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經典著作的打開方式

　　閱讀經典著作對于人生的價值，已無須多言。可是怎樣走進經典著作，乃至由此插上翅膀，開啟深度的閱讀之旅?這個問題大家或許非常關心。經典著作大多是晦澀難懂的理論，我們該如何閱讀?其實也沒有那么沉重，不妨沏上一壺好茶，且聽我聒噪幾句吧。

　　邱磊， 教師博覽 發表時間：2021-09-13

　　開卷即收獲

　　談到經典著作，很多人以為這是一座難翻的山、一片難渡的海，雖艷羨有余，卻啃讀不足。而閱讀經驗告訴我，但凡能選擇啟程，堅持翻看，不管動機如何，必有意料之外的收獲;且小翻小成，大翻大成，無一例外。

　　經典作品都是面目可憎的嗎?當然不是。舉例來看。英國人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有一次，他去考察一家制針廠，發現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當時，一個熟練的制針工人每日獨立制造的針不足 20 枚，但是這家工廠的老板卻非常有頭腦，他另辟蹊徑，把生產流程分成了 18 道，工人也分成 18 組，一組專事于一道程序。如此分區設置，居然產生非凡的效果：全廠產量大 增 ，平 均 每 人 每 天 可 產 4800 枚針。而這一切的原因，僅是添加了專業化分工，并沒有任何魔法。這個故事，記錄在亞當·斯密所著《國富論》的開篇中。看懂了它，就知道買房時的戶型圖、城市規劃的功能區，乃至全國、全球的產業鏈的原理。如果放在課堂上，你就知道中學政治、地理的不少內容，所來并不玄奧。

　　滴水藏海，以一個很貼近生活的簡單事例，揭示宏觀世界的法則，正是經典的魅力之一。而更重要的是，許多樂趣都是在剛剛決定讀一本經典著作時迸發的。那種猝不及防的收獲，或者說意外遇見的瑰麗之景、開竅之語，常使人有一種極大的滿足感。我們讀《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讀《黃帝內經》“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讀《雙城記》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讀《資本論》“不管個人在主觀上如何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總和”……我們會發現開篇或序言的一句(段)話，總有令人擊節嘆賞之處，甚至全書亦可看作是對其的注釋。這又是經典著作的一大特征。以我的理解，開卷就有“干貨”，讀到即賺到，何樂而不為呢?

　　給自己“匹配”經典

　　有人說，開卷雖有福利，但閱讀經典依然有三大攔路虎：一是厚，像三卷《資本論》近乎三千頁;二是繁，經典自有體系，“內部道路”很繞人;三是最麻煩的，叫作難。于是，我們設想：經典可不可以薄一點，結構清晰些，同時如語言、文風等能夠更平易近人、貼近實際?

　　事實上，這是可以辦到的，但是需要做對兩件事情。第一是選對人。對象必是各個領域內的頂尖人物，包括開山者、奠基人，且歷經時間洗禮，影響深遠。第二是選對作品。一部 “對”的經典，總是與閱讀者的認知水平相匹配的。閱讀者水平參差不齊，那經典自然就因人而異。如果要說共性，那么對起步者而言，還是希望作品盡量情境化、生活化，能微言大義，以一當十。我們選盧梭的書來看，他寫了本《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特別薄，可主旨宏大，光一句“人類已經很古老了，而人本身卻很幼稚”就夠我們回味半天。另外還有像笛卡爾的《談談方法》、康德的《論教育學》等等，這些書就一百頁左右，每一頁又如談話，平實之下，泛著思想之光。

　　即便有人想挑戰深度，我依然建議你不必著急看名家的代表作，因為時間和精力并不一定夠。那讀什么?可以讀名家成名的第一部作品，既原汁原味，又能從源頭把握思想。還以盧梭為例，他的第一、第二本書，都是參加征文比賽的文章，雖僅有區區數萬字，卻是精細打磨、融會貫通之作;且已把思想輪廓勾勒清楚了，成為一把打開萬千之門的“關鍵鑰匙”，引人步步深探。特別是對教育工作者來說，我們需要的是教育學以外的大量知識，比如哲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若能手握這把“鑰匙”，融合不同領域，旁窺各家精髓，然后再以教育的視角解讀、消化、體用，專業發展必又上一臺階。

