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現代國家構建中的人口國民化

　　摘要：中國近代開啟了現代國家構建以后，作為現代國家之必要條件的國民的塑造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來。現代國家議題形成時，國民觀念便開始在國內傳播，為人口國民化進行了思想準備。現代國家構建在辛亥革命后付諸實踐，人口國民化伴隨著現代國家構建的進程而不斷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近代的人口國民化最終完成，塑造了具有人民內涵的現代國民，為共和國的大廈提供了基礎性支撐。近代以來的人口國民化，既是現代國家構建的一個重要側面，也為現代國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因此，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國家構建乃至現代國家的特點，都可以從人口國民化中找到答案。

　　本文源自 江漢論壇 2020年12期《江漢論壇》(月刊)創刊于1958年，是由湖北省社會科學院主辦、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學術理論月刊，系首批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RCCSE中國學術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首屆湖北省出版政府獎獲獎期刊。內容側重政治學、經濟學、哲學、史學、文學，兼及法學、社會學、倫理學、教育學等。

　　關鍵詞：國民;人口國民化;國民觀念;國民整體化;國民身份;現代國家

　　一、引言

　　中國近代歷史上的現代國家構建，是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關注的焦點。但相關的研究大多以現代政治觀念、社會政治革命和現代制度架構為主要關注點，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對中國的現代國家構建作了許多的解釋，卻把人或人口因素這個現代國家構建中十分重要的變量給忽略了，所作的解釋并不全面。

　　在社會構成要素中，人的因素即人口常常以“民”的概念來指稱。但是，人口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處于特定的社會關系中，并由這樣的社會關系賦予其具體的規定性，從而成為社會中具體的人。在對人口產生影響的社會關系中，國家的統治體系處于關鍵性地位。一定的社會關系尤其是國家的統治，首先是通過對個體的人所享有的權利、義務的規定來確定其在社會中的人身地位或位置，于是便形成了特定的社會身份。這樣的社會身份往往關聯著一套社會權益(身份待遇)、行為規范(身份規則)、價值準則及身份意識、身份倫理等。于是，特定的社會身份便構建起一個基本的社會行為模式，擁有特定身份的人口便成為具體的社會行動者。人口在社會中的作用，就是通過這樣的行動者來實現的。這在現代國家的構建和運行中表現得尤其突出。

　　現代國家即民族國家框架，首先形成于17世紀的西歐，隨后逐漸被其他國家采納而遍及全世界，迄今為止仍在世界范圍內占據主導地位。這樣的現代國家不僅是時間序列上的，也是人類國家形態演進過程中的一種形態。現代國家的形成和運行，皆以人口國民身份的形成為基本條件，從而與國民身份形成本質性的關聯。社會人口的國民身份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經過一定的過程即人口國民化過程構建起來的。

　　中國長期處于王朝國家時代，特定的社會關系把人口塑造成為了皇帝的臣民，進而還形成與此相應并提供支撐的文化。臣民身份的社會行動者，為王朝國家的制度體系提供了穩定的社會基礎。中國在近代與建立了現代國家的西方列強遭遇而陷于落后挨打的困境后，選擇了通過構建現代國家來實現對傳統文明的改造從而轉向現代文明的自救圖強之路，并在辛亥革命后開啟了現代國家構建的實踐進程。為了構建現代國家，就必須對臣民這樣的社會身份進行改造，將社會人口塑造為現代國家所必需的國民。于是，現代國家議題出現時，國民觀念就開始在國內傳播。現代國家構建開啟后，人口國民化就一直與之伴隨，并成為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對中國現代國家構建中的人口國民化的考察，對于中國現代國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離開了這個環節或維度的研究，就無法對中國現代國家乃至現代社會、現代文明的形成和運行作出準確而全面的解釋。

　　二、現代國家議題形成時的國民觀念傳播

　　中國在秦統一后便進入王朝國家時代。王朝國家“國”與“民”的關系模式，塑造出了臣民這樣的社會政治身份(這是一個總體性的社會政治身份，具體的社會政治身份尤其是不同地域的社會政治身份還有多種更加具體的形態)。在王朝國家的框架內，不可能形成國民身份，也不會產生國民觀念。國內的國民觀念是近代從國外引進的，而這樣的引進又與中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現代國家的探索和選擇聯系在一起，并且成為現代國家議題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代國家即民族國家首先出現于西歐，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西羅馬帝國滅亡后，“羅馬與野蠻世界(日耳曼人、凱爾特人、斯拉夫人)的相遇……開啟了中世紀時代。”① 那時的西歐，“一方面是林林總總的封建邦國，另一方面又是凌駕于這些邦國之上的一統權威——教皇，羅馬教皇成為整個西歐社會的無上權威。”② 在這樣“一個天主教大世界，沒有‘國家，只有‘領地”③，王權、教權、貴族、民眾成為持續而穩定的社會政治力量。王權在這四種力量激烈而持續的較量中最終勝出并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形成了王朝國家。

