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黨何以能:基于群眾路線的能力解讀

　　摘要：正是把黨的群眾路線這一工作方法優勢變為治國理政優勢,通過應對執政基礎流失危機,提高黨的合法性建設能力;規避限度科學實施,提高黨的科學決策能力;價值引領與法器輸出并重,提高黨的正風反腐能力,才使得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保持初心不變、作風優良,從苦難走向輝煌。梳理總結這一歷史經驗對當今中國開啟新時代新征程,無疑是有意義的。

　　本文源自云夢學刊,2020,41(06):99-106.《云夢學刊》雜志，于1980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43-1240/C，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哲學研究、政治學研究、語言文學研究等.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顯著優勢，就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并將黨的群眾路線納入黨的領導制度體系范疇”[1]。這實際是對群眾路線是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2]這一價值認識的制度回應，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保持長期執政優勢和能力的精神密碼和制度正義。黨的群眾路線的創造性運用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應對執政基礎流失危機，提高黨的合法性建設能力

　　合法律性和合民意是現代執政合法性的兩個基本要件。贏得民心，于理論而言，這是長期執政的政治認同根基，反映的是不同于英雄史觀的群眾史觀的價值取向;從實踐來看，這是對執政黨執政能力的巨大考驗，需要通過政治系統建設，持續激發“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之信仰”[3]。從這一角度看，中國式協商民主是比西方一票定勝負的選舉民主更具民意含金量的民主，只有真正勇于“自我革命”、追求“最大化先進性”的政黨才敢于激發民主力量，長期接受民意監督。這既是由共產黨黨性決定的，更是由自信與能力決定的。因為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國家日益“脫離社會而獨立化”[4]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執政不當也會流失社會基礎，蘇聯解體便是血的教訓。那么中國共產黨的能力底氣在哪?這就是黨的群眾路線。在建國以來所出現的幾次重大執政基礎流失危機中，群眾路線都起到了重要的化解作用。

　　堅持黨的群眾路線體系與標準創新，使我黨走出了“十年文革后中國何去何從”的新中國第一場執政基礎流失危機，并開辟了以改善黨的領導來夯實執政合法性的新境界。眾所周知，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第一次形成了世界觀與方法論相統一的群眾路線理論表述：“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5]1982年由鄧小平主持修訂的十二大黨章又增加“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從而形成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的完整表述。這是黨的群眾路線概念自1929年提出后，經過二十年革命炮火洗禮、新中國三十年建設所取得的重大創新成果，實現了群眾路線理論體系和群眾工作評判標準的兩大創新，對建國初期大躍進、人民公社直至十年文革所帶來的執政基礎流失問題起到了重要奠基補缺作用。其實早在1956年，鄧小平在黨的八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就強調“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組織工作中的根本問題，是黨章中的根本問題，是需要在黨內反復進行教育的”[6]，并從兩方面闡釋了群眾路線內容。其一，“它認為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其二，能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決定了黨的領導工作能否保持正確性[6]。但后續大躍進、人民公社，特別是文革錯誤的發生，表明我們對怎樣踐行群眾路線才是真正實現群眾利益并沒有真正搞清楚，這個問題的背后是能否繼續贏得民心，保持執政合法地位的重大危機考驗，需要對建國“三十二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8]等重大問題予以實事求是的回答。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決議》通過實事求是的總結和評價統一了黨內外思想，解決了國際疑慮，化解了建國以來第一場執政基礎流失危機，并開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之路。《決議》對黨的群眾路線地位與內容的確立完善功不可沒，甚至更具建設意義。因為新中國三十年幾乎就是群眾運動的三十年，作為群眾路線的一種基本實現形式，群眾運動對新生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恢復作出了巨大貢獻。不過，群眾運動不等于群眾路線，離開群眾路線的正確指導，自發盲目的群眾運動往往容易偏離航線，進而使人們對群眾路線、對黨的政治路線、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執政能力產生疑慮。因此，徹底反思群眾路線的地位作用與運作方式已經上升為關乎黨的領導合法性資源獲取與存續的重大而關鍵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即使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恐怕也會因為領導力量的政治認同缺失和依靠力量的難以凝聚而無法實現。也正是基于這一原因，在群眾路線概念提出52年，經歷了極左群眾運動錯誤之后，群眾路線得以以世界觀與方法論相統一的科學規范表述———“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并被上升到毛澤東思想三大活的靈魂之一的重要地位。[5]它表明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不僅要靠信念價值引領，還需要科學制度方法規范制約。一年后，黨的十二大黨章修訂時增加了“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10]的內容，再次印證了這一點。它既肯定了堅持黨的領導的信心信念不可動搖，同時又表明黨的領導必須是科學領導，即應該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主張必須正確，二是必須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這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11]這一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中國化運用。這不僅第一次確立了黨的群眾工作根本評價標準，為全體黨員干部科學踐行群眾路線，做好群眾工作立標定桿，更重要的是開辟了以改善黨的領導來夯實執政合法性的新境界。因為“黨的正確主張”包含著“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8]的命題。鄧小平曾強調，加強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必須聚精會神抓黨的建設，使黨的建設充滿生機和活力。這也成為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后習近平提出“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13]這一命題的理論先聲。《決議》和十二大黨章共同完成的群眾路線理論表述在1992年十四大修訂的黨章總綱中得以確立，并一直延續至今，從法理層面有效規范推動了黨的執政合法性建設三十多年的大發展。

