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審查與大學生權利的保障

　　自1998年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本科畢業證書、學士學位證書案以田永的勝訴開始，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無訟”狀態成為歷史。隨之而來的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拒絕頒發博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案、黃淵虎訴武漢大學學籍與戶籍管理案、懷孕的女大學生訴重慶郵電學院開除學籍案等在國內較有影響的學子告母校案，表明“中國的法治化進程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即在高等教育領域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們，已經強烈地感覺到了法院離他們的工作其實并不遠—大學校長甚至教育部長成為被告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一些高校管理工作者甚至政府官員不僅感覺到了法治的‘威脅’，而且正在為訴訟事務的纏身而煩惱。”

　　司法審查對大學內部事務的介人，引起了教育界和法學界的共同關注，也引發了激烈的論爭。贊成者對此歡欣鼓舞，認為這是我國法治化進程的必然走向，有利于維護被管理者的合法權益，促進大學管理的現代化。反對者為之憂心忡忡，認為這是司法權的濫用，會破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正在不斷生成的大學辦學自主權，阻礙了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大學發展規律。筆者認為，司法審查作為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介人大學內部事務管理，可以在規范管理權力的行使、完善權利救濟的渠道、樹立權利至上的管理理念三個層面保障大學生權利。

　　一、司法審查與權力制約

　　嚴格說來，大學的管理包含三個部分，行政管理、學術管理和思想管理，不過我國大學管理更多或者說更習慣于運用行政管理。“我國傳統的教育行政理論一直是管理論，認為教育行政的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強調行政權力對相對方的管理與控制，把行政主體的相對方置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張二者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注重維護行政特權。這種管理理論與現代教育行政相去甚遠。究其原因在于，新中國建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一直實行計劃經濟，這種模式體現在大學的管理上為高度集權式的，即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工控制大學的事務，諸如在經費劃撥、人事管理、專業設置、招生就業等方面均由政府單方面決定。因此，大學就其組織結構而言是國家行政體系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延伸，學術管理和思想管理已被行政管理所侵染。盡管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市場經濟不斷完善，大學的辦學自主權逐步擴大，大學的行政管理模式卻變化不大。“在中國，大學的整體概念和形象在許多場合被視為事業單位，在管理上主要沿襲行政管理體制。校長領導院(處)長、院(處)長領導系主任、系主任領導教研室主任、教研室主任領導教師，實行長官負責制，一級管一級，隸屬關系清晰，建構了一個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

　　這種沿襲行政管理體制的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中，大學管理主要體現為一種行政權力的運作過程，其與管理相對人之間已不是法律上的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在司法審查中應納人行政訴訟的范圍。這已被海淀區人民法院在《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行政訴訟案》的判詞所證明。即在我國目前情況下，某些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雖然不具有行政機關的資格，但是法律賦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職權。這些單位、團體與管理相對人之間不是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關系。他們之間因管理行為而發生的爭議，不是民事訴訟，而是行政訴訟。

　　綜觀海外各國，司法審查作為對大學行政權力的制約，介人大學內部事務(尤其是大學生的管理)成為通例。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國，明確將公立大學視為行政機關，而大學教師則為國家公務員;日本一直也是將大學視為行政機關，其于2000年進行了將國立大學改為行政法人的改革，從而使國立大學更少地受國家的直接控制，逐步走向獨立化，但對于其改革后稱謂變為獨立的行政法人表明大學已為行政主體;我國的臺灣，“司法部”的司法解釋對此作了法理闡釋。即“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似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份并損及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愿法及行政訴訟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于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愿及行政訴訟。”川作為英美法系的英國和美國，雖無公法和私法的劃分，但對公私學校的劃分卻十分明顯，而且對學校內部特別是學校對學生的不利決定，規定了絕對的司法審查權，完全可以通過司法的途徑尋求救濟。