　　在王權由于缺乏制約而走向絕對以后，民眾則通過對國王的效忠和依附而獲得保護，形成了對國王的權利義務關系，演變成為了君主的臣民，進而又在王朝的統治下整合，成為“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④ 民族在其自我意識覺醒后，便成為與王權對立的力量。“專制君權的本質是把國家視為王室的私產，民族服從于王室利益。”⑤ 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國家的主權轉移到了議會，實現了由“王有”到“民有”的轉變，國家也由“君主之國”轉化成為“民族之國”，成為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因此，社會人口直接與國家發生關系，逐漸由臣民轉變為國民。民族國家的本質，就是民族擁有國家的主權，從而實現了民族與國家的結合。為了實現或體現這樣的本質，民族國家基于一元性的國民權利而構建了完整的制度體系。隨著民族國家制度體系的構建和完備，人口的國民身份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充實，并成為民族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

　　歐洲的民族國家在通過工業革命而構建現代文明的同時，加大了對外擴張的力度，從而將國家力量延伸到中國古老王朝的家門口。建立在傳統農業文明之上的古老王朝，無法抵御西方列強的入侵，便陷于落后挨打的困境之中。由此，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了自救圖強之路的探索，并在學習西方技術及政治改革的嘗試失敗后，最終選擇了通過構建現代國家而實現由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的道路，形成了中國近代影響深遠的現代國家議題。

　　中國近代的現代國家議題，首先是關于現代國家的本質、合理性的討論，同時也包括與此相關的觀念和社會機制問題。由于“國民構成了現代國家的基礎”⑥，關于國民的認知也成為現代國家議題中必不可少的內容。

　　戊戌變法失敗后逃亡日本的梁啟超，率先關注了國民問題。日本開啟現代國家構建進程時，“沒有國民，……人民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為古代的道理服務的精神奴隸”⑦，這成為現代國家構建的嚴重制約。在此背景下，“形成民族一體化意識，實現對國家的認同，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民族獨立和個人的獨立自尊——作為近代國民的基本要求開始迫切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⑧ 對于當時的日本來說，“最早也最有效率地鑄就了近代國民，這是其國家建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⑨ 懷有改造國家之志的梁啟超，“深感中國現代轉型所缺乏者并非戊戌變法時致力推行的‘新制度，而是支撐這些制度的新‘國民。”于是，“國民問題被看作是中國問題的總根源”⑩。梁氏是將國民與國家結合起來思考的。就國家而言，他提出了“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11} 的看法。從國民來看，他提出了“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12} 的觀點，進而指出：“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13}

　　基于對國民與現代國家關系的認識，梁氏將國民觀念引入國內并加以宣傳，成為在中國傳播國民觀念方面最有影響的人物。“梁氏當時曾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對這一‘新名詞頻繁使用、闡釋”{14}，從而使“國民”成為了“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新名詞，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15}。在此過程中，“新民”“公民”概念也同時出現。不過，“清末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所倡導的‘民，不管他們用的是‘新民還是‘公民，其實質內涵多是指以國家為本位的國民。”{16}

　　在當時，中國傳統的社會身份與此完全不同。如嚴復在《法意》按語中所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家也，皆家而已。”{17} 在此條件下，人口的基本社會身份只能是臣民，并處于特定地域的宗族等體制性的社會關系中。“財富差別懸殊的水平階級結構，與以家族關系和地緣為基礎的垂直原則相交錯。特別在華中和華南，擴大的宗族世系是社會組織的主要形式。”“宗族紐帶與鄉村紐帶常常相互增強，村民們在自我保護和維持村社資源方面有共同的利益。”{18} 因此，“歐美各國統治之客體，以個人為單位;中國統治之客體，以家族為單位。故歐美之人民，直接以隸于國，中國之人民，間接以隸于國。”{19} 這樣的臣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20}

　　如此巨大的反差，促成了知識分子對國民觀念的廣泛接受，以及國民觀念在社會上的迅速傳播。“跨進20世紀的第一年，先進的中國人就認識到，中國有無國民是新世紀的一大問題”，“到1903 年，上海各界還成立了‘國民公會”{21}。正如有學者所說的那樣：“20世紀初年至辛亥時，國民思潮在古老專制的中國大地上蕩漾起伏，愛國志士、革命仁人無不以國民自命或為民請命。一時，國民會、國民軍、《國民報》、《國民日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民聲叢報》、《民心》月刊，等等冠以‘民、‘國民字樣的組織、報刊應運而生。正是在這種濃厚的國民思潮的社會氛圍下，孫中山將自己所從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稱之為‘國民革命。”{22} 章士釗在描述當時“國民”概念的興盛狀況時說道：“近世有叫號于志士，磅礴于國中之一絕大名詞，曰：國民。”{23}

　　國民觀念通過廣泛傳播尤其是為國人所接受，便轉化成為了新的意識形態，對推翻王朝國家的革命和新的國家制度的構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觀念和倫理支撐。在當時，“知識分子們建構‘國民時的原動力來自于對國家強盛目標的追求，‘國民被當做了救亡圖存、增強國力的工具。”{24}

