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在校大學生的婚姻有主權

　　《婚姻法》修正案的實施以及教育部對高考報名年齡和婚否的限制的取消，引發了一場“關于符合法定結婚條件的在校大學生(以下簡稱大學生)是否可以結婚”的大討論。尤其是國務院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于2003年10月1日起實施以后，學校限制大學生結婚的“關卡”(權力)被撤消了，學生無須經單位(學校)審批，就可以直接到婚姻登記機關領取結婚證。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全國人大制定的《婚姻法》、國務院的《條例》與國家教育委員會《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以及各高校據此精神制定的有關“禁止大學生結婚”的校規發生沖突，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法律精神的“立法打架”的現象，到底該以哪個立法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為準?為此，同年12月，教育部高校學生司領導在接見記者時表示，大學生可否結婚應由高校說了算。教育部對原《規定》禁婚事項的存廢問題不置可否的度，使得大學生是否可以結婚以及學生結婚利弊的問題被媒體和社會炒得沸沸揚揚，不少高校一時也陷人兩難境地。目前，除武漢大學個別高校明確開禁外，其余高校仍然持“禁止結婚”的態度，至少沒有明示許可，這是目前各地高校的通行做法。禁止大學生結婚是否合法?大學生是否能夠和其他公民一樣也可以享有結婚自主的權利?大學生能否結婚的問題，實質上是保障學生這類特殊公民的婚姻自主權問題。2004年憲法修正案表明:國家決心努力“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解決大學生是否可以結婚的問題迫在眉睫。

　　關于禁止大學生結婚問題，緣起于1990年原國家教委制定的《規定》.其中第33,35條規定:在校學習期間擅自結婚而未辦理退學手續的學生，作退學處理;被退學的學生，均不得申請復學。隨后各地高校從自主管理權的角度出發，相繼出臺校規禁止在校生結婚。以此邏輯去推理:上學就不得結婚，如果結婚就得退學，當大學生獲得婚姻自由權利時，他已不是也永遠不能再成為大學生，即上學和結婚兩者不可同時兼得。因為想結婚者必須通過退學才能實現其法定的權利，實際上是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剝奪大學生婚姻自主權的技術處理方式。回顧那個年代的立法背景，國家法制不夠健全，私法法制建設嚴重滯后，過度保護公法文化和人們的法律意識相對淡薄。大學生只好面對現實唯命是從，個別走人“雷區”的當事者卻無力與學校抗衡，只好含恨領受學校的各種處罰.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在國家繁榮和政權穩定的名義下，國家通過灌輸種種理念、政治口號和法津對公民的私人生活領域行使其絕對權威。尤其是目前各地在綜合治理名義下，責任層層分割和落實，高校管理部門對學生實行絕對的實時監管，學生結婚被理解為不良行為，自然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權利。

　　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們法律意識的提高，以及大齡考生和大齡在校生的增加，禁婚規定已不適應形勢發展需要，而且實際上也會變成一紙空文。不少高校因非婚同居對當事學生給予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處分而常遭起訴并導致學校屢屢敗訴的事件常常見諸媒體。另外，個別高校放開限制以及某高校的某個博士生與在校本科生結婚被當作“敢于吃螃蟹的人”來看待和炒作，似乎整個社會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都偏離了理性的、法制的思維，可見，“禁婚”的負面的社會影響之深重。

　　二、質疑禁止大學生結婚的合法性

　　(一)憲法、法律法規對大學生結婚問題的相關規定

　　以“立法打架”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去規范這一法律現象時，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法律精神。由此對大學生群體和高校管理層會產生相反、混亂的指引，帶來不良的社會后果和利益沖突。從立法與利益關系的角度審視，這與我國立法部門眾多、政出多門、行政權力過于膨脹、國家集體利益本位下忽視人權的歷史密切相關。

　　1.憲法賦予了大學生基本的人身權利。首先，婚姻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第33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第49條規定:“婚姻、家庭受國家的保護……禁止破壞婚姻自由。”

　　其次，憲法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對公民權利和自由進行合理限制，但需要符合憲法規定的條件。

　　憲法規定公民基本權利的要義，是要求政府應為實現公民的這些權利提供保障，原則上不允許政府或任何組織、個人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加以限制和剝奪。限制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必須符合三個條件:第一，必要的限制從根本上符合保護公民權利的目的，而不能為了限制而限制。第二，限制的理由都必須具有明顯、公認的合理性，即該行為必須是有損于他人和社會更大的利益。第三，對公民基本權利適當、理的限制只能出于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其它機關除非得到立法機關或憲法、法律的明確授權，不得行使此項權利。可見，高校作為事業單位未經授權就自行出臺限制大學生結婚的規定在程序上明顯違憲。

　　2.婚姻自主權是民事法律規范中具體規定的，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項人身自由權利，是一項當事人對自己人身的排它性的支配權.婚姻是法律認可男女兩性結合形式，其特征在于:當事人自主結合，他人無法替代。傳統法律規定自然人的人格不平等，婚姻成為長輩利益的交換媒介。現代法律賦予自然人人格的平等，承認當事人對自已的婚姻權利的自由支配，不能由非當事人決定、限制。

