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凱麟 龍興海 單位：湖南師大 湖南省委黨校

一中國歷史上以皇權為中心的國家治理體系并無“政治”與“行政”的二分,其政治體系和行政體系是高度重合的。當時的“行政”,本質上是執行皇權意志的統治行政和高度政治化的行政。與此相關,當時有關國家治理的倫理也并無“政治倫理”與“行政倫理”的區分,其行政倫理與政治倫理是溶為一體的,并且是高度政治化的行政倫理。這種高度政治化的行政倫理,實際上主要是有關皇帝以下的各級各類官吏如何執行皇帝意志、行使統治權力、履行行政職責以及處理各種政治性社會關系的倫理。可以說,中國封建時代的官德或官吏角色倫理,是中國傳統行政倫理存在的基本形式。因此,研究中國的傳統行政倫理觀就不能不集中關注傳統的官德思想。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在國家的治理方式上,主張實行“德治”,并推行“仁政”和“德政”,要求各級各類官吏“為政以德”;在政德和官德的建設上則是理想主義者,認為為官從政者應當追求并(經過心性修養的努力)可以達到“內圣外王”的境界。因此,儒家不僅十分重視以德治政、以德治官和官德的建設,而且對官德建設的內容、目標和途徑等均有相當完備而系統的論述和闡釋。可以說,儒家的官德思想,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完備成熟的官吏角色倫理思想,也是最具形上特質和超越性的官吏角色倫理思想,其中所內含的行政倫理思想最為豐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儒家的官德思想主要是關于各級官吏的行政道德及其建設的思想。

儒家的官德思想,其內容極為豐富。從官吏的行政規范倫理到官吏的行政德性倫理;從處理君臣關系、官民關系和公私關系的倫理方針到為政處事的應有道德態度和道德立場;從忠君、愛民、尚公、正直、廉潔和勤政等美德條目到這些行政美德的培養;從維護官吏合倫理行為的外部控制方法到維護官吏合倫理行為的內部控制方法;從官吏面對利益沖突和責任沖突的行為選擇到官吏在官僚體系中如何保持一定的倫理自主性等,都有深度不同的論列和解說。在傳統與現代、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上對其加以理性地審思,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盡管有不少“代表過去”的“封建糟粕”,但也不乏超越“過去”的、可以批判繼承的“合理內核”。

二對于儒家官德思想“合理內核”的解析,學科視角不同,往往會有不同的判斷或結論。我們認為,在行政倫理學的視野中,其“合理內核”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以民為本的思想。忠君與愛民,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對官吏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儒家官德論的基本主張。然而,在忠君與愛民的義務要求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官吏的行為取向應當是什么呢?或者說,官吏究竟應當把君主還是民眾作為最根本、最重要的效忠對象呢?不少儒學思想家明確主張官吏愛民的義務高于其忠君的義務,官吏應當把民眾作為更重要的效忠對象。《尚書》說:“民惟邦本”。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①,荀子則指出,天生民并非為君,而君卻是為民而立。如果君王不愛民,不行仁義之政,則可以主殺奪其位,即所謂“奪然后義,殺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貞,功告天地,澤被先民”②。明末清初的著名儒學思想家黃宗曦在抨擊“君為臣綱”的倫理理念時也明確提出,為官者應當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這種以民為本、以民為重乃至是舍君(即暴君)為民的民本主義官德思想,盡管在歷史上并未普遍轉化為封建官吏的行政德性和德行,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合理性和進步性及其發生的積極影響。實際上,這種官德思想對于官吏乃至人民抵制和反對君主的暴政起過非常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2)“致公無私”的思想。在中國封建時代盡管并未出現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明顯分野,但家與國、己與群、小我與大我的利益矛盾是客觀存在的。這表現在官吏的行政活動中,便是孝親和事君、為己和為國、私利和公利的矛盾。這使當時的官吏常常要面對生命二重化的事實和二難選擇的道德困境。對于官吏在“公門”生活中如何處理公私利益矛盾,儒家一貫而基本的主張是:“天下為公”、“公而忘私”、“致公無私”以及“先公后私”。這可以理解為處理公私關系的基本倫理方針。具體而言,在忠孝選擇問題上,儒家主張“忠先于孝”,當忠孝不能兩全時,則應舍孝存忠;在職責與私利矛盾的處理上,儒家提出的要求是“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③;在做官為何以及為官應有的思想境界問題上,儒家主張“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祿”、“仕將以行其道也”④,做官要出于愛民之心,報效國家之心,要有“樂以天下,憂于天下”以及“遺其身,忘其家以急民”的精神境界。儒家的這些思想主張,其精義在于“致公無私”一說。這種“致公無私”的官德思想,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教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3)立身惟正、處事公正的思想。在實行“人治”而非“法治”的封建時代,官吏行為是否端正、處事是否公正,對于維護起碼的社會公正至關重要。因此,儒家不僅把官吏處事的公正無私視為“人臣之公義”,而且強調當官從政者必須立身惟正,做“行公行正”的表率。魯國的執政大臣季康子向孔子請教政事,孔子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熟敢不正?”⑤。唐太宗也反復告誡其臣僚:“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⑥。這里講的實際上就是從政者必須立身惟正的主張。當官者何以立身惟正?在儒家看來,做官者立身惟正,除自身,“行公行正”外,還必須體現在“臨民治事”的公正上。其一是舉法或執法公正,即秉公執法,“不阿親戚”,不循私情,不避權貴,為民除害伸冤。其二是賞罰公平。如諸葛亮那樣“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⑦。其三是舉薦人才和用人的公正無私,即“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不循私舞弊”⑧,用人則出以公心,不任人惟親。此外,儒家還強調當官者應當具有為維護正義而勇于自我犧牲的精神。儒家的這一正義論官德主張,在歷史上盡管并未得以真正徹底的實踐,但這卻是其官德思想的一大精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