　　1903年8月，孫中山在為“東京軍事訓練班”學員制定的《誓詞》中提出了“創立民國”的主張。{25} 其所說的“民國”，就是國民之國。{26} 1905年8月，孫中山又將“創立民國”作為同盟會的宗旨寫進《中國同盟會總章》，將未來的共和國確定為“中華民國”。1906年，孫中山在領導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提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者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選。議會以國民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27} 在這里，孫中山已經將“國民”理念與其理想的政制和政府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國民成為了支撐新的制度和政府的政治身份。從實踐層面來看，“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以國民革命為號召，在辛亥革命后又將這個革命稱之為‘國民的革命。”{28} 在國民觀念廣泛傳播尤其是與社會政治革命和新國家的定位相結合的基礎上，辛亥革命爆發后便將新政權界定為“中華民國”。孫中山的國民觀念形成伊始，便與現代國家構建的實踐結合在了一起。

　　臣民這種體制性的人口身份標識，是長期的王朝國家歷史塑造出來的。這樣一種適應王朝國家政權體制的社會政治身份，卻成為了現代國家構建的最大制約。國民觀念的引進和傳播，就是針對此種現實的。因此，宣傳國民觀念的言論就給作為政治身份的臣民貼上了“奴隸”的標簽，將其視為國民的對立面。蘊涵著全新政治訴求的國民觀念的引入和傳播，不僅豐富了現代國家議題的內涵，也為新國家形態的建立進行了啟蒙，為現代國家建設作了必要的輿論準備。

　　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在將國民觀念在國內傳播的同時，還將與民族國家結合在一起的“民族”概念引入國內，進而創造了“中華民族”的概念{29}，既為歷史形成的諸多民族群體凝聚為一個整體提供了族稱和認同符號，也為人口在國民化基礎上的整體化提供了一個標識。

　　國民觀念是對君主統治的直接否定。如李大釗所說：“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30} 因此，作為君主之對立面的國民的觀念，對清王朝的沖擊是致命的。如果說現代國家成為中國自救圖強的歷史選擇使清王朝失去了事實上的合理性的話，國民觀念的傳播和社會動員作用的形成，則使清王朝失去了道義上的合法性。一個政權失去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走到道路的盡頭了。于是乎，辛亥革命這樣一場規模有限的革命，便使王朝的大廈轟然崩塌。

　　三、國家形態更替開啟了人口國民化進程

　　辛亥革命終結了王朝國家的歷史，“以近代的西方政體模式，取代中國古老的政體。”{31} 因此，“清亡民興，不只是一次改朝換代，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政體變革”{32}，為現代國家的構建舉行了奠基禮，開啟了中國國家形態演進的新紀元，也為人口國民身份的塑造提供了新的政制框架，將人口國民化推進到實踐階段。

　　辛亥革命以國民的名義興起，并以此獲得合法性。孫中山指出：“此次革命，乃國民的革命，乃為國民多數造幸福。”{33} 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權也以“國民”來命名——中華民國，以體現現代國家主權在民的原則{34}。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宣告誕生”{35}。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明確宣稱：“國家之本，在于人民”{36}，在末尾還說：“謹以此誓于國民”{37}。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則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38}，呈現了一個現代國家的政制設計。這一系列的政治象征和憲法規定，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憲制文件確定了國民的國家主權者地位，在憲制層面上實現了國家的國民化，為人口國民化提供了有力的憲法支撐，完成了國民身份的體制性構建，從而成為人口國民化進程中的關鍵性一步。

　　然而，對于王朝體制延續了數千年的國度來說，要實現國家真正的國民化，需要一個艱難而長期的過程。“無論是從政府的架構、還是從成員的組成或施政的內容來看，南京臨時政府都是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性質的革命政權。”{39} 可是，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大總統后，這一切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并出現了帝制的復辟。但即便如此，也始終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地反對現代國家和國民身份。袁世凱稱帝時也宣稱：“國體實定于國民之意向”{40}。整個北京政府時期，現代國家的構建經歷了多次反復，但整個進程并沒有中斷。“作為民主象征的‘共和國的牌子一旦掛上，就不允許摘下來，哪怕是掛歪了。”{41}

　　人口國民化是社會人口在與國家互動中逐漸改變原來的身份，并逐漸形成國民身份的過程。各種促進民眾與國家關系調整的措施或行動，都是人口國民化的實際步驟。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政府時期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圍繞著國家的統一和現代國家體制機制的建立而形成的政治過程甚至是經歷的反復，以及相關的社會政治運動，都對社會人口的臣民身份形成沖擊，促成了人口國民化的發展。

　　一是，現代國家觀念傳播到了普通民眾當中。1912年中華民國采用“民國”年號，實行民國紀年法。“民國”年號，不僅昭示了中華民國的性質，也彰顯了其國民意涵，是一個典型的政治符號。“民國”年號和紀年在全國范圍內的使用，也就將其蘊涵的政制更替和觀念變革的意義在全社會進行了廣泛而持續的傳播，使各種依附性、地域性的社會人口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現代國家和國民的觀念，從而將這樣的觀念傳播到全國的民眾中，引導民眾思考自身與國家的關系，進而對傳統的社會政治身份形成了觸動。與此相關的剪去頭上的辮子、穿新式服裝、辦(進)新式學堂等，也具有大致相同的功效。