　　3.《婚姻法》對憲法規定的精神作出了具體性的規定。充分保障公民的婚姻自主權，只是從優生優育和國家整體利益的立場出發，對結婚年齡、疾病和近親血緣婚等作出必要的、合理的限制，而法律規定以外的其他附加條件，都被認為與憲法精神和法律規定相沖突而歸于無效。國家教委、高校自行出臺禁婚規定違反制憲程序屬于無效限制。

　　4.我國《高等教育法》也明文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5.我國實行單一制國家體制。作為一個擁有絕對主權的統一體，國家必然要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秩序—統一的法律，以維護和鞏固其國家意志和國家利益。尤其是中國這個具有特殊歷史背景的國度，穩定和統一歷來就是壓倒一切的政治話題，歷代統治者都為維護“大一統”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國家制定統一的法律并竭盡全力維護其權威以求實現整個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就是要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家不容許地方、部門自行出臺違背體制要求的“禁婚”規定。

　　(二)法的位階

　　“法律打架”現象實質上就是法的效力沖突或法的效力等級問題，即法的位階問題。這是審視和判斷大學生結婚合法與否和禁婚是否違法的關鍵。法的位階是指由立法體制決定的，不同國家機關制訂的法律規范性文件在法律淵源體系中所處的效力位置和等級。就上位法、下位法、同位法而言，下位法不得違反上位法。《立法法》第78條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在法治社會里，憲法和法律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不能再由法規和規章加以限制，這是憲法的絕對效力原則。就是說，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都必須以憲法為依據，不得在基本精神、原則和內容上與憲法相抵觸，違背憲法的則必須“部分抵觸，部分修改，全部抵觸，全部無效”。第79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規章、地方性法規、規章。”據此規定，在不同位階的各種法律淵源中:憲法具有最高的效力;法律的效力高于規章;行政規章的效力高于規章。

　　1.法律優位原則。法律優位原則就是以法的位階決定法的效力，優先適用高位階的法律規范。針對大學生結婚的系列法律規范的效力位階問題，我國的憲法、《民法通則》、《婚姻法》、《登記條例》、《高等教育法》與原國家教委《規定》、學校規章就同一問題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規定，而這兩種不同規定對當事人的權益問題的處理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從法的位階看來，《婚姻法》屬于法律，《條例》屬于行政法規，而《規定》屬于部門規章。按照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要高于部門法規的效力的原則，《婚姻法》的效力要高于《條例》，更高于《規定》的效力，因此，在大學生結婚的相關法律法規的效力的認定問題上，應以《婚姻法》的規定為準，即否定原國家教委的《規定》的法律效力。

　　2.排除適用特別法優于普通法原則的情形。《立法法》第83條規定，“同一機關制訂的法律……規章，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不一致的，適用特別規定”。對于同一事實涉及到一般法律規定和特別法律規定時，特別規定的效力優于一般規定.但它要求這些法律必須處于同一位階之上，并且這些法律法規都是同一立法機關制定的。《規定》是否屬于特別法呢?《規定》是原國家教委制定的，而《婚姻法》、《條例》則不是。因此，不存在適用特別法的情形。

　　3.是否存在同位法關系的情形呢?《立法法》第82條規定:“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權利范圍內施行。”具有國家普適性的法律法規與部門規章在適用的權力范圍上并不處于同一位階。

　　4.出臺《規定》的禁婚內容是否得到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授權?《立法法》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在本部門的權限內，制定規章.部門規章的事項應當屬于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據筆者掌握的相關資料表明，并沒有發現授權的歷史記載。顯然，沒有憲法和法律的授權而變通法律是違憲或違法的.而“應由高校說了算”是否又屬于高校辦學自主權呢?所謂高校辦學自主權，是指《高等教育法》賦予大學的權利。“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對于大學在教學、科研、開發與社會服務、對外交流等方面的自主權，都有相應的表述。而禁止大學生結婚則并不在此列，應屬于高校行政管理作為不當，是行政干預行為。法律并沒有授權高校可以成為獨立于社會之外的“法外桃園”。

　　5.婚姻自主權屬于國家范圍內的國家基本權益，《立法法》第8條對此作了規定:“以下事項只能制定法律:(五)……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七)民事基本制度。”因此，原國家教委的“禁婚”規定和校規又明顯超出了自身的立法權限。

　　可見，“禁婚”規定與我國立法精神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相悖，在實體性、程序上都違憲、違法。

　　(三)對大學生禁婚的違法性的法理分析

　　符合結婚條件的在校生是否可以結婚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國家法律和學校行政管理權的法律效力沖突問題，以及兩者之間效力孰大孰小的問題。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1.高校作為法律法規授予一定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沒有合法的立法授權，無權以某種理由作出同國家法律相沖突的行政決定。其基于便于自己管理為由制定“不準大學生結婚，否則按自動退學處理”的決定顯然是不合法的。

