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過梳理民族服飾之各項功能及當代演變,揭示民族服飾視覺符號的關鍵內核,為當代民族服飾的發展與設計思路提供理論依據,從而進一步發揮其社會功能,建構倫理秩序,促進社會發展。
關鍵詞:民族服飾;藝術符號;倫理;社會秩序;藝術人類學
《藝苑》(雙月刊)創刊于2005年,是由福建藝術職業學院主辦的綜合藝術類刊物。以發展與繁榮文化藝術事業為辦刊宗旨,以審美、自由、平等和寬容為價值選擇,傳達藝術經驗,體驗藝術審美,關注藝術流變,展示藝苑成果,為藝術工作者和藝術愛好者構建良好的藝術交流平臺。
服飾,泛指服裝與配飾的總和,最早見于《周禮·春宮篇》中,“辯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1]。 民族服飾是最能體現民族文化特色與情感內涵的服裝與配飾。傳統意義上的服飾主要分為以下四類:第一是衣服,有主服、首服、足服等;第二是佩飾,指全身起裝飾作用而不具有遮覆功能的飾品;第三是化妝,既指帶有原始性的文身、割痕等,也指當今的美容;第四是隨件,如包、傘、佩刀等。[2]服飾是人類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必需品,它的發展亦是人類社會物質文明的顯著標志。
就服飾的起源看,人類穿戴首先為了滿足御寒遮體的需要,這是服飾最主要的物理屬性與基本功能。以梭戛長角苗為例,他們生活在平均海拔1750米的山頂,相對陰濕寒冷。與居住環境海拔相對較低的黔東南苗族女性服飾相比,她們多了厚厚的羊毛氈圍以及羊毛氈裹腿??梢哉f民族服飾從款式到材料都能適應當地的氣候條件與生產方式,這也是民族服飾差異性出現的主要原因之一。
服飾的“飾”字本身就說明了服裝具有裝飾的功能,這是審美的體現。人類在滿足基本需求的基礎上,對美有了追求,就如同普列漢諾夫認為的那樣:“那些為原始民族用來做裝飾品的東西,最初被認為是有用的東西,或者是一種表明這種裝飾品所有者擁有一些對部落有益的品質的標記。而只是后來才開始顯得美麗的。使用價值是先于審美價值。”[3]不可否認,民族服飾首先產生于實用的目的,進而又產生于審美觀賞的目的。無論是民族服飾的實用性還是其審美藝術性,人類都是可以通過視覺或者知覺直接感知的,不過,民族服飾還具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并不具備人類通用性,但是具有地方性或者區域性文化特征的特性,就是民族性,而這個民族性則是通過其符號作用實現的。德國著名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曾提到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4]服飾所代表的符號功能在人類所有的符號創造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針對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里圍繞著“民族服裝”所展開的多種社會與文化實踐,如“唐裝”的流行、“漢服”的討論以及“漢服運動”的方興未艾等現象,愛知大學人類學學者周星教授就曾就該現象的時代背景以及人們的心理需求進行了探討。[5]這些現象的產生也正體現了人類對服飾符號的需要而進行的必然建構,而人類這種對于服飾符號的建構反過來促進了人類對社會的發展和建構。探討民族服飾的傳統功能與價值可以為我們當今社會與生活提供參考。
服飾是記錄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歷史文化符號,而服飾的創造和傳承又是以符號為媒介的。服飾符號系統是由服裝的物理屬性所構成,并被人所感知理解的,盡管在通常意義上,服飾符號也是一種藝術符號,然而這與西方的藝術符號有著一定意義上的區別。如蘇珊·朗格在《情感與形式》中從藝術觀賞者角度談到藝術符號的意味,她認為:“‘理解’一個藝術品是從關于整個被表現的情感之直覺開始的。
通過沉思,漸漸地對作品的復雜性有了了解,并揭示出其意。”[6]我們可以看到蘇珊·朗格所說的藝術符號,是通過觀賞者的情感直覺,到沉思,再到揭示其意義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這往往指的是架上藝術品,如油畫。然而民族服飾符號常常不需要通過沉思,而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知識體系,生活在同一地域的社會人可以依據服飾的視覺符號,從而獲知符號背后所暗示的各種約定俗成的知識與信息。所以作為地方性視覺藝術符號往往形成一個符號體系。以梭戛苗族的民族服飾個案為例,我們經過分析后發現,民族服飾符號體系主要包括民族身份識別、族內支系識別、民族記憶、民族認同象征物、性別符號、過渡儀式標識六個部分。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這個符號體系發生了演變。
一、民族身份符號與民族關系
在多民族聚居區,我們發現一個常見的現象,人們常用服飾裝扮特征來稱呼一個族群,如梭戛苗族,由于其發髻上佩戴的長長的木質彎角而被當地其他民族稱呼為“長角苗”。其他苗族支系,同樣根據服飾特征被稱為“花背苗”(大花苗)、“歪梳苗”等。再如彝族,其周邊民族及漢族對彝族的稱呼有黑彝、白彝、紅彝等,[7]還有廣西百色的壯族被稱為“黑衣壯”[8]等等,皆是基于服飾的某種特征而來。究其原因,民族服飾,作為最直接的視覺符號,可以有效作為識別民族身份信息的工具。在多民族聚集區,各個民族長期在共同的地域中生產生活,難免會有所交集,況且有時候因為資源或者其他原因會引起爭斗。在這種情況下,民族服飾成為重要的區分你我的標識。
筆者在梭戛苗族考察時,聽到當地的苗族老者講起一段歷史,水西(即當今貴州西北部息烽、修文二縣以西、普定縣以北、水城縣以東、大方縣以南地區)[9]當年是彝族人的地盤,當初苗家人的祖先初到水西的時候,彝族人隔著水望見對岸來了許多人,以為是朝廷派軍隊攻打自己,然而,彝族土司從這些人的衣著服飾上判斷,他們是少數民族而不是官兵,于是將一眾人接過河,并劃撥了土地,自此苗家人就在此地安家了。
這種識別民族身份的功能,在過去生活資源匱乏,戰爭頻繁的時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今天發生了變化,由于生產方式的改進,各種生活資料相對充足,國家安定,民族團結,并且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媒體日益發達,民族的概念也出現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不再是地方性的小概念,而成為一種全球化下的民族概念,許多民族服飾也逐漸由日常穿著轉變為特殊場合的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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