　　二是，民國政權的建立過程促成了民眾對國家的認知。取代皇帝的國家元首即總統，須經選舉產生并有明確的任期，權力受到制約并且還頻繁更迭，使民眾對新國家的特點有了進一步的認知。國會的選舉盡管充斥著舞弊和丑聞，但畢竟是數千年來破天荒的事件，昭示著國家性質及其與民眾關系的變化。國會的選舉還促成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宣傳，將新國家的性質廣泛傳播于民眾之中。另外，在當時的“議會民主實驗”中，“民國初年興旺一時的數千個地方議會”{42} 及其各種各樣的選舉過程，對傳統的民眾與國家政權關系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皆對民眾關于自己與國家的關系及身份的認知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三是，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針對國民的政策即國民性政策，對民眾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北洋時期的歷屆北京政府，其聲譽和政績皆乏善可陳，但畢竟是不同于封建王朝的現代國家政府，其行使的政府權力和行使權力的方式，以及出臺的各種政策，都與朝廷有明顯區別，其中的一些國民性政策，尤其是國民教育政策{43}，明顯具有對人口進行國民化塑造的功能。這些政策的持續實施，對人口國民身份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是，現代國家制度建設的反復，也對國民意識的形成產生了影響。在王朝國家延續了數千年的國度建立現代國家體制，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會一帆風順。其所經歷的反復過程，對于喚起民眾對國家體制及自身與國家關系的思考，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北洋政府時期的多次反復，如袁世凱稱帝以及由此引起的護法、護國運動，以及孫中山的二次革命等，都具有喚醒民眾的國民意識的作用。尤其是護法運動，還將國民觀念傳播到遠離國家中心的偏遠地區。

　　學生發起的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國家構建背景下的思想解放運動。作為運動發起者的學生本身就是人口國民化的產物，運動本身更是從多個方面對人口國民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是，對國民性的批判，促進了國民觀念的傳播。魯迅在總結辛亥革命的教訓時曾說：“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44} 陳獨秀也提出：“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45}。五四運動“對中國國民性問題的關注程度，并不亞于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形成過一股強勁的改造國民性思潮”{46}。這樣的批判將民眾設定為國民，對其不適應現代國家的劣根性進行批判，雖不著意于國民塑造，但這樣的批判實為此前對奴隸的批判的繼續，因而對國民身份的確立產生了積極作用。二是，新文化運動尤其是白話文運動，促進了民眾對國家的認知。“深奧的傳統文言文只能為學者所理解”，“白話文是思維和使民眾受教育的重要工具”。受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到1920年，教育部規定各學校使用白話文。”{47} 白話文為民眾接受教育并形成對現代國家的了解進而融入現代社會提供了便利，從而對人口國民化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三是，五四運動中興起的工農運動，為人口國民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相對于知識分子、士紳來說，工農的國民化對整個人口國民化進程的影響是根本性的。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48}，對工農大眾的國民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五四以后，“中華民族”的概念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和使用。“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識界和輿論界，中國各民族一體化的‘中華民族概念和觀念得以基本確立、并逐漸較為廣泛地傳播開來”{49}，“不僅國民黨人和國家主義派(后成為青年黨)人士，共產黨等其他政治派別和思想人物，也都已在中國各民族人民相對平等構成為一個整體的意義上，頻繁地使用了‘中華民族概念。”{50} 這就為日益國民化的人口的整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認同符號。

　　五四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得到了迅速的傳播。在此影響下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又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扎下了根，并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形成，則為中國的現代國家和國民觀念注入了新的內涵，對接下來相當長時期的人口國民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黨對工農的重視及其在工農群體中進行的動員和發動，為在中國已經具有相當影響的國民觀念及國民身份塑造注入了以工農為核心的人民性內涵，從而孕育了對其進行改造的力量。

　　成立之初的中國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條件尚不成熟時，也充分運用了具有新內涵的“國民”觀念，提出了自己的“國民革命”思想。1923年6月召開的黨的三大明確提出：“半殖民地的中國，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51}，同時還強調：“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52}。這樣的政治主張不僅為人口國民化注入了新的內涵，也對國民黨和隨后的國民革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孫中山在“得了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助力，把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53} 的同時，也賦予了國民觀以新的內涵，使其成為新的三民主義思想的組成部分。“從嚴格意義看來，孫中山對‘國民革命的真正涵義作進一步的闡發并付之實踐，應該是‘五四運動以后的事情，而人們普遍對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的看法，也正是這樣。”{54} 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大重新采用了國民革命的口號，并且強調：“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至此，孫中山的“國民觀，已由原來籠統模糊的國民觀發展到具有工農群眾內容的國民觀;其依靠力量上，已經從原來聯絡華僑、會黨、新軍，以及后來依靠軍閥打軍閥，發展到現在依靠國民群眾進行徹底的革命”{55}。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國民革命的口號，在大革命浪潮中發揮了喚起并團結民眾的重大作用”{56}。

