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激勵度環境與企業研發支出

　　本文以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微觀數據為樣本，實證檢驗R&D稅收激勵的研發支出效應及其影響因素。采用傾向評分匹配法的估計表明，R&D稅收激勵對企業的研發支出產生了顯著的擠入效應，且該效應占企業研發支出的比重為11.39%。分組檢驗表明，R&D稅收激勵的擠入效應還因行業、所有制和地區制度環境而異。進一步分析R&D稅收激勵擠入效應的影響因素發現，制度環境強化了R&D稅收激勵的擠入效應，即在制度環境越好的地區，R&D稅收激勵產生的擠入效應越大，制度環境與R&D稅收激勵之間具有互補性。前述發現通過了穩健性檢驗。本文為處于爭議中的產業稅收優惠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證據。

　　《稅收經濟研究》是國家稅務總局主管，中共國家稅務總局黨校(國家稅務總局稅務干部進修學院)主辦的經濟類學術期刊，以繁榮稅收經濟科學、為國家稅收經濟部門和決策機構服務為宗旨，秉承“以特色求知名，以創新求發展”的辦刊理念，突出學術性、實踐性和創新性，刊發經濟類各學科、特別是稅收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為廣大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提供探索交流的學術平臺，并致力于成為中國稅收改革和發展進程的重要理論陣地。

　　我國尚沒有編制稅式支出預算，R&D稅收激勵規模并不能從年度財政預算報告中獲得。但零星披露的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R&D稅收激勵規模不容小覷：2008—2011年，高新技術企業累計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2259億元;2014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減免稅和高新技術企業減免稅分別為379.8億元和613.1億元;2015年高新技術企業減征企業所得稅1000多億元，軟件和集成電路企業減免企業所得稅300多億元，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減稅100多億元，科技成果轉化免征增值稅72億元，共計減免稅1400多億元。①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財政支出，從財政資金的公共性、稀缺性和使用效率來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大量的R&D稅收激勵是否產生了預期的研發支出擠入效應?影響該效應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本文以2009—2013年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能克服樣本自選擇性的計量方法來估計R&D稅收激勵的研發支出效應，并分析其主要影響因素。研究發現，R&D稅收激勵產生了顯著的擠入效應，且該效應還因行業、所有制和地區制度環境而異。進一步分析該效應的影響因素，發現R&D稅收激勵水平沒有顯著影響，但制度環境強化了R&D稅收激勵的擠入效應。上述結論得到了穩健性檢驗的支持。本文不僅為處于爭議中的產業稅收優惠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經驗支持，還為提高政策有效性提供了制度和政策改進方向。

　　與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有兩點。一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能克服樣本自選擇性的計量方法。國內學者的研究大多沒有考慮R&D稅收激勵的樣本自選擇性，得出的結論值得商榷。

　　根據我國《企業所得稅法》“稅收優惠”部分的條文(第26—34條)，與制造業企業所得稅優惠相關的重要條款有：符合條件的技術轉讓所得(第27條第4款)、高新技術企業適用15%的低稅率(第28條第2款)、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第30條第1款)、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第32條)等。①顯然，這些條款均與企業的研發活動有關。因此，以平均有效稅率低于法定稅率作為R&D稅收激勵完全適用于本文的分析。令rdtaxdum為企業享受研發稅收優惠的虛擬變量。如果企業享受了R&D稅收激勵，則rdtaxdum=1，否則rdtaxdum=0。

　　2.結果變量

　　結果變量為研發強度(rd)，即研發支出占營業收人的比重。盡管數據庫提供了企業研發支出數據，該數據源于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中會計科目“管理費用”下的明細科目“研發費用”或“技術開發費”，但當企業在研究和開發階段均發生支出時，該數據并不能完整反映企業的研發支出。鑒于此，依次通過以下方法來獲得該數據：首先，選擇上市公司年報董事會報告中的“研發支出”數據(該數據經過了會計師事務所專門審計);其次，查找財務報告附注中“無形資產”科目下的“公司開發項目支出”，根據“本期開發支出占本期研究開發項目支出總額的比例”，推算出本期研究開發支出總額;最后，采用管理費用中的“研究與開發費”與開發支出相加得到。如果通過這三種方法仍然無法獲得該數據，寧缺毋濫，視之為數據缺失。