　　二、司法審查與權利救濟

　　司法審查介人大學內部事務管理對大學生權利的救濟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消除管理規章中存在的瑕疵;二是使大學管理符合正當程序的要求。大學規章作為大學內部管理的基本依據，是我國教育法制體系的延伸和組成部分，對大學內部機構的運作具有明確的規范性。教育法明確規定，學校及其教育機構“依照章程自主管理”、“依法接受監督”。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法律規定，表明了自主管理權的行使必須遵循法治原則。由于相當多的大學規章在制定過程中，片面追求管理效率，欠缺法治理念，缺省民主參與的渠道，其存在的瑕疵是有目共睹的。主要表現在:一是內容上不適當地擴大學校規章的適用范圍、不適當地增加了學校規章的調整手段、不適當地限制或剝奪教職工和學生的正當合法權益。二是規范之間相互沖突，同階位規范之間相互抵觸，下階位規范與上階位規范不一致等。比如某高校規定對參與打架斗毆者一律予以紀律處分，這顯然剝奪了《刑法》確認的公民的正當防衛權。再如某些高校“學生不許經商”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學生創業的正常發展，也與國家鼓勵學生創業的政策相悖川。三是形式不嚴謹。大學的管理規章不是以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出臺，而是以“通知”、“決定”、“意見”等形式來命名，顯得不夠嚴謹。毫無疑問，上述規章的瑕疵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學管理的混亂，造成管理效率的下降。

　　大學在對管理相對人作出處罰或不利決定時，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正當程序是大學面對司法審查反映出來的一個較普遍的問題，故司法審查有助于大學管理符合正當程序的要求。正當程序原則是指行政主體在作出影響相對人權益的行政行為時必須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包括事先告知相對人、向相對人說明行為的根據和理由，聽取相對人的陳述、申辯，事后為相對人提供相應的救濟途徑，以保證所作出的行為公開、公正、公平。在大學管理中，這些程序主要包括管理相對人的舉報、申訴、辯解程序、學校管理部門調查程序、專門委員會聽證并作出處罰建議的程序、校長的裁決及作出行政決定的程序、實施具體處罰的程序等。遵循正當程序，是使大學管理更加公開、公正和公平的必然要求，這些要求既是大學管理是否符合法治原則的重要體現，又是大學管理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實際上，大學自主管理的合法性，不等于其具體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大學自主管理權能否得到公正、合理的行使，還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正當程序作保障。

　　司法審查作為大學生權利救濟路徑，其對大學生權利救濟是有限度的，主要針對大學生的重要性事項的管理。所謂大學生重要性事項的管理，主要是指涉及大學生基本權利，可能給其當前和將來的人身和財產權益造成重大影響的事項。具體而言，主要分為三種情形。一是學籍處理類。學生入學后就與學校形成了特定的法律關系，即在學法律關系。學生因此而獲得學籍，具有相應的法律地位，享有相應的權利和義務。當學生在學業沒有達到規定的要求，或違反學校紀律情節嚴重時，可能會受到學校的學籍處理，這種處理足以引起在學法律關系的消滅，使學生喪失其在學身份。如取消學籍、開除學籍等。二是證書管理類。主要是指不予頒發、補辦學業(學位)證書，撤銷學業(學位)證書或宣布其無效的行為。三是招生考錄類。這里指大學本科和研究生的招生考錄管理行為:包括取消保送生資格、取消人學資格、限制報考資格等。

　　三、司法審查與權利至上理念

　　1隨著高等教育領域改革的深化，對學生合法權

　　利的維護逐步擺上重要的位置。從大學生權利的邏 輯運作過程來看，司法審查要求大學管理者擯棄傳二統的思維模式，樹立權利至上的理念，保障大學生法二定權利的實現。“高等學校學生管理的模式要適應3雙方權利關系的管理模式。大學生是具有完全行為又能力的群體，高等學校對大學生的管理不能繼續適用以往長期實行的大包大攬的管理模式，而應該建立一套充分尊重受教育者權利，使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權利義務關系相一致的管理模式。