　　具有新的內涵的國民觀及國民革命觀，也成為了國民黨對革命及其由此建立的新政權的性質進行論述的依據。“‘國民革命這四個字中，‘國民是民族國家的主體，而‘革命則是用暴力實現國家政權的更替(主權擁有者的改變)，‘國民革命原意指國民通過革命而成為主權擁有者，也就是推翻現政權以建立真正的現代民族國家。”{57} 中國國民黨一大宣言就提出：“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復決、罷官諸權”，用國民觀念來論述現代國家的性質。依據這樣的國民觀，孫中山還對現代國家建設進行了整體設計，起草了《國民政府建國大綱》(1924年4月12日)，為現代國家建設提供了依據。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大綱中，“‘國民身份是構建中華民國國家體制的基石”。{58}

　　在新的國民觀和國民革命觀基礎上開展的國民革命，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迅速地席卷全國。其間建立廣州國民政府、創辦黃埔軍校、組建國民革命軍和第二次東征、南征、北伐等一系列的措施，又將新的國民觀念傳播到全國，并在全國范圍產生了號召和動員作用，塑造了一大批新國民。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對工農群眾的宣傳和動員，喚起了工農大眾對國家政權和自身國民身份的思考，有效地推進了人口國民化進程。

　　從總體上看，辛亥革命和整個北京政府時期，中國的現代國家構建處于起步階段，但對人口國民化的影響卻是巨大而深刻的。隨著人口國民化的逐漸深入，王朝國家框架下延續了數千年的臣民身份體系受到了全面的沖擊并徹底動搖了，曾經習以為常的臣民身份受到批判、遭到唾棄;相當數量的人口轉化成為了國民，更多的民眾對國民身份心向往之，并繼續朝著國民身份的方向變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以“新民”形式出現的國民形象成為時代的榜樣，成為一種傾向性、潮流性的價值取向，以至于所有的文化或文藝作品都在塑造或歌頌國民，并對傳統的身份束縛進行批判。至此，國民觀念和國民身份在中國社會中已經根深蒂固，為接下來的進一步發展和演化奠定了基礎。

　　四、現代國家框架的構建對國民塑造的深化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按現代國家的框架設計了中華民國的國家體制，但北京政府并沒有按這樣的設想來推進現代國家構建，反而給現代國家構建帶來了挫折和反復。針對這樣的狀況，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而推動的國民革命，將再造民國作為了重要任務。國民政府于北伐革命中在南京建立后，中國的現代國家構建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繼續推進，逐漸構建了完整的現代國家框架及相關制度。這樣的現代國家構建，對人口或民眾與國家的關系進行了重大調整，從而推動了人口國民化向縱深發展。

　　首先，現代國家體制構建對“國”與“民”的關系進行了全面調整，從而對人口的國民身份構建給予了有力的推動。

　　一是，對政權所作的國民性論述和定位，實現了對人口屬性的定性和定位，促成了國民身份的體制構建。南京國民政府在以“再造民國”為主旨的國民革命的基礎上建立，并按照孫中山擬定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來組織。該大綱堅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確立的主權在民原則，融入了經過更新改造并注入新內涵的國民觀念，凸顯了“‘國民身份是構建中華民國國家體制的基石”{59} 的內涵，不僅以國民來定義政府，而且在“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60} 原則的基礎上，根據國民享有民權的狀況設計了軍政、訓政和憲政的三序建國計劃。以此為依據，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于1928年通過了《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明確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訓練國民逐漸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種權利。{61} 國民會議于1931年通過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凡依法律享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62} 這樣的制度設計，肯定了人口的國民性質，并以“國民”來界定政權的性質。如果說辛亥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以國民來界定國家的性質，從而促成了國家的國民化的話，那么，國民政府以國民來界定政府的性質，就實現了政府的國民化。盡管這些都只是形式上的，卻也明確了國民在國家中的地位，凸顯了國民與國家不可分割的聯系，促成了國民的體制構建，從而成為國民身份構建的一個關鍵性環節。

　　二是，完整的政權架構即完整的國民政府體制的形成，徹底改變了人口與國家的關系，將全國民眾置于一個現代國家政府的統治之下。王朝中央的統治崩塌后，地方勢力迅速興起并各自為政。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全國性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早已不復存在。政治權力久已落入地方軍閥之手”{63}。1928年東北易幟，南京國民政府才實現了中國在形式上的統一，“扭轉了領土走向分裂的趨勢”{64}。全國政權統一后，國民政府便開始了自己的體制構建。1928年通過的《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兩個憲制性文件，均以國民為基礎來設計政制：在訓政時期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國民的選舉、罷免、創制和復決四項權利。國民政府則被定義為“治權”機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和監察院組成。“至此，終于有了一個職權明確、組織健全的國民政府。”{65} 這樣一套完整的現代國家的政權架構，在領土范圍內行使完整的國家權力，徹底改變了自秦至清的家天下時代皇權與臣民的關系，建立起了國家與國民的關系，開啟了國家與國民互動的新的政治模式。