　　3.協變量

　　相對于克服樣本選擇偏誤的參數方法如工具變量法、倍差法，PSM的優勢是無須設定結果方程的函數形式、無須設定選擇方程和結果方程誤差項的分布假設，其劣勢是只能控制可觀察的選擇變量，因而，應該盡可能將所有影響處理變量的因素都包括在內，否則得到的估計結果有偏。影響企業獲得R&D稅收激勵的可觀察協變量有兩類。

　　(1)廠商特征變量

　　高新技術企業(hightech)。高新技術企業不僅能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研發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普惠政策，更能享受15%的低所得稅率特惠政策。與非高新技術企業相比，高新技術企業獲得R&D稅收激勵的概率更高。該變量以上市公司是否為高新技術企業的虛擬變量來反映。高新技術企業資質信息從上市公司年報手工搜集得到。

　　融資約束(.尼)。研發投資成功和潛在收益的不確定性，以及研發成果的無形性，阻礙了研發資產作為抵押品使用。而創新活動信息不對稱，則加劇了研發資本市場失靈，使企業不得不主要依靠內源融資來從事研發活動。Kobayashi(2014)發現，R&D稅收激勵是緩解融資約束的重要工具。融資約束以現金流占總資產的比重來反向衡量，即現金流占總資產的比重越大，則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小。

　　企業規模(s/ze)。一方面，企業規模越大，研發活動的內源融資可能性越高，對外部資金的需求意愿就越小。但另一方面，規模較大也意味著企業的研發動機越強，對外部融資的意愿越強烈(Czarnitzki和Hottenrott，2011)。因而，規模對企業獲得R&D稅收激勵概率的影響是不確定的。為避免營業收入與研發支出強度(為研發支出與營業收入之比)之間的共線性，以雇員數來衡量企業規模。由于廠商的規模分布有偏，為降低其偏度，對雇員數取對數。同時，還考慮企業規模可能存在的非線性影響，并以其平方項來表示(size2)。

　　企業年齡(age)。一方面，企業年齡越大，申請R&D稅收激勵就越有經驗，從而越有可能成功。另一方面，更年長的企業可能趨于守成，不愿意追求創新。而年輕企業面臨更緊的研發融資約束，申請R&D稅收激勵的積極性更高(Czarnitzki，Hanel和Rosa，201 1)。但企業年齡對稅收激勵的影響因政策類型而異：對以應稅利潤為基礎的低所得稅優惠而言，年輕企業往往處于虧損狀態而無法享受;而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則對企業年齡不敏感。因此，企業年齡與獲得R&D稅收激勵之間也具有不確定性。對該變量也取對數。

　　技術人員占比(techstaff)。技術人員占比越高，意味著企業從事技術創新的人力資本越豐富，企業獲得R&D稅收激勵的概率也越高。同時，技術人員的工資薪金構成研發成本的重要部分(Corchuelo和Martinez.Ros，2009)，通過R&D稅收激勵來降低研發成本也是技術人員占比高的企業的理性選擇。該變量以技術人員占雇員的比重來表示。

　　地區制度環境(ins)及其與政治關聯的交叉影響(ins木pc)。制度環境越好的地區，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和水平越高。制度環境越差的地區，企業越有動機通過各種方式獲取稅收優惠(羅黨論、楊玉萍，20l 1)。吳文鋒等(2009)進一步指出，制度環境不佳的地區，有政治關聯公司的實際稅負低于沒有政治關聯的公司，且能獲得更多稅收優惠。政治關聯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是由企業所處地區的正式制度環境決定的。這意味著，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政治關聯)共同作用于企業的R&D稅收激勵行為，該影響以二者的交叉項(ins木pc)來反映。基于數據的可得性，以王小魯等(2013)編制的中國分省企業經營環境指數來度量地區制度環境(ins)。該報告的指數截止于2012年，2013年指數采用以年度為自變量的簡單OLS回歸遞推得到。為消除異方差，也對之取對數。

　　同時還將引入三個虛擬變量：以產業虛擬變量來控制不可觀察的行業異質性(行業差異)和技術機會(29個行業)，以地區虛擬變量來控制特定地區因素如創新文化的影響(東中西部地區)，以時間虛擬變量來控制宏觀經濟沖擊和政策變化的影響。此外，上述變量還需考慮時間滯后因素。根據研究慣例，以及樣本時長(2009—2013年，而部分樣本僅有2011—2013年的數據)，本文對所有協變量(除年齡外)均取滯后一期。