　　前面舉的例子是西方經典，東方有沒有呢?那自然也少不了。如五千言的《道德經》，雖然字字珠璣，但不費半年的時間，就能全部讀完。然后發現身邊許多文化的根源，像遍布書肆、樓閣的“上善若水”，就已把“水之德”烙在民族心理中。而一萬多字的《論語》，稍厚一點，卻也無須翻多久。讀完發現，今天流傳下來的成語，有不下一百個出自此典。上述兩書，相比西方經典而言，結構松而寓意深，并有文化上的親和力，正好相得益彰。當然，還有人喜歡傳統的史、志、農、醫等方面的著作，選擇面和組合項更是寬廣而豐富。

　　尋找一個心動的閱讀方向

　　從古今中外的“大咖”身上汲取東西方的智慧自然是好，但循著這條線，我不禁想到：我們的經典閱讀，能否在一本書或一個人身上，就東西方的思想、文化、教育形成有效的兼顧與統整，使閱讀效率與視野再上一個臺階?

　　我找到了一個心動的方向——研讀杜威。杜威的經歷比較特殊，他本身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文化集大成者，但又帶有很濃厚的東方色彩。他曾經游學中國26個月，選擇的時機又恰在“五四”前后，故他對我們的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影響深遠。今天的“六三三學制” (小學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以及各類實驗學校、附屬學校的設計，均有他的影子。更為重要的是，一個世紀以來，胡適、陶行知、蔣夢麟、張伯苓、陳鶴琴等教育與文化巨匠，均師從杜威，而他們的實踐求索，又清晰記錄了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的艱難轉型，意義重大。

　　從這個角度上說，以杜威為橋梁，感悟東方和西方的異同，對比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的巨變，幫助我們建立知識自信、思維自信和文化自信，是完全可行的。心動之余，不禁要問：閱讀從哪里開始呢?是選擇他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嗎?非也!還得按我們前面說的原則選，比如《我的教育信條》(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杜威著，2015 版)。杜威38歲時，曾對自己的教育之路寫了一份六千余字的宣言，他一生的努力與志趣均濃縮其中，他的不朽作品也孕育于其中。10 年前，工作節奏快，翻書時間緊，我突發奇想地找來音頻文件，每天上下班的途中翻來 覆 去 地 聽 ，仿 佛 上 癮 一樣。這六千余字有什么魅力呢?我們用一則笑話來解釋：“八戒在黑板上寫下一個‘change’，唐僧以為他勤學英語，正要夸獎，悟空卻說，人家那是想嫦娥呢!”同樣是“change”，一個當作拼音，一個看成英語，結果令人啼笑皆非。由之想到：當我們有更多元化的知識結構，有更立體的觀察維度時，對事物的認知就會更接近真相。閱讀經典帶給我們的，正是在此意義上的完善。與其說《我的教育信條》是一本書，不如將其看成一種目錄，上面藏著許多關于“生長”的隱秘線索。我們順著走下去，終會來到一扇又一扇門前，推開所見，正是大千世界的風景。

　　心理學的邀請

　　沿著《我的教育信條》向下挖掘，我發現杜威的知識結構，大體有四支：心理學、哲學、教育學，以及由社會學、生物學等組成的其他方面。這四者合力構成了他的知識宇宙，所以，其教育理想與實驗特別有穿透力，從民國時代一直傳承到今天。

　　先說一說心理學。心理學在那個年代服務于教育，算是新鮮事。很多人都聽說過心理學家艾賓浩斯，他揭示出人的遺忘規律是“先快后慢”。因此，當新課學完之后，盡可能早一點復習鞏固，并 增 加 頻 次 ，是 極 有 必 要的。但艾氏的另一大貢獻，卻少有人提起：人們在第一次學習新知時，大腦就會形成既定的存儲。如果老師初次沒有把知識講全講透，讓學生產生歧義，乃至錯解，那后面再想扭轉過來，則非常困難。這也具有非常大的教育啟示。

