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張潔20多年的寫作歷程，從愛情童話《愛是不能忘記的》到兩性關系的集大成之作《無字》，其創作始終關注著男人和兩性情感，結果是愛的理想的墜落與對男性的失望同步，其筆下的男性形象經歷了由“神”到“鬼”的嬗變過程。《無字》是作家潛心12年飽蘸膽汁和凄清血淚寫就的一部女性家族史，小說以吳為與胡秉宸近30年婚戀事件為主線講了葉家母女三代不幸的婚戀遭際，女人的悲劇命運是歸罪于男人的。尤其對胡秉宸的冷酷與自私行為的描寫，有吐惡聲、泄私憤之嫌，對男人貶抑似乎有“極而言之”的故意。甚至有人批評《無字》是“吳為對她曾傾注感情的男人胡秉宸由幻滅而憤慨的聲討書”［1］(P173)。在《無字》中，我們分明從中讀到一種女人對男人的尖銳的偏執與刻骨的仇恨，感受到一種固執與極端的女性立場。張潔把對異性的看法幾乎發揮到頂點、極致，對男人不留任何情面的嘲弄、揶揄和批判，簡直是把男人打入十八層地獄。

然而，“也許正是這種極而言之，冷峻地甚至殘酷地掀起讀者的情感波瀾，給人的靈魂以強烈震撼，亦內在顯現了作品的思想與藝術的迫人分量。”［2］在梳理“吳為”一生的愛恨情仇與遭際的來龍去脈時，徹骨的傷痛使張潔無法對作品人物作超然的壁上觀，因此在指責與質問張潔的同時，我們是否有必要追問一下，為什么會出現如此濃烈縱情表達的作家和“極限寫作”?張潔自稱“真正寫作從《無字》開始，哪怕寫完《無字》馬上死也心甘”，那么，在她的情感世界里究竟發生了什么?是什么為什么又是怎樣使一位滿懷希望、對愛情一往情深、甘愿奉獻與犧牲的女性被時光打磨成了一個如此瘋狂、絕望、憤世嫉俗之人?除了張潔獨特的個人遭遇，性格偏執怪異外，男人有沒有問題?為什么對男人的認識和態度發生從“神”到“鬼”如此迥異驟變?男人是受益者嗎?那么，又是誰把男人人性中的丑與惡孕化出來?

張潔忠實于自己真實而深切的心靈感受與生命體驗，但她又超越個體經驗本身，上升為對男女兩性情感整體的關注。更可貴的是，張潔并沒有停留在表層描述兩性關系，《無字》中的戀愛與婚姻又有多少僅僅反映了男女關系，而不是當時的社會和歷史背景塑造的呢?在兩性關系的結構中，社會與歷史，性別與政治的等級秩序，都是張潔審視與質問的對象。正如評論家李敬澤的解讀:張潔《無字》要說的是整個20世紀中國大歷史與小個人之間的關系。“20世紀的中國，兩性關系的消長從來不是性別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女人對男人的選擇或者男人對女人的選擇，其間又隱含了多少價值觀與審美觀的演變?張潔的寫作正是要超越男女關系，從而完成對社會歷史以及社會歷史境遇中的人的反思。”［3］正如顧秋水、胡秉宸的存在并不僅僅因為他們和幾個女人構成了一種愛恨情仇關系，而是借助他們，張潔“打開了通向歷史隧道的一座座大門”。這就是為什么張潔堅持認為:“我的主題不是愛情，我真正要寫的是愛情后面的東西。”［4］

一

張潔把胡秉宸等“政治人”變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歸結為革命時期政治異化對人性異化的滲透。“胡秉宸革命前是個很有味的男人，但他非常善于吸取教訓，革命后卻逐漸成長變化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5］張潔認為，胡秉宸從“神”到“鬼”的演變，是在幾十年“布爾喬亞”的鍛煉下變異了的產物。延安著實使胡秉宸成長成熟，革命使胡秉宸脫胎換骨。仔細閱讀《無字》可以看出，張潔盡可能為男人的個人品行開脫，冷靜、理性地追溯到特定的歷史變革時期，努力從社會、政治和動蕩的時代等全方位多層面尋找人性異化的復雜原因。

張潔這樣總結參加革命對胡秉宸的影響:“革命后的幾件事，這三兩個教訓不算很多，但基本上涵蓋了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對胡日后改弦更張如何做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來的。”［6］(P30)此后的胡秉宸，與從前就日漸地不同。不久，胡秉宸便對一個跟隨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員說:“雖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組織上說你是特務，我也會馬上槍斃你，決不手軟!”［6］(P24)張潔對胡秉宸“萬事當前首先保全自己”的行為作了理性客觀的分析，她盡力搬出革命大背景特殊歷史時期為他開脫責任，認為胡秉宸在革命過程中練就的“諉過自保”的本領，是政治法則使然也，而非個人品質問題。從歷史的角度看，胡秉宸的“做人”絕技源自于環境的壓迫，源自他趨利避害的本能選擇。但是，他將這一絕技原封不動地搬用于情愛和婚姻領域，則深深地傷害了吳為和她的愛。我們可以把政治和婚姻對人性的影響作一番對比:在政治上，對公眾、社會扮演一個好角色并不難，關鍵時刻只要一次挺住，守住真理，寬容的人們會永遠記住這個形象。而在婚姻家庭中的人性表現是最赤裸的，一點也粉飾不了。婚姻中的兩性關系也最能呈現一個人的本性和本質。

吳胡將近30年的關系中，婚前婚后，事無巨細始終面對著一種被黨政集團運作的局面。“吳為哪里是嫁給了胡秉宸?她是嫁給了胡秉宸那個城堡。”［7］(P378)在前前后后幾年的婚變過程中，政治斗爭激烈，多次出現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局面，最終胥德章取代了胡秉宸。婚后，當吳為準備發表日記揭露胥德章們在胡秉宸前妻“婚姻保衛戰”的丑惡內幕時，胡秉宸大怒道:“你要這樣干，我就自殺。”［7］(P322)他這樣以死相威脅不就是害怕胥德章揭發自己嗎?他怕揭發什么呢?胡秉宸雖然對胥德章有掩護、救命之恩，但為了自己攀爬權力的“金字塔”不也設法利用手中的權力拖延胥德章入黨的時間?張潔猜疑胡秉宸的政治動機:胡秉宸政治上真是光明磊落的人嗎?我們不妨對比閱讀張潔創作于1983年的《條件尚未成熟》，黨支部書記岳拓夫，貌似公正無私、冠冕堂皇，實際是一個利欲熏心、詭計多端、心理陰暗、手段卑鄙的政客。他明明為了自己升遷，千方百計阻撓大學同學現在被他領導的蔡德培入黨，卻說自己不徇私情，是蔡德培自己“條件還不夠成熟”，并且義正嚴辭:“這種沒有原則的事我不能干。”岳拓夫的思想和作為與胡秉宸有沒有血緣和基因關系?從創作時間上看，1983年正值“白胡離婚事件”時期，也是孫友余與前妻離婚事件期間，張潔的寫作意圖就可以想見，她從新的角度辛辣諷刺和鞭撻了黨內以權謀私的不正之風，同時又在質疑政治與拷問人性，揭示政治、功名仕途對自然人性的異化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