　　首先，以行業分類進行分組檢驗。參照魯桐、黨印(2014)的標準，將樣本企業劃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三大類。匹配結果表明(表3第1～3列)，三大行業中，僅有資本密集型行業的R&D稅收激勵產生了顯著的激勵效應。其原因可能在于三大行業面臨的研發依賴度不同(其研發強度分別為0.0156、0.0256和0.0467)和融資約束不同(現金流占營業收入比重分別為0.0310、0.0248和0.0373)。勞動密集型企業研發活動有限，對R&D稅收激勵不敏感，因而其難以產生研發支出效應。技術密集型行業研發依賴度高，但現金流最為充裕，研發資金短缺并不嚴重，因而，R&D稅收激勵產生的擠入效應有限。而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研發強度適中，但該行業面I臨的融資約束最大，一定的稅收激勵能產生較大的研發支出引誘效應。可見，并非研發強度越高的行業，R&D稅收激勵產生的擠入效應就越大。

　　其次，按照所有制進行分組檢驗，結果見表3第4～5列。可以發現，不同匹配方法下，國有控股企業的R&D稅收激勵對額外投資的影響均不顯著，而非國有控股企業的R&D稅收激勵則產生了顯著的擠入效應。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國有控股企業(樣本中大多為大中型國有企業)現金流較為充裕、研發資金較為充足，對R&D稅收激勵不甚敏感，而非國有控股企業(樣本中多為中小企業)研發資金相對短缺，對R&D稅收激勵較為敏感，此時R&D稅收激勵能夠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激勵功效。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調整R&D稅收激勵的所有制分配結構，使之向非國有控股企業傾斜，能改善R&D稅收激勵的擠入效應。

　　影響R&D稅收激勵研發支出效應的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見文獻回顧假說2的分析部分)。一是企業特質，以企業規模(size)、年齡(age)及二者的交叉項(size水age)來衡量。二是R&D稅收激勵水平(taxpre)，以企業的平均有效稅率(EATR)與法定稅率之差的相對值來表示，即taxpre= (25%一EATR)/25%。三是地區制度環境(ins)。R&D稅收激勵的擠入效應表現為研發投資增加，而影響研發投資的關鍵制度因素為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該變量以中國分省企業經營環境指數中“企業經營法制環境”下的“經營者合法權益保障”來量化。“經營者合法權益保障”包括知識產權、合同執行、人身和財產安全三個細分指標，但該報告僅提供了合成的“經營者合法權益保障”指數，沒有提供其中的知識產權指數。鑒于合同執行、人身和財產安全這兩項指標都與法治水平相關，而一個地區的法治水平在知識產權、物權、債權、人身權保護方面基本處于同一水平，因此，這里以“經營者合法權益保障”指數來代替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該指數2013年缺失值也通過簡單OLS回歸遞推得到。為檢驗假說2，本文還構造了制度環境(知識產權保護)與R&D稅收激勵水平的交叉項(ins。tax#re)。此外，在回歸分析中，還控制行業、地區、年度等虛擬變量的影響。除企業年齡(age)外，其他變量均滯后一期以緩解內生性。

　　回歸結果見表4。表4中的因變量分別為表2中5種不同匹配方法得到的個體處理效應。5個模型的Hausman檢驗均接受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的原假設。估計結果表明，R&D稅收激勵水平(taxpre)對額外研發支出的影響為正但不顯著。其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影響。高新技術企業因享受15%的低所得稅率而成為激勵強度最大的R&D稅收激勵政策的受益者，但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所要求的研發支出與銷售收入增長并非同步，而是呈現邊際遞減特征。①企業為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資質，只要滿足研發支出認定標準，而不需要同比例增加研發支出。因此，該政策的影響就存在一個上限。二是多重稅收優惠政策的影響。企業能夠享受的R&D稅收優惠主要包括低所得稅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企業能并行不悖的同時享受多重優惠政策。在研發支出規模一定時，通過稅收籌劃，企業可以充分利用多重政策疊加的紅利，有效控制研發支出的增速。比如，占比高達78.05%的高新技術企業，②能同時享受這三項政策，制約了研發支出的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