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體育組織和社會治理理論之間的關系

　　社會體育組織是體育體制改革的重點，對激活體育組織活動和釋放社會活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文章通過研究社會體育組織領域的發展，從而有效融合社會治理創新理念來推動社會的發展，從而肩負起社會的責任和時代的使命，因此發展社會體育組織人才是實現社會的根本保障。

　　關鍵詞：社會體育組織,社會治理理念,必要性

　　1.社會治理創新是當前社會發展的主旋律和熱點命題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這是黨認識到政府不再是社會治理的唯一主體的標志，社會組織成為社會治理的主體之一的認識得到提升，且其歷史時代地位達到空前的高度。社會組織以其特有的特質和優勢參與和滲透到社會治理的各領域，通過承接政府部分社會管理的職能和社會活力的激發，在政府與公眾之間形成緩沖空間，采取多樣化的治理方式，引導利益群體理性合法表達利益訴求的作用，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化解在初始階段，實現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進而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目前我國正處在政府職能轉型改革的攻堅階段，要求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樣化，這為社會組織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治理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平臺[1]。實踐表明，實現政府職能轉型，需要將一些可由社會自我管理的事務放權或交由社會來管理，充分發揮社會或社會組織的自我調節功能。社會組織具有植根于社會的優勢，能與政府職能失靈形成互補，有效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將會是社會治理朝高度自治化的方向發展、使社會組織演進成為政府有效治理的有力助手和重要依靠力量[2]。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統計，截至2013年上半年，全國依法登記的社會組織已經超過50萬個。

　　截至2012年底，全國依法正式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49.9萬個，比上年增長8.1%;其中社會團體27.1萬個，比上年增長6.3%，占全部社會組織的54.30%;全國共有民辦非企業單位22.5萬個，比上年增長10.1%，占45.09%;全國共有基金會3029個，比上年增加415個，增長15.9%，占0.61%，吸納社會各類人員就業631.3萬人，比上年增加2.3%。這些社會組織活躍于經濟、文化體育、科學技術等重要領域，不同程度地發揮著激發社會活力、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的作用[3]。而在2011年底，全國共有社會團體25.5萬個，其中體育類的有13534個[4]。

　　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在人們基本滿足了物質生活需要，轉向追求滿足精神需要，而政府提供公共體育服務卻陷入“失靈困境”的尷尬局面，人們的精神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體育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是滿足現階段各方需求和矛盾調和的最佳藥劑，也是社會治理創新要旨得到“中國本土化”的充分體現，而社會體育組織人才是切實推動改觀這種尷尬局面的直接執行者。因此對社會體育組織人才發展與社會治理創新進行研究對推進我國社會治理創新有現實參考價值。

　　2.社會治理理論的現實訴求表達

　　社會治理最早是在1988年，世界銀行針對非洲社會治理危機問題時提出，1995年由世界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再次提出，社會治理是政府借助企業、民間組織等社會力量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一種模式。我國學者在社會治理理論方面的研究也有獨到的見解，著名學者俞可平認為社會治理本質上就是組織權力的轉移和重新在不同主體間進行分配，在各地位平等的主體和其自愿的基礎上的一種有效合作，從而形成一種良性和有效率的互動[5]。每個時代皆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模式，通過對其發展的歷史脈絡的梳理，概括起來，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治理形式、自下而上的治理形式、由中而上下的治理形式和政府與公民的合作制約形式等四種社會治理模式[6]。

　　社會治理具有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社會治理方式多樣性、社會治理客體廣泛性等特征[7]。社會治理與之前提出的社會管理之間有什么區別呢?對于兩者間的區別，相關人員有比較激烈的討論。原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認為：社會管理一般理解為政府單向的行政手段為主的管理。社會治理按照國內實踐經驗和國際有益經驗的借鑒，是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社會管理的主體相對來說較為單一，主要是指各級黨委和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而社會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公民都是社會治理的重要行動主體。

