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政治與國際法治的互動——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理論邏輯與能力強化

　　摘 要: 經濟全球化的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使全球治理成為國際社會的必然選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法理解讀的雙重維度表明，全球治理是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的歷史統一和現實互動，而全球治理的概念反思和理念重塑為這種統一和互動的實證分析確立了理論坐標。在國家綜合實力中，軟實力是促進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互動的關鍵因素，它揭示了全球治理能力得以強化的方法論。以人類三大知識體系的辯證關系為邏輯，巧實力實質上是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相互轉化和整體優化的協調能力，它為國家綜合實力的強化提供了戰略框架，有利于推動全球治理內在的良性互動，在戰術層面上揭示了全球治理參與能力得以提升的中國方案，而外交方面的軟實力則有利于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講述國際法治的中國故事。

　　江河; 胡夢達， 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9-18

　　關鍵詞: 全球治理; 大國政治; 國際法治; 國際軟實力; 人類命運共同體

　　冷戰結束后，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旋律。視新自由主義為“圣經”的全球化，在西方國家主導下催生了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發展不平衡等超越單一國家治理邊界的全球性問題。同時，全球化也在不斷為國際社會新興力量的崛起助力，使它們廣泛地參與到全球性問題的應對中來。由此，以社會本位代替國家本位，以國內問題轉向全球性問題的全球治理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共同選擇。國內關于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俞可平、秦亞青和蔡拓等學者系統地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對全球治理進行了深度闡述，何志鵬、趙駿和徐崇利等學者則從國際法的角度討論了全球治理的法治之維，但鮮有學者在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的雙重視角下檢視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面臨的困局。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面臨著雙重挑戰。一方面，因為社會基礎的不同，國內法的現代性和國際法的原始性難以在短期內將法治發展為國際社會的共同目標。另一方面，美國霸權主義的實踐和全球民粹主義的興起，都制約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何破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現實困境，并強化其全球治理能力，需要從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的互動中尋求答案。

　　一、全球治理的社會基礎、中國問題與理念重塑

　　民粹主義在西方國家的興起預示著世界中心發生了偏移，在世界市場格局的變動和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國際社會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的癱瘓及其背后的發展問題使全球化面臨著嚴峻挑戰，理想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在英國脫歐的背景下也遭受挫折，在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螺旋式發展進程中，沒有國家可以獨善其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地影響了主權國家的國際法實踐和全球治理的外交政策。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國，成為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重要力量，綜合實力的提高為其法治改革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的新安全觀有利于為國內的經濟發展與法治實踐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因此，就中國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全球治理的社會基礎具有內在和外在的雙重維度: 內在維度主要表現為中國的經濟崛起和法治發展，外在維度表現為中美大國實力交替下國際格局的轉變。在這一背景下，國際關系的基本特性表現為大國政治、國際法治及兩者的互動，這為理解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內在互動和具體實踐提供了基本方向。

　　( 一) 全球治理的社會基礎及中國問題

　　共時的全球化與地方化以及歷時的政治與法律之間的辯證關系，使得大變局的國內和國際維度兼具獨立性和關聯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權威界定，全球化實質上是經濟全球化①，進一步而言，全球化主要是美國等發達國家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它集中體現了這些國家特別是其跨國公司的全球利益。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全球經濟活動的負外部性日益明顯，氣候變化等公地悲劇威脅到人類的共同生存，發展鴻溝的加劇使全球化缺乏合法性和民主基礎。

　　全球化的消極影響促使了逆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根據“中心-外圍”經濟理論②，世界各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日益等級化，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逐漸被邊緣化。經濟實力是國家外交實力的基礎，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分化削弱了小國的話語權。國際社會缺乏世界政府，當跨國經濟活動的負外部性超越正外部性時，訴諸于國家主權便是最佳也是最后的應對之道。如果大多數中小國家得不償失，國際關系必將發生根本性變革，民族國家與民粹主義的內在聯系將使國際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回復到“自然狀態”。在西方國家的主導下，不公平全球化產生的負外部性無法得到有效規制，這必將激起國際關系中民粹主義的復興。沿著民主政治自下而上的路徑，民粹主義終將反映于主權國家的外交政策上，使其不斷與國際法規則產生沖突。國家主權原則使民族國家本能地通過大國政治和小國政治對外追求其國家利益。國際法的規制功能將逐漸弱化，國際政治的外交博弈將隨之加劇，這構成了全球治理的國際背景。

　　當西方跨國公司的觸角延伸到全球且富可敵國時③，國際經濟關系便和國內的政治關系形成關聯。國家主權的雙重屬性使內在的民粹主義通過民主政治向國際社會蔓延，并影響國際政治的外交表達④。全球化成就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經濟帝國”，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機制固化了國際社會的經濟階層等級，全球經濟巨頭及其代言人和政治精英組成的新自由主義聯盟，使那些在實體經濟中通過勞動謀生的大多數選民日益邊緣化。國際社會的中下層人民可以通過政黨政治來表達對全球化的不滿，而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精英有可能為大多數中下層選民所拋棄。就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全球化客觀上通過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推動了國內的民主和法治進程。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互動中，大多數選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識得以強化⑤。在國際社會，主權國家是國際法最基本的主體，民主政治在自然人之間的平等性必然投射到國際關系之中，它強化了國家主權平等的法律觀念和國家在政治上的主體間性⑥。跨國階級分化所導致的民粹主義興起以及國內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都構成了全球治理的國內背景。