　　拓展黨的群眾觀點體系強化初心，走出八九政治風波引發的第二場執政基礎流失危機，為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方法論指導。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八九政治風波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以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而利用青年學生反對腐敗等良好愿望制造的一場政治動亂和暴亂。能否有效制止動亂并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下繼續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成為改革開放初期考驗中國共產黨合法性建設能力的重大問題。為此，已經退居二線的鄧小平提出必須樹立一個以“艱苦創業反對腐敗”[14]為榜樣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和核心，而當務之急是做幾件讓百姓滿意的事情，只有“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特別是高層腐敗，才“更能獲得人心”[14]。這也成為江澤民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立足解決“建設一個怎樣的黨、怎樣建設這樣的黨”這一核心問題來統領20世紀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和實踐背景。1990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從六個方面系統概括了群眾觀點：“要牢固樹立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干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觀點，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相一致的觀點，黨要依靠群眾又要教育和引導群眾前進的觀點。”[16]這是繼劉少奇在黨的七大從四個方面論述群眾觀點基本內容以來，我黨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對黨的群眾觀點內容體系的進一步拓展，不僅從世界觀方法論角度進行了論述，而且著力于“權為民所賦”這一群眾觀點核心問題，從權力認知層面予以強調拓展，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這些黨性宗旨作風要求真正建立在權力價值認識基礎上。以此為基礎，江澤民、胡錦濤又先后提出“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核心問題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17]“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以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核心”[18]等命題，確立黨建主線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目標，從而將群眾路線與黨的執政作風、執政能力及執政目標一以貫之、層層貫通，開辟了以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夯實執政合法性的新境界，為我國化解危機，實現20世紀90年代經濟超高速增長，抓住21世紀前二十年發展戰略機遇期，最終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奠定了重要合法性基礎。

　　全面提升黨的群眾路線的初心使命教育實踐功能，化解了潛在的第三次執政基礎流失危機，開辟了以全面從嚴管黨治黨夯實執政合法性的新境界。應該說，相比鄧小平、江澤民這兩代在重大歷史關頭上臺執政的領導集體，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增長7.8%、國家外匯儲備33116億美元[19]等關鍵數據表明，習近平上任時國家發展形勢是平穩有序的。但習近平以居安思危的前瞻意識和前所未有的力度開啟了中共反腐正風新常態，結果令人觸目驚心：十八大以來，經黨中央批準立案審查的省軍級以上黨員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達到440人，43人為十八屆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9人是中央紀委委員[20]。而十九大后落馬的省部級官員也已經達到52人[21]，尤其是查出了周永康、孫政才、令計劃等“野心家”“陰謀家”[20]，查出了郭伯雄、徐才厚等“兩面人”“偽忠誠”[23]。這些事實有力證明，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抓手開展的反腐正風活動，不是所謂政治宣傳走過場，也不是如外媒所言“選擇性反腐”“政治權力斗爭”，而是進行正風肅紀、反腐懲惡、標本兼治的“自我革命”以贏得更扎實鞏固的民意基礎。正是管黨治黨實現了從寬松軟到嚴緊硬的深刻轉變，使“黨內政治生活氣象更新，黨內政治生態明顯好轉，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顯著增強，黨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黨群關系明顯改善”[24]，我們才有理由說，黨的群眾路線開辟了以全面從嚴管黨治黨夯實執政合法性的新境界。雖然根治腐敗心理文化，重建健康政治生態是一場持久戰，但只要我們黨堅持知行合一，努力開發群眾路線的合法性建設功能，保證實質合法性與形式合法性互動發展，我們就一定能贏得綠色政治生態，換來朗朗政治晴空。