　　三是，國家法律體系的構建及以法治國的施行，在為社會生活提供法律規范的同時，也深深地影響了民眾的行為和身份定位。隨著國民政府體系的逐步建立，立法院從1929年1月起便開始議決起草各項重要法典，分別組織了民法、商法、土地法、自治法、勞工法等各法起草委員會。同時，還組織了整理法規委員會，著手整理當時的現行法規。1929—1930年間，立法院起草了第一部民法典，以及民商法、勞動法、土地法、自治法、民事訴訟法方面的具體法律，或對原有法律進行了修訂。總體來看，“一系列法律、法規，奠定了國民黨法律的基礎，這些基本法典，包括憲法(或具有憲法性質的綱領等)、民事、刑事、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等門類，從形式上奠定了南京國民政府‘六法體系的雛形。”{66} 如此一整套的法律、法規體系，既為“治權”的行使提供了依據和規范，也為社會提供了一套國家性質的行為規范，彰顯了國民政府的現代國家性質，將國家與國民的關系進一步體現在了法律生活中。

　　四是，國民政府出臺了多項針對國民的政策，如國民教育政策、鄉村建設政策、邊疆建設政策等，對人口國民化產生了促進作用。對“舊民”進行改造的政策，如“先后頒布了大量有關禁止蓄辮、纏足、巫卜、婚喪儀仗、私娼等方面的條例”，“廢除了傳統農歷紀年”，“還積極建構一系列與個體存在意義緊密關聯的政治符號，即以一種統一性的政治符號引導個體去感知‘黨與‘國的一體化，如‘國旗、‘國歌、‘國徽”{67}，等等，直接導致了對于傳統臣民身份的改造和國民身份的構建。國民教育政策，促進了國民教育體系的完善，加大了國民教育的力度。“到20世紀30年代，一個由政府和私人資助的從小學到大學的現代學術網已經建立起來。”{68} 受到政府支持的各種類型的鄉村建設措施，有“西方影響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和軍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類型的共同點是，都與政治密切相關。通過教育及經濟改革復興農村，意味著與政治當局建立起支持和保護的關系。”{69} 這些對農村社會進行改造的措施，對鄉村人口國民意識和國民素質的養成產生了明顯影響，直接推進了農村地區的人口國民化。

　　其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也是人口國民化進程的重要力量，對國民觀念的傳播和國民身份的塑造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高度重視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倡導以工農為核心內涵的人民性，既以這樣的人民性去闡釋國民的內涵，也以這樣的國民觀念對掌握國家政權的國民黨的國民觀產生影響。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對中國國民黨的國民觀念發揮影響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又以自己充滿人民性的國民觀對國民政府走向偏頗的國民觀形成了制約。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在根據地建立了多種類型的基層政權，在解放區建立了民主聯合政府。這些政權中蘊涵的人民性的國民觀，對所轄區域的人口國民化起到了促進作用。

　　再次，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促進了國民意識的覺醒，以及國民整體意識的形成。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陷中國于亡國滅種的巨大危險之中。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各種身份的人口及其與國家之間曾經若有若無的關系，都以一種生死攸關的方式突出出來，得到前所未有的凸顯。另一方面，在國共合作基礎上形成的全民抗戰中，全體國民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在以自己的血肉筑起救國保種的長城的戰斗中，達至了國民意識的普遍覺醒，并在“中華民族”的族稱下進一步地凝聚。{70} 1939年“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戰出現時，發起者顧頡剛在《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的開篇即云：“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71}。1942年蔣介石在《中華民族整個共同的責任》一文中也說：“就我們對于國家的關系而言，我們人人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是中華民國的主人”{72}。這一切都對人口的國民身份認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生活于國家疆域邊緣的少數民族的國民意識，也在抗戰中迅速地覺醒。1938年，少數民族人士組成的“蒙藏回族慰勞抗戰將士團”《告全國同胞書》就提出：“我蒙藏回諸族皆中華民國國民，與全國同胞責任平等，休戚與共”{73}。時任寧夏省政府主席的回族將軍馬鴻逵也稱：“我們是回教的信徒，同時也是中國國民。”{74} 1938年成立的中國回民救國協會明確提出：“我中華回民皆中國之國民，生于斯，息于斯，與國家有絕對不可分離之關系”{75}。當時尚處于社會邊緣的少數民族的國民意識，無疑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不過，最能體現人口國民化取得的成果的，當數民眾爭取自身權利的實際行動。這樣的行動不僅蘊涵著強烈的國民權利意識，而且直接將權利意識付諸實踐，既體現出民眾社會政治身份的變化，又對現代國家構建的進行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這樣的爭取自身民主權利的實際行動，就是全國各地掀起的民主運動。近代以來的現代國家構建中，民眾爭取自身權利的運動也逐漸掀起并呈增多之勢，與現代國家構建的進程相呼應，將人口國民化的成就體現了出來。