　　權利至上理念體現了現代法治對人的終極關懷。主體性是人之為人的本質特征。人不僅意識到自己的存在，而且還能認識到作為主體應具有的人格價值，并通過自身的活動體現和實現主體的價值，而這種價值的載體物就是權利及其現象。毫無疑問，法的價值是法對于人的價值，法的價值主體，是人而不是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法的核心是權利。“人權型”法學觀的被認同，不僅充分表現了人們對于法治與人權關系的認識與理解，而且說明中國的法治已經進人大規模地對人的權利進行確認的時代，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法治事業的日趨成熟。如果說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建立起來的中國教育法制制度，在體現人的主體性方面還較欠缺的話，那么，今天我們談論教育的法治問題，已經不可能不問津法治的終極關懷。以往的教育法律之所以還未為國人充分關注，其規定之所以難以成為人們自覺自愿的行為，就在于以往的教育法律沒有充分關注和體現法對人的尊重與關懷，不能成為人們在教育領域權利實現的有力保障。從現有的幾起司法審查的案例來看，“人性尊嚴正在從一種‘潛在需要’迅速地成為‘顯性需求’，人們越來越追求教育領域中人的權利的平等，越來越看重人的選擇的自由，越來越重視教育活動中對人的尊嚴的確認與維護。它反映了在今天的中國，法治的主要價值觀念即以人為中心和歸宿的法的價值越來越深人人心。

　　在權利至上的理念下，傳統的觀念需要與時俱進，傳統的行為方式需要重新審視。例如學生的考試成績的公開與排名。這里面既涉及到對人的尊嚴的維護，又關系到對個人隱私的界定、保護以及相關的公平問題。其中的公平，包含著他人的“知情權”與個人“隱私權”的沖突。“知情權”要求相關問題與資料最大限度的透明，而“隱私權”則追求個人資料與信息的保密。還有大學自主制定的學生管理規定中的退學權。有的大學規定“打麻將”屢教不改者(若干次)，就要勸其退學或開除學籍;還有的大學對動手打架者也有類似的規定。有學者針對田永案著文，質疑退學權能不能由大學自行設定。在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沒有先行規定的情況下，高校不能自行規定退學的條件、范圍、種類”，“建議通過最高權力機關授權由最高行政機關以行政法規的形式來設定。其具體規范的內容可以考慮通過制定統一的《學生條例》體現和規定，待條件成熟時再上升為《學生法》。

　　令人欣慰的是，2005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在權利至上的理念下，新增了“學生權利與義務”一章，加大了對大學生合法權益保障的力度。例如，對學生退學、開除學籍的處理須由校長會議研究決定;并明確學生對退學處理或違紀處分具有陳述、申辯和申訴權，學校有明確的程序予以保證;學校調整學生專業須“經學生同意”;取消“保留人學資格、休學期間不得報考其他高校”的規定;改寫“精神病、癲癰病須退學”為“患有疾病無法繼續在校學習的應予以退學”，開除學籍“不發學歷證明”為“發給學習證明”;明確畢業證書、學位證書遺失或損壞“由學校出具相應的證明書，證明書與原證書具有同等效力”;取消處分種類中的“勒令退學”;改寫學生處分“歸檔，不得撤銷”為“真實完整地歸人學校文書檔案和本人檔案”;增寫“學校應當建立和完善學生參與民主管理的組織形式，支持和保障學生依法參與學校民主管理”等。

　　在我國正在逐步走向法治的今天，衡量大學管理工作得失與成敗的標準，已不僅僅是管理效率的高低，同時還要看其能否實現對人的權利的正當保障，這樣的價值導向才是完整的。司法審查介人大學內部事務，可能是一個長期爭論的話題，但大學管理者審慎行使手中的權力，保障大學生權利救濟渠道的暢通，樹立大學生權利至上的意識卻是大學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