　　社會治理更強調多元主體之間協商協調的持續互動過程，反對單純的命令和控制，倡導政府社會管理的透明化、法治化和利益相關方參與社會政策決策。社會治理倡導社會自治，倡導參與式治理。社會治理強調尊重社會成員的社會政治權利，倡導社會成員主動表達需求，自主提出所需要的服務項目，政府則對項目的實施提供資助，社會組織自主組織實施服務項目并接受資助方的評估。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強調，社會治理與社會管理不同，“管理的主體就是政府，而治理是所有利益相關方，包括政府、社會組織、普通公眾，一起來商量解決問題”。于是我們認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從理論上說，社會治理的過程應是政府的部分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即還政于民的過程。社會治理的目的意在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8]。

　　3.社會體育組織與社會治理理論邏輯關系辨析

　　(1)社會組織與社會體育組織的關系。社會組織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社會組織有廣義與狹義兩種理解：廣義是泛指一切人類共同活動的群體，包含家庭、家族、村社等初級群體;狹義是指人們為了實現某種共同目標將其行為彼此協調與聯合起來所形成的社會團體，本研究中主要是指狹義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的構成要素有規范、地位、角色和權威等四個方面，它們間的相互關系和聯系構成了社會組織的基本結構[9]。根據美國萊斯特•M•薩拉蒙教授的觀點，社會組織具有組織性、民間性、自愿性、自治性、非政治性、非營利性和非宗教性等七個方面的特征[10]。

　　社會體育組織是社會組織組成單位之一，在具備社會組織的屬性外，區別于其他社會組織的不同點在于它是人們以體育為媒介，為了實現共同的體育目標而將其行為為彼此協調與聯合起來所形成的社會團體組織。基層群眾社會體育組織是指城市區級以下和農村縣級以下群眾體育組織，主要有街道社區組織、體育社團組織、基層單位、小團體群眾體育組織等[11]。

　　社會體育組織是社會體育人才組成的集合，社會體育組織人才是構成社會體育組織中最靈活也是最根本的部分，沒有社會體育組織人才的社會體育組織是名存實亡或者是不存在的。總體而言，社會組織與社會體育組織在范疇上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在業務上是相互促進與合作的關系，社會體育組織人才是實現組織社會功能的核心要素，起到基石的作用。

　　(2)社會體育組織人才發展與社會治理創新關系的厘清。社會體育組織人才是實現社會體育組織助力社會治理創新中的根本條件和保障。社會體育組織活力的激發有利于推動政府改革，優化社會治理;有利于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有利于反映社會訴求，化解社會矛盾;有利于增加就業崗位，緩解就業壓力[12]。

　　社會體育組織活力的激發需要社會體育組織人才來予以啟動和激活，只有社會體育組織的社會活力被激發，才能更好地、貼近實際地去支撐社會治理創新藍圖的實現。當然社會體育組織活力的激發除了有社會體育組織人才這個根本條件和保障，還需要有合理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予以關照，才能達到最佳的社會活力激發狀態。社會體育組織人才的發展助推和展示社會體育組織活力，社會體育組織通過發揮其自身的社會功能，吸引和引導人們參與體育活動，人們的余暇時間有了歸屬，通過社會體育組織舉行的體育活動得到平等的溝通和交流，增進相互間的感情和認識，豐富了精神生活，這樣會減少社會問題的發生，推進社會的安定有序發展，減輕政府的社會治理壓力和工作量，進而形成社會治理主體的多樣化。

　　然而，上述這些的實現需要社會體育組織人才來進行策劃、組織、管理等以保證社會組織活力得到激發，否則只能是理想中的“烏托邦”。社會體育組織人才的發展與社會治理創新在內在聯系上是一脈相承的，發展的內涵取向是一致的，新時代的社會體育組織人才構成新時代的社會組織，社會體育組織人才以社會體育組織的形式參與社會活動，激活社會體育組織的社會活力，達到參與社會治理的效用，形成社會治理多元化的格局，實現社會治理創新。

　　4.結語

　　社會體育組織是有效推進社會治理創新的途徑之一，也是社會治理理念“本土化”和“實踐化”的直觀體現。我國目前在社會治理和體育組織治理方面處于起步階段，對其從理論層面進行辨析有助于我們更加清晰地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規律。當前體育組織領域發展是很有必要融合社會治理創新理念來助其社會責任的肩負和時代使命的實現，指引其科學的發展方向。當然當前存在的困難是客觀的，隨著理論研究的實踐經驗的積累和總結，面對的困難必會得到有效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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