　　最后，國民身份得到了憲法的確認，成為了制度化的社會政治身份。1946年底，由于抗日戰爭而延期的國民大會終于召開。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確定了一個由總統、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和監察院組成的國家政權架構。這樣一個權力分立和制衡的國家權力構架的建立，標志著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國家構建基本完成。按照孫中山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根據國民身份狀況確定的軍政、訓政和憲政的安排，民眾是否能夠經由國民大會而行使選舉官員、罷免官員、創制法律、復決法律四項權利，是劃分訓政與憲政的依據。而是否能夠行使四權，也成了衡量民眾是否成為國民的標準。國民大會的召開和《中華民國憲法》的通過，既標志著現代國家建設已經由訓政轉向憲政階段，同時也表明民眾已經成為了能夠行使四權的國民。《中華民國憲法》開篇就圍繞國民而展開：“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的規定，以國民來確定國家的屬性;“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確定了國民的主權者地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則對國民作了明確界定。這樣一來，就以現代國家憲法的形式，把全部國籍人口定義為國民，即以國民作為現代國家人口的基本社會政治身份，實現了對延續數千年的臣民身份的徹底否定，從而標志著近代以來人口國民化的基本完成。至此，國家的全部人口都具有了國民這樣一個同質性的社會政治身份。

　　五、人口國民化的完成及其對現代國家的意義

　　現代國家構建基本實現之時，近代以來的人口國民化也基本完成。但是，由南京國民政府推進的現代國家構建及其實現的人口國民化，存在一個根本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問題，那就是人民性的缺失，因而并不完備。在現代國家構建和人口國民化中確立人民性并最終完成現代國家的構建，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力量實現的。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后形成的新國民觀，成為了新三民主義的內容。孫中山據此制定了影響深遠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南京國民政府的現代國家構建，基本上按此設計和程序進行。但是，國民黨畢竟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并不重視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的利益。因此，其所推動構建的現代國家的制度體系，并沒有對工農為主體的人民利益的考慮和設計，這樣的國家體制中的國民身份也沒有指向工農大眾。對于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國家和國民塑造來說，由于是資產階級政黨推動的，人民性的缺乏就是必然的結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并不把這樣的結果作為民主革命的最終目標，而是要將革命進一步向前推進，最終建立人民民主的新國家和充滿人民性的新國民。

　　對于缺乏人民性的現代國家架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力量對其進行了徹底的改造，從而為國民觀念和國民身份注入了人民性。這樣的改造并重塑國民身份的過程，通過三個基本的環節而實現：一是軍事摧毀。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以軍事方式徹底摧毀了支撐國民黨政權的軍事力量，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垮臺。二是思想批判。在1940年，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資產階級總是隱瞞政權的階級性質，“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76}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方案破產了，要使“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77} 這些論述在對國民黨政權予以有力批判的同時，也指明了體現人民性的新政權的性質和特征。三是制度設計。為籌建新中國而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在設計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同時，也對國民作了新規定。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那篇《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著名講話中莊嚴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國人民由被壓迫的地位變成為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其他多種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這樣的宣告和規定，在昭示新中國的人民本質、確定其人民共和國性質的同時，也明確了人民的主人地位和國民的責任。這就標志著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人民性改造的完成，以及具有人民性的國民地位的確立，也為中國近代以來的人口國民化劃上了句號。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以“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宣告而昭示浸透著人民性的國民身份確立的同時，還宣布：“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78} 這實際上就是宣告：中華民族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近代的人口國民化在不斷推進的同時，各個民族凝聚為中華民族的進程也在持續推進。新中國的成立，既標志著各個民族凝聚為中華民族的進程的完成，也標志著全體國民在新的國家中整合為一個整體的進程的完成。由此形成的中華民族，既有作為歷史文化共同體的各民族聚合體的性質，又具有國民共同體的性質，并且與國家結合在一起而具有了國家的形式。這也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政治共同體性質又具有突出的歷史文化內涵的現代民族，已經屹立于世界的東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近代以來的人口國民化與國民整體化一直都相依相伴，終于在新中國成立時共同完成，并在一個新的國家框架內實現了統一。

　　近代以來的人口國民化至此完成了，但中國的人口國民化并沒有因此而終結，仍然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繼續。人口的社會政治身份的塑造，本身就是社會政治結構及其發展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表現為一個塑造或造就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所需要的社會政治身份的過程。事實上，為新中國成立提供憲法依據的《共同綱領》只具有臨時憲法的意義。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是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即“五四憲法”。“五四憲法”有關國民的規定，才是新中國正式的憲法規定。從那時以后，新中國的人口國民化也一直在進行之中，不斷地對國民進行著新的塑造。

　　不過，“五四憲法”并沒有使用“國民”概念，而是以“公民”概念取而代之。在我國近代以來的憲制性文件中，《共同綱領》可能是最后一次使用“國民”概念。其實，《共同綱領》為了突出國家和國民的人民性，使用得最多的還是“人民”概念。然而，“人民”是政治概念而不是身份概念，指的是集合體而不是個體。所以，《共同綱領》在涉及必須由個體來承擔的義務時，仍然使用了“國民”概念。到了“五四憲法”，涉及個體社會政治身份時，既沒有籠統地使用“人民”概念，也不再使用“國民”概念，而是以“公民”概念取而代之。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對“國民”概念和國民身份的否定，只是以“公民”概念來指代而已。只要不拘泥于文字就會發現，在新中國的社會政治身份問題上，“國民”與“公民”并無本質的區別，它們在實際意義上是同一的。