　　2.婚姻自由屬于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私權利，凡是法律沒有禁止就是授權。因為，法治社會對政府(含高校)的行政行為和公民行為的合法性應用不同的行為規則進行評價，即“凡是法律沒有授予行政機關的權力.行政機關絕對不能行使;凡是法律沒有禁止公民的權利，公民都可以行使”。因此，高校在實施行政行為時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授權，并要遵循正當程序。因此，從法理上分析，在校大學生完全可以享有結婚自由，不受包括學校在內的第三者干涉的權利。

　　3大學生結婚了，只要行為檢點，生活作風正派，既符合法律授權，也不在道德評價的范圍之內，純屬于公民個人的行為自由。在無國家立法禁止的情況下禁婚，既是與法律授予公民的受教育權沖突(因為它剝奪了公民此類權利)，也是將地方行政管理權凌駕于國家制定法之上，同法治原則相違背(因為它在無國家立法的情況下行使了對公民的法外懲戒權)。

　　三、探討幾個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筆者的困惑

　　1.“應由高校說了算”說法的合法性。目前大部分高校仍然持“禁婚”的態度，而這又是違法的，高校有權變通嗎?那這是將責任下推，還必然會造成校際之間做法不一和區域的不平衡，踐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這樣做也不合理。2.學生結婚就必然會導致次品學生，產生人才質量問題?決定教育教學質量的因素有教育教學管理的觀念、制度和水平、師資力量、學校硬件建設等多種因素，不能簡單地歸咎于一個結婚因素。西方發達國家的高校允許大學生結婚但教學質量和人才質量蜚聲世界的事實是給禁婚者的一個反證。

　　(二)違法管理使學校失去威望和信任

　　學校依靠擴張行政手段壓制學生結婚，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地剝奪學生的婚姻自主權。現代的青年學生又具有強烈要求主張自我權利和依法辦事的性格特征，決定了學校禁婚行為肯定不易得到學生的理解和支持，勢必會造成學校處于管理失效的兩難境地，大量的男女學生因禁婚而處于非婚同居狀態，游離于社會和學校的管理真空中生活，容易將這些學生推向邊緣化.也不利于學校和社會的穩定。

　　(三)從發達國家的做法中得到的啟示

　　不少材料表明，在日本，“學校對學生只有給予教育一項任務”，“學生沒義務告訴學校自己要不要結婚，如果達到婚齡想結婚，只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到政府機關去登記，如果要生育，則需通知學校，寫一個書面申請，然后學校就會將他們的學籍延長”。最準確的觀念是:任何人，在成年以后談戀愛是他們自己的事，結婚與否是他們的權利，他們有選擇的自由。一些“開禁”的發達國家.像美國、日本的許多大學并沒有明確限制在校生結婚，但大學生都以平常心態看待這個問題，結婚者僅是高年級學生且為數極少，他們往往是先立業后成家。依筆者看，正如歐美人認為大學生結婚天經地義一樣，中國“禁婚”則隱含著計劃經濟傳統的一些管理理念和方式.高校管理層之所以長期認可和堅持這種做法，而且明知違法仍不情愿改變，本質上是高校借口校園秩序需要而行維護地方性利益之實。為此.國家不能忽視地方性秩序和文化的客觀存在，但前提是必須正視國家法律的普適性，維護法律的權威，以避免地方性秩序和文化被異化成為與國家法律相抗衡的亞法律文化。

　　(四)大學生有能力處理好學業和家庭矛質

　　大學生都已步人成年，是生理和心理已經漸漸成熟的高素質人才，我們應該相信他們有足夠的智慧和見解做出正確的抉擇:處理好自己的婚姻和學業大事。絕大多數學生能夠理智地看待和正確處理這兩者的矛盾，沒有誰會以荒廢學業和放棄前程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情感之快。大學生結婚是不是就一定會導致早育?首先，生孩子期間，丈夫得照顧妻子，妻子得休息，雙方的學業怎么辦?延長學制或者休學、輟學?代價太高了。再者，沒有生活上的經驗.承擔不起家庭和社會沉重的責任和義務，這些高素質的人會在婚前慎重考慮這些嚴肅的問題。目前國家實行畢業生自由擇業政策，客觀上也為他們畢業后能一起到同一個地方就業創造了機會，降低了畢業之時即勞燕分飛的幾率，提高了大學生戀人結婚的可能性。

　　目前.國家已駛入“推進政治文明建設，尊重人權”的快車道，融人主流法制世界的趨勢不可逆轉，依法治國、依法治校越來越成為當今社會的強勢話語。在此社會轉型時期，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普遍增強，存在渴望自身權利不受侵害的訴求，養成了希望依靠法律處理問題的思維定勢。對此，管理者要學法、懂法、守法，運用法律解決問題，正視學生的合法權益，從而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解決在校大學生結婚的管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