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新文學”的提法引起學術關注后，有學者懷疑，漢語新文學是否可能取代或覆蓋中國現代文學。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漢語新文學僅僅是一個文學歷史范圍的界定，只是它的界定較為明確，較少歧義，也較為簡潔方便，它在概念上不具有排他性的能力和要求。實際上，漢語新文學的學術定性完全建立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趨于成熟的基礎之上，其學術可能性則出現在上述這些成熟學科余留下來的某些有待深入和拓展的學術空間。作為最成熟和最穩定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有關其研究也最為深入，但它仍然存在著許多有待開發的學術領域，這就成了漢語新文學的學術目標。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中國”、“現代”、“文學”這三個關鍵詞，其寓含的學術命意確實余留許多有待深入和開拓的內容，值得從漢語新文學的角度去進行解析。

一、中國：被忽略的空間維度

在倡導漢語新文學之前，我們探討的是“中國”現代文學。漢語新文學之所以用語言形態取代國族定性，就是因為“中國”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有著太多需要探討的空間。這種空間足以容得下漢語新文學的學術發展。只有進入到現代歷史時期，“中國”的概念才清晰、明確且毫無爭議。在現代以前，“中國”概念常常是在比喻意義上或在不完全意義上使用，甚至進入到當代文學歷史時期，“中國”概念引起的政治和文化的曲解和歧解也多過現代歷史時期。面對“中國”概念最明確、最清晰的這一段歷史時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階段，我們的文學史研究當然最有條件打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品牌。而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一種習慣性的模糊表達上可以被稱作“中國現代文學”，這至少說明“中國現代文學”作為學術概念具有相當的普及性和約定俗成性，具有相當的文化認可度和學術認同性。

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學術概念，至少反映和強化了“中國”這一歷史文化概念的學術事實和文化事實。自從中國走出清王朝的歷史，進入到民國時代，學術界和知識界就樂于運用“中國”概念進行學術和文化表述。如果說“中國文學史”等學科概念得自于日本“支那文學史”之類的借鑒，則民國以后各種以“中國”名目出現的學術表述和相應話題，主要出自于對現代國體的敏感與認同。本來應該用漢語限定或修飾的關鍵詞都改用“中國”，連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這一純粹從語言角度撰述的名著，也在引論中確立“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這樣一個前提。于是，漢語新文學被明確指稱為中國新文學，其他如中國哲學史、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藝論戰等等概念，完全占據了現代中國學術的主流位置。自清末以來致力于語言革命的學術努力，在這種國家認同的時代情感中演化成了以“中國”一統天下的學術格局和文化話語形態。由“中國新文學”到“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概念就此奠定了深固的歷史基礎。

但是，無論是學術表述還是文化話語表達，“中國”這一概念更多地體現著歷史命意和文化命意，作為多民族意義上的國家概念“中國”，甚至空間地域意義上的“中國”概念，卻很少被關注。當我們討論中國新文學史或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時候，很少將中國版圖里的其他民族語言文學納入其中作通盤考察：一方面由于我們學力的限制，即研究中國新文學或中國現代文學的人很少有能力研究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另一方面也是觀念的盲區，以為“中國”概念代表的只是縱向的文化歷史，而忽略了橫向的空間意義，只有到了民族和邊境等等特定的話題上，才自然地想起“中國”概念的空間內涵。當我們言說“中國現代文學”的話題時，“中國”所指較為明確的內容便是歷史意義上的，在地域的空間意義上和在民族的涵蓋意義上的“中國”往往不屬于自然聯想的基本內容。

對“中國”概念如此理解，昭示著一個非常現實的缺憾：我們還沒有能力把握，因此也沒有習慣于把握“中國”現代文學。既然堅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就必須超越歷史地理解“中國”的習慣，而從空間意義上完整地、準確地、全面地理解“中國”。當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我們的視點習慣于聚焦在北京、上海這些新文學和新文化的中心地帶，對于其他地域的文化和文學只有在特定的話題上才被間或提及，如東北作家群、四川作家群、浙東作家群、華南作家群等等，對于臺港澳文學則常常忽略。在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學術框架中，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文學既是不可或缺的又是相對獨立的政治文化和文學空域；另兩個相對獨立的政治文化和文學空域，非常明顯也非常復雜，其一是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文學，其二是孤島文學和國統區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的復雜性更主要的是體現在這種空間結構上。盡管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認知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歧異之論，但中國現代文學空間架構及其復雜性的認識卻長期處于懵懂狀態。“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建設經由左翼文學、抗戰文學的發展，在20世紀40年代演化為不同時段上述三個政治空域的復合并存狀態。這三個政治空域的文學都直接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延續了30年代的文學成就，但又在不同的政治氣候和文化氛圍中顯示著各自發展的路徑。

因而，在空間地域意義上把握“中國”的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我們的學術認知還存在著許多有待開墾的余地。例如，除了北京、上海，中國新文學和新文化是否還存在著某個第三中心地域？如果存在，第三個中心會在哪里？著名作家李?氯嗽諑凼鑫逅氖逼詰摹洞ūā芳俺啥頰飧齔鞘惺保??⒘艘桓魷嗟碧乇鸕?ldquo;第三個中心”的觀點：“那時，成都真是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三個重點之一。”其余兩個中心自然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比如是中樞神經，上海與成都恰像兩只最能起反映作用的眼睛。”[1]“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北京和上海為中心，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而且在新文學的意義上，上海的中心地位可能還更為突出。但除了這兩個新文化中心外，人們可能會想到作為政治中心的南京，作為現代化和開放化程度同樣鮮明的天津，作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乃至作為民主革命首義之地的武漢，分別在一定意義上將其闡釋為第三個新文化中心，一般很難想到將“老遠的”成都定位為或聯想成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第三個中心”，更何況將成都理解為與上海幾乎處在起同等“反映作用”的重要位置。李?氯俗魑?啥夾攣幕?碩?牟斡胝擼?哉飧齟ㄖ卸際性謖?鮒泄?攣幕?飛系鬧匾?緣募壑燈攔烙鋅贍芑嵊興??兀?歡?魑?攣幕?碩?墓?慈耍?魑?桓齔て諞岳炊隕緇崳幕?碩?兇派羈燙迦蝦屠礪勱ㄊ韉奈難Ъ遙??墓鄄旌投ㄒ逶對恫恢皇喬楦械謀澩鎩Ｌ乇鶚撬?雜誄啥技爸鼙呱緇嶸?鈑泄?て詰奶逖椋??被褂滌芯藪笊罟愣鵲拿櫳淳?椋??氯慫?ㄒ宓某啥跡?約胺⑸?謖餛?戀厴系男攣幕?碩??揮欣磧剎壞玫階愎壞鬧厥印Ｊ率瞪希?影徒鸕摹都ち鰲啡?殼?卸寄苊魅犯惺艿劍?啥嫉男攣幕?托攣難??輾淺Ｅê瘛＠?氯私?啥際游?泄?攣幕?碩?囊桓鮒行模?⑶矣肷蝦Ｏ嗵岵⒙郟?⒎敲揮懈?蕁８?匾?氖牽?嗨莆侍獾奶致哿釗肆?氳?ldquo;中國”不單單是一個歷史概念，也應該是一個空域概念，必須充分考慮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空間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