　　人口是社會構成的基本要素，往往以“民”的概念加以表述，因此，“民”便成為了社會人口的基本存在形態。中文的“民”，相當于西文中的“person”。“民”既是單數也可用作復數，并常常以“民眾”概念作為其復數形式。英文中“person”的復數形式為“people”。“民”一旦被置于特定的社會關系中，便會被賦予特定的社會政治內涵，從而具有特定的社會政治屬性，成為了特定的社會身份，如農民、臣民、市民、國民、公民等等。

　　公民也是一種社會政治身份，但公民之“公”的屬性，是由不同歷史條件下的不同政權所賦予的，因而具有多種形態。最早的公民出現于希臘城邦，為“城邦公民”。{79} 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凡有權參加議事和審判職能的人，我們就可說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80} 由城市賦予并保障其權利的公民，是“城市公民”(city-citizen)。現代意義的國家即民族國家出現以后，才出現由國家賦予并保障其權利的公民，即“國家公民”(state-citizen)。這樣的公民與國民，其權利皆由國家賦予并保障，因此二者并不存在本質的區別。在現代國家的條件下，國民身份與公民身份也就具有了同一性，“公民”“國民”兩個概念也就可以互換并相互取代。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國，就更是如此。

　　經過人民性改造而最終完成的人口國民化，塑造了人民性的新國民這樣一種基本的社會政治身份。這是一種在人民共和國內享有由國家賦予的權利并能自主支配自己行為的社會政治身份，是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的基本的社會行動者。“‘現代國家是以人的獨立存在為基礎的，換言之，構成‘現代國家的人是‘個體人。”{81} 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安排的人民民主，也只有通過這樣一種能夠自主行為并行使民主權利的社會政治身份所提供的個體行動者，才能使其從設想及制度安排進入到實踐層面，變成真正的現實。因此，人民性的新國民的造就，也就為人民民主的現代國家提供了基礎性的支撐。

　　六、結語

　　人口國民化是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為現代國家的構建所引發和推動，同時也伴隨現代國家構建的進程而不斷發展，并為現代國家的構建提供支撐。這與歐洲的現代國家構建進程具有共同性。不過，歐洲的人口國民化及國民整體化，是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實現的，表現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并成為民族國家形成的基本條件。中國則是因為選擇了現代國家，所以才根據現代國家的要求而推動人口國民化的。因此，人口國民化及相關的國民整體化，構成了現代國家構建的重要內容。

　　中國近代以來的人口國民化，是在現代國家構建的背景下塑造人口的國民身份的過程。在傳統的臣民身份長期存在的情況下，國民身份的塑造就表現為促進或推動社會人口逐漸通過去依附化、去地域化而從傳統的身份體系中擺脫出來，逐漸形成國民屬性并最終成為現代國家的國民的過程。現代國家構建中各種對此過程發揮促進作用的因素，共同構成人口國民化的實現機制。其所塑造的國民這種社會政治身份，為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提供了享有權利并能自主行為的社會行動者，從而為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提供了基礎性的支撐。

　　在這樣的人口國民化過程中，從傳統的體制性束縛中掙脫出來的人口個體，在逐漸褪去臣民身份而轉化為具有國民身份的社會行動者的過程中，并沒有變成四處游蕩的散兵游勇。他們在變成與國家相對、具有國家賦予并保障的權利并承擔相應義務的個體的同時，也在現代國家的框架內和“中華民族”的族稱下凝聚，實現了國民整體化，最終形成一個以“中華民族”為族稱的國民共同體。這個以“中華民族”為族稱的國民共同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實現了與國家的結合并具有了國家形式，即民族國家之民族。

　　中國近代以來的人口國民化，為現代國家的構建及相應機制的運行提供了所需要的社會行動者，是大眾性政治角色的塑造機制。現代國家構建完成后，人口國民化并未因此中斷，而是隨著國家的發展而繼續推進。在新的國家框架內的進一步的人口國民化，對國民這個基本的社會政治身份進行著進一步的塑造，從而不斷為現代國家、現代社會提供其所要求的社會行動者。由此而論，人口社會政治身份的塑造，也是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變量，對國家和社會的治理和發展產生著持續不斷的影響。

　　注釋：

　　① C·∏·卡爾波夫：《歐洲中世紀史》第1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9頁。

　　② 李宏圖：《西歐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從啟蒙運動到拿破侖時代》，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頁。

　　③ 錢乘旦、楊豫、陳曉律：《世界現代化進程》，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頁。

　　⑤ 王聯主編：《世界民族主義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頁。

　　⑥ 孫強：《國民性話語：一個民族主義的視角》，《貴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⑦ 鹿野政直：《福澤諭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82頁。

　　⑧⑨ 田雪梅：《近代日本國民的鑄造——從明治到大正》，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43、5頁。

　　⑩ 郭忠華：《立民與立國：中國現代國家構建中的話語選擇》，《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11} 哀時客：《愛國論三：民權論》，《清議報》1989年第22期。

　　{12} 梁啟超：《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56頁。

　　{13} 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6頁。

　　{14}{15} 郭雙林、龍國存：《“國民”與“奴隸”——對清末社會變遷過程中一組中堅概念的歷史考察》，《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