　　二、規避限度科學實施，提高黨的科學決策能力

　　列寧曾說：“只有我們正確地表達人民的想法，我們才能管理。否則共產黨就不能率領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率領群眾，整個機器就要散架。”[25]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26]堅持群眾路線才有科學決策的可能，所以在戰爭年代，我們黨就提出“一切政策的決定、修改和執行，口號的提出與轉變，都必須有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27]。但群眾路線也存在影響決策的制約因素，需要規避限度予以實施。

　　一是合理發揮群眾路線雙主體的合力作用，提高決策民主性。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群眾路線科學決策功能發揮的重要價值引領。從決策本質而言，人民群眾無疑是發揮群眾路線科學決策功能的認識主體、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但在具體決策實踐中，擁有實際權力的組織及領導干部才是決策主體，其決策觀念和決策能力直接決定著決策，特別是重大決策的科學性，這導致群眾路線決策實踐的“雙主體”張力。雖然從性質而言，人民群眾與實際決策主體根本利益一致，但若缺乏正確理念引領和制度支撐，雙主體就無法形成決策合力，甚至相互掣肘，影響決策功能的發揮。另外，受社會環境、政治生態、教育培訓和物質技術條件等因素影響，無論是黨，還是群眾，都是有限決策理性，這也會影響決策科學性。建國初期正是沒有深刻認識和辯證處理雙主體的關系問題，沒有正確認識和發揮群眾路線對黨的決策主張的價值引領和監督作用，甚至片面將群眾運動等同于群眾路線，導致群眾路線科學決策功能的喪失或扭曲，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巨大災難。改革開放后，我黨十分注重培養提高干部理性妥協的民主決策思維和民主決策能力，既避免當高高在上的官僚，又避免當群眾的尾巴。在提出“三個有利于”“三個代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及“以人民為中心”等重要決策價值理念，保持決策設計的民本性和獨立性的同時，強調從法律和制度層面加強決策權力的民主監督和規范，特別是加強對“一把手”的決策權力監督，力戒憑“長官意志”作決策。針對社會群眾民主政治參與熱情越來越高，但政治素質參差不齊的現狀，我黨提出要正確處理黨內民主與社會民主、自我革命與社會革命關系，保障人民群眾依法有序政治參與，形成了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政策引領與創新實踐相結合、自我糾錯與群眾反饋相結合的決策路徑。黨的十九大在提出全面增強黨員干部執政本領，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同時，對全民思想道德建設、法治社會建設也提出了明確要求，特別是提出要增強全體公民的社會責任意識、規則意識和奉獻意識，到2035年社會文明程度要達到新的高度，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也將基本建成。這既是堅持發揮群眾路線雙主體決策功能的必然，也是群眾路線雙主體決策功能能否發揮的重要推動力量和運作基礎，這將使群眾路線的科學決策功能在更高層面實現高質量的發展。

