排序為: M = F<2M

　　2. 討論

　　從現狀來看，我國老年人養老資本中人力資本水平最高，金融資本較低，子女數量越多的老年人養老資本水平越低，可能是由于樣本老年人平均年齡 68 歲，尚處于低齡、年輕老人階段[25]，其生活自理能力相對較高，帶來積極的人力資本。金融資本低則說明當前老年人沒有足夠的金融資本積累，又缺乏必要的現代金融支持，可能會造成老年人無法抵御養老風險[6]。子女數量越多意味著老年父母對子女的撫養成本隨之越高，由此削弱了老年人的養老資本儲備，所以三孩老人養老資本水平最低; 一孩老人對子女的各項投入與多子女老人相比相對較少，能獲得一定的物質積累，同時，一孩老人相對較為年輕，身體健康程度和教育水平相對較高，因此一孩老人的物質、人力和總養老資本水平較高。這一結論支持資源稀釋理論 ( Dilution Model) ，該理論認為盡管家庭資源隨著時間變化而發生一定的變化，但資源總體是有限的，子女的數量影響著家庭資源的分配[26]。另外，隨著子女數量增加，老年人獲得子女提供的代際支持可能性增加，以及老年人潛在社會支持網絡也隨之擴大，因此子女數量增加提高了老年人的金融和社會資本，同時也促進了老年人總養老資本的提升。

　　影響機制分析發現女兒對于養老資本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可能是因為不同于西方國家，在中國撫養子女的花費包括生活花費、教育花費、婚姻花費和醫療花費四個部分，其中婚姻花費具有剛性特征，主要體現在父母對兒子支付的彩禮方面，兒子越多則父母需要支付的彩禮花費越高，這種代際間的財富轉移導致兒子數量多的老年人養老資本處于較低水平[27]。另外，女兒對于養老資本的促進作用高于兒子這一發現與傳統中國家庭養老中的性別分工模式存在一定差異，按照我國傳統的養老習俗，兒子承擔全部養老責任，女兒不承擔任何義務，但女性隨著社會經濟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提高，掌握了更多的資源，能夠給父母提供的代際支持不斷提升[28]。因此當子女數量既定時，女兒數量越多老年人養老資本越高，也從側面反映出支撐中國家庭養老中性別差異的價值和倫理基礎正逐漸被侵蝕，女兒參與養老成為老年人養老的理性化選擇，尤其在城市由于婚姻花費成本和女性收入標準的提高，女兒數量多少決定養老資本水平高低表現最為明顯，但子女結構在農村并未顯示出差異化影響。

　　影響結果發現子女序次結構對養老資本影響的城鄉差異，可以理解為由于中國人傳統的生育性別偏好，第一孩為兒子時，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傳統父系家族體系對男孩的需求，但人們可能同時擁有兒子偏好和女兒偏好，即兒子偏好越強烈，女兒偏好也會越強烈[29]。因此城市兩孩老人 MF 子女序次才對養老資本有促進作用，城市三孩老人在一孩為兒子的前提下，男女雙全后第三孩為女兒 ( MFF) 才能夠顯著提升養老資本水平; 另外，結合城市三孩老人一孩為女兒時，第二孩為女兒 ( FF* ) 對養老資本有提升作用，這也從側面驗證了子女性別結構中女兒數量所帶來的影響。對于農村三孩老人中第一孩為兒子普遍對老年人養老資本有顯著更高的促進作用可能給出的解釋為: 生育性別偏好態度來源于人們對于子女功能的心理定位，即經濟功能、文化功能和宗教功能，子女的經濟功能可以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被逐步完善的社會制度所替代，但子女的文化和宗教功能卻不易被取代，特別是兒子偏好態度[29]。所以，即便女兒和女兒數量對農村養老的作用在日益凸顯，但 “養兒防老”的觀念在農村仍然處于不可動搖的地位，“長子”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功能有著無可取代的意義。

　　隨著人們生育觀念的改變，家庭生育功能逐漸弱化，家庭核心化趨勢增強，對于如何增加老年人的養老資本儲備，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政府、市場、社區與家庭多維主體需要統籌協作，發揮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和傳統孝文化的優勢，形成互補格局，共同促進老年人養老資本的積累。其次，在女兒對城市老人的代際支持作用不斷增強的今天，應該從社會性別規范的層面轉變對兒子的性別偏好，形成 “養女也能防老”的社會共識。再次，政府需要通過公共服務的政策供給，加大對老年人的公共財政支出和資源投入，并有針對性地向養老資本薄弱群體傾斜。最后，過去由于受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中國家庭子女數量在特定階段得到了有效控制，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也體現在老年人養老資本的現狀水平上，但在老齡化形勢日趨嚴峻的今天，生育政策的進一步調整應該得到更多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