　　杜威正是看到此間的巨大潛力，才執意將它視作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重要基礎，并把研究方向定在人體機能的特征上。例如，他發現小孩子的視力條件特別適合看遠處的東西，相反，他們對近處物體卻不大敏感。鑒于此，他主張在小學低年級多選擇室外活動類課程，而少采取靜聽、默寫、背誦等室內或紙上的機械訓練。

　　“田字格”是很多人的童年記憶。孩子入學不久，經常痛哭流涕地書寫大小相同的字，還得寫得橫平豎直、行行齊整。但杜威在書中直言，他們絕非有意寫得歪七倒八，而是由于手掌和手指的肌肉、骨骼、神經均發育不足，沒有辦法精確操縱筆桿，也就不能像成人那樣，輕易完成看似很簡單的事情。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今天的心理學又一日千里，如果積極化用，至少會讓老師們變得更寬容、更理性。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孩子在家悶得過久，會需要心理疏導。家長和老師就更需要換位思考，研究孩子的心理結構。盧梭講過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即每個孩子都是一個完整的個體，他在他的年齡階段，就是成熟與完整的。也就是說，八歲的小孩，就有八歲的完整性。所以，當我們說要尊重、平等地看待孩子時，絕不應故作姿態或虛與委蛇，而是要誠懇地相信孩子，因為這本是兩個獨立主體間的交往。如此一來，教育就會有更多的兼容性和悅納性。

　　心理學不是一種枯燥的實驗，它有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馬克思說：“最一般的抽象往往都是出自最豐富的具象中。”所有的抽象，均是來自細節飽滿的案例。孩子為什么特別討厭學習抽象的東西(如數字、符號)?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并沒有經歷過豐富多彩的具象世界。他們一到學校即被要求學習口訣、公式、算法，怎能心甘情愿呢?知道了這些，我們就能慢慢理解，當下“課改”與中考高考的變化，比如特別強調真實、客觀的事件與情境，正是尊重教育規律的結果。

　　受過杜威影響的錢穆，寫小時候有一次上《荊軻刺秦王》，老師居然帶著一卷真地圖進教室，再徐徐翻開，快到頭時里面突然露出一把尖刀。老師二話不說，直接將刀抽出，朝著教室對面的墻上扔去，只聽“啪”的一聲響，刀打在墻上。這一幕讓全班學生都驚呆了，他們須臾間體會了“圖窮匕首見”的緊張與刺激。錢老在80歲時依然記得當年這個細節，可見成功的情境設計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無盡的乾坤，有限的窄門

　　心理學是一道聯通四方的門。由此可說到情境，再由情境過渡到整個思維發生與發展的過程。杜威留給后世的遺產中，即有“思維五步法”。最后，思維觀追溯至根本的世界觀、價值觀，即哲學層面。這一切，有的成為教育精神的“底層代碼”，如《我的教育信條》;有的落地于教育現實，如《民主主義與教育》中的“做中學”和“經驗改造”，其情境性、實驗性、合作性兼備，與“課改”大勢合一。由此可見，經典作品也是“時間的函數”，且時代越進步，光芒越熾亮。我們去翻《陶行知選集》《胡適文集》，也總有類似的感覺。

　　從我的教育經驗來說，以杜威為經典閱讀的軸心，可輻射出許多條“生長線” 來。譬如可一路追溯現代心理學的妙趣、哲學的精純、社會學的廣博;若對晚清、民國以來的中國教育感興趣，更可以從學史、學制、學人等多角度鋪開，所能研究和涉獵的，簡直無遠弗屆。這些“生長線”匯聚多了，就可能交織成一張“生長網”，網絡不斷密織后，每一個參與其間者對自我和世界的了解會達到新的高度。

　　可惜，這遼闊世界的通道，包括那些“生長線”“生長網”的源頭，卻始于一扇窄窄的門。“窄門”源自西方文化中的一個隱喻，指正確的路途永遠有限，永遠狹窄。我們從閱讀的角度看，茫茫書海，萬仞書山，真正能渡人渡己的，可能只是少數幾部與自己相“匹配”的經典。至于打開方式，必是千帆百舸，各領風騷!

　　唯愿天下所有讀書人，都能越過窄門，找到自己心中的“杜威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