　　二是用制度改革彌合群眾路線與民主制度之間的張力，提高決策科學性。民主決策需要制度化保障才能提高決策科學性。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提出，必須“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28]，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形成了以黨政軍為核心決策者，民主黨派等為第二圈決策者，工青婦等機構、社團和公民為第三圈決策參與者的權力精英決策模式[29]。但是如何發揮民主—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科學決策功能，需要相應制度體系支撐，從功能而不是簡單從原則規范的角度予以評價和實施。這也是長期以來多黨合作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等一些制度虛置弱化、非正式組織邊緣化的重要原因。經歷十年文革沒有科學制度約束的大民主、泛民主教訓后，我們黨提出“黨、政權組織同其他社會組織的關系制度化，國家政權組織內部活動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層之間的關系制度化，人員的培養、選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層民主生活制度化，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化”[30]等六個制度化來規范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第一次提出“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化”，以發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優良傳統，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八九政治風波后，我們黨痛定思痛，提出“要保證決策正確，執行有效，必須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學的決策和執行程序”[30]，推動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大發展，但民主不夠和集中不力的現象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黨從協商民主制度體系和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兩方面入手，真正從民主與集中兩方面保證了群眾路線的科學決策功能的發揮。一是第一次從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32]的高度，構建了從黨際協商、政治協商到社會協商的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既堅持和完善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搞好黨際協商，又積極探索建立社會協商民主機制，建立公民參與的開放式績效評價機制。2013年，成都崇州市全面建立鄉鎮社會協商會議制度，以會議式協商、圓桌會協商等十多種形式探索了市、鄉鎮(街道)、村共同參與的三級社會協商會議工作方法[33]。二是加大黨的領導制度建設，建構與群眾路線相適應的黨的集中領導體制。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黨內規則混同于國家法律，黨規黨紀套用‘法言法語’”“紀委成了黨內的‘公檢法’，紀律審查成了‘司法調查’”[34]等民主法治亂象，第一次提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35]的嶄新論斷，在旗幟鮮明強調黨的領導的同時，第一次將增強“四自能力”納入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總目標，第一次提出“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新命題，厘清黨紀與國法的關系，強化依規治黨和以德治黨的統一，通過重新修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方式，強化“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是對黨員干部最大的愛護”的政治認同。2019年9月又連續印發《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規定》和《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執行責任制規定(試行)》三部黨內法規，從黨內法規的制定、備案審查與執行多角度、多環節進一步彰顯了黨勇于自我革命的最鮮明政治品格，也贏得了科學決策所必需的堅強黨性和決策合法性。

　　三是實現權力與知識匹配，提高決策成本-效益統籌力。民主是有成本的政治活動，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就必須提高決策成本-效益統籌力，對群眾路線而言更是如此。原因在于相比內容過程比較明確的一般決策設計，群眾路線只有抽象的兩句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種模糊抽象的民主彈性操作空間使群眾路線運作時，往往出現組織成本高昂且難以確定、決策機會主義傾向易跑偏走樣，保密成本限制決策過程與深度等群眾路線特有的決策限度。在加速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今天，以群眾路線為主要決策方法的中國共產黨更需加快提高決策成本-效益統籌力。由此帶來了黨政干部實現權力與知識匹配的問題。早在戰爭年代，我們黨就提出“學習!學習!再學習”[36]的口號;建國前夕，“毛澤東同志號召全黨同志為迎接嶄新的任務，努力學習過去不熟悉、不懂得的東西”[37];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號召“全黨必須再重新進行一次學習”[37]，內容不僅包括專業知識和管理知識，更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可見，重視理論學習一直是我黨優良傳統。但從決策角度看，隨著信息社會與民主進程的加速發展，科學決策尤其是重大公共決策，更需要包括經濟學知識在內的多元知識信息體系支撐，需要組織規范引領的前瞻式學習而非單純的個體學習、自發學習、后發學習，尤其要善于將具體知識轉化為決策意識與能力，提高知識與決策能力的匹配度、精準度，精于從政治—經濟角度予以認真計算與監督。因此，20世紀90年代之后，我們黨從建設學習型黨組織、學習型政黨到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政黨，逐步加大政治決策過程中知識與信息能力的儲備與動員。1998年《中國共產黨黨和國家機關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提出從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各方面建設學習型黨組織。進入21世紀，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并印發《關于推進學習型黨組織的意見》。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將它豐富發展為“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39]命題，并第一次提出立足國情和實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40]。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由學習型政黨建設“推動建設學習大國”[41]。這些目標的層層遞進拓展，實質都是要求決策者以組織性、系統性、前瞻性學習能力提高為第一位本領，提高權力與知識匹配度，進而提高民主決策能力。

　　三、價值引領與法器輸出并重，提高黨的正風反腐能力

　　習近平指出：“黨的作風是黨的形象，是觀察黨群干群關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黨的作風正，人民的心氣順，黨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32]對中國共產黨而言，作風建設不僅事關執政形象建設，而且是涵養執政合法性，推動科學決策的軟實力，而這一目標的達成離不開群眾路線從價值引領與法器輸出兩方面的貢獻。正是二者并重，使群眾路線具有了標本兼治的持續正風反腐能力。

　　群眾路線時刻鞭策共產黨不忘初心、勤廉執政。一是中國特色反腐倡廉價值立場根源于群眾路線的堅守。反腐敗是有國家以來就存在的歷史性、世界性難題，“高高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正是“一切腐敗事物的溫床”[4]，社會主義國家雖然“打碎舊的國家政權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4]，也只是廢除了國家進程中的“政治上的過渡時期”[4]，如果執政不當，同樣無法杜絕腐敗問題。基于這一深刻認識，黨的幾代領導集體都以滿足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評判黨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標準。黨的十八大之后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更是構筑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政治新常態，使黨風、政風、民風煥然一新，也為世界各國治理腐敗提出了可借鑒的中國方案。二是始終堅持群眾路線才能保持赤子之心和本色作風。習近平指出：“一個政黨，如一個人一樣，最寶貴的是歷盡滄桑，還懷有一顆赤子之心。”[46]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始終要求黨員干部堅守群眾觀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政治清醒、經濟清白、作風清明的良好形象取信于民，更加自覺地為實現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不懈奮斗。三是始終堅持群眾路線才能共建政治信任基礎。2013年有調查顯示，中國社會的總體信任“已經跌破60分的信任底線”，而社會信任的下降又集中表現為政治信任度的下降。[47]從中央政府到基層政府，每降低一個層級就流失10%左右政治信任度，到鄉鎮一級政府和村級組織，只有三成多。[48]政治信任缺失將使全黨陷入“塔西佗陷阱”，即黨和政府完全喪失民眾信任。而“塔西佗陷阱”出現的根本原因與群眾路線的貫徹執行密切相關，在于一些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忘記了“人民是權力來源”。十八大后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之所以能夠深入民心、成效顯著，關鍵在于它深刻把握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文化生態屬性，以嚴肅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為切入點，重建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倡導和弘揚清正廉潔價值觀，旗幟鮮明抵制和反對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把群眾對黨員干部的個人信任轉變為對各級政府的組織信任，為刮骨療毒、強力反腐奠定重要政治信任基礎。

　　群眾路線為黨群合力正風反腐提供了方法利器。群眾路線能夠織就黨密切聯系群眾的人格網絡和參與網絡，憑借人際傳播和現代網絡技術為共產黨正確行使權力提供有效的保障和監督利器。不過，群眾路線的保障和監督作用也存有限度，這是由其理論特性及治理環境與對象等外在條件因素所決定的。如四風之弊、貪腐之惡具有的變異、傳染等文化特性，社會分工帶來的交往范圍和階層限制，網絡交往虛擬化、反腐制度滯后性等特點，反腐動力、主體自律、組織程度等因素，都會制約群眾路線正風反腐功能的發揮。因此，新中國一成立，我黨就從群眾運動反腐開始，探索群眾路線正風反腐的特點規律。經過70年的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黨在規避限度正確發揮群眾路線正風反腐功能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是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所蘊含的黨群互動要義，反對圈子主義、山頭主義，凈化政治交往和政治生態，大力開展社交文化建設，從政治理性上推動黨風民風的互動發展。二是建構黨群互動平衡機制，特別是建構有效的利益治理機制來激發動力、規范行為。如在職務之外開辟職級晉升通道、實施七大群體激勵計劃和六大支撐行動保障等激勵措施分別隨著2015年1月《關于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意見》和2016年10月《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這兩份文件的出臺開始實施。三是以能力的提高支撐群眾路線的正風反腐功能。如提高群眾路線文化自覺能力，將群眾路線知信行合一于一切工作之中;提高社會資本汲取能力，通過普遍交往、意見表達、聲譽維護等諸多能力的提高，不斷獲得人民群眾的信任與支持;提高審計監督能力，用數字化、信息化審計為打贏一場沒有硝煙的反腐敗戰爭提供保障;提高組織動員能力，以群眾監督促進黨內監督，筑起反腐敗的堅強堡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群眾路線作為現代化進程中永葆黨的青春活力和戰斗力，推動政黨-國家-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法寶當然也必須進入新時代。在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的虛擬戰場、利益博弈加劇的決策場、時時反彈復發的作風建設“頑固場”，我們將面臨更多深層次矛盾需要集民智民力去創造性解決，但只要我們始終堅持以群眾路線堅守初心、贏得民心，爭做新時代最壯美的精神脊梁，我們就一定能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完成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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