　　作為和平崛起的負責任大國，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通過經濟、科技、軍事的發展不斷強化了硬實力。但這種硬實力卻成為西方鼓吹“中國威脅論”的荒謬借口，并導致中國在功能性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遭受了西方的圍堵和打壓。例如，至今未允許中國參與旨在進行太空科研合作的國際空間站項目; 中興、華為等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屢遭武斷制裁; 以及西方世界對中國疫情防控事業進行歪曲報道。同時，在世界中心從西方開始逐漸向亞太地區轉移的大變局背景下，中國硬實力的增強并沒有通過經濟合作的溢出效應強化中國與鄰國之間的政治合作。相反，在域外大國的影響下，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雙邊爭端不降反增，而且不斷尖銳化。當西方拒絕為國際社會提供國際安全等公共產品時，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通過 “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切實為各國提供經濟合作制度與公共安全等國際公共產品。但西方國家強大的軟實力，特別是國際話語權與對國際組織的控制權，使中國建立和諧世界的實踐舉步維艱。因此，如何通過硬實力和軟實力的互動來維護國家權益并推動國際法治，構成了全球治理的中國問題。

　　( 二) 全球治理的概念反思與理念重塑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揭示了全球治理的社會基礎，也展現了國際法雙重法理的歷史脈絡和內在聯系。一方面，世界格局的多極化使國際法治成為必然趨勢，地方化與全球化的互動也促成了這種趨勢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導致了全球民粹主義的興起和國際行為主體的多樣化。國家主義難以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和恐怖主義等國際問題，在全球風險社會①，人類面臨兩種選擇，要么在全球性的生存風險中消失，要么通過全球契約來創建新的憲法秩序，從而避免毀滅性的國際自然狀態。全球化所面臨的種種挑戰要求對全球治理的概念及其基本理念進行重塑，并以此為理論坐標認識全球治理框架下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的互動路徑。

　　1.全球治理的概念反思

　　全球化以不同地區或國家間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融合為基礎，而地方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因此，地方化是全球化的地方化，全球化也是地方化的全球化。從國內法治到國際法治，法律的價值及其重心定位存在巨大差異。在國內法體系中，法律的價值包括終極的實質含義的正義價值，也包括形式意義的秩序價值。但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民族文化的多元造成了國際正義的缺失，對于綜合性國際組織而言，國際法的首要價值主要體現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相對于全球化的規模而言，民族文化在區域一體化中具有更強的同質性。因此，大國政治因此逐漸向國際法治轉化，組織的超國家性因其法律的憲政化而得以加強。全球化、區域一體化以及地方化的辯證互動關系為認識全球治理的社會基礎提供了理論框架。在地方化與全球化的互動中，民粹主義的興起和逆全球化的發展成為重新確立全球治理理念的重要因素。概念主要包括內涵和外延，而內涵決定了概念的基本特征，這些共同構成了形成理念的基礎。以全球治理的內在互動和能力強化為視域，全球治理的理念主要聚焦于其內涵的完善及基本特征的發展。

　　對于中國而言，大變局下所面臨的外在挑戰主要體現為全球治理舊體系中的守成國對正在崛起的中國所進行的對抗和博弈，以及日益凸顯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西方國家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為國際社會帶來發展與進步的同時，“中心—外圍”這種不平等的經濟格局催生了某些全球性問題。地區發展的不均衡、生態環境的惡化、地球資源的枯竭、人工智能的發展等等原因，使人類命運休戚與共，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外延也得以迅速擴展。全球化使國際關系的行為主體日益多樣化，經濟上的發展鴻溝也使這些主體的層次分明。國際關系的變革都說明維護人類共同生存安全的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難以為繼。而中國的和平崛起及其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和諧觀念都使中國致力于全球治理②，并通過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來成為負責任大國。

　　以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興起為時代背景，以經濟全球化所導致的國際問題為導向，全球治理是指 “為了應對全球性問題和追求人類共同利益，包括非國家行為體在內的國際行為體，通過各種強制性的正式管理或規制以及非正式的社會化倡議、公共程序或機制，來避免全球風險和追求可預見的、安全的社會秩序的行為”①。由此可見，全球治理在主觀上旨在追求人類的共同價值，客觀上是對國內治理空間的超越和拓展，全球治理的主體、行為和性質比國內管理更加多樣化②。無論是大國政治還是國際法治，其首要的價值在于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在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盛行的國際關系中，避免“所有國家對所有國家的戰爭”的自然狀態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全球治理超越了主權國家的權力及其管轄邊界，在空間上非國家化或非領土化。全球治理的主體由傳統的國家發展到跨國的個人或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力量，其公共權力由國家延伸到各種社會行為體，管理行為的外延涵蓋了規制、合作與協調，包括正式行為和非正式行為。全球治理的性質既具有強制性和等級性，也具有協商性、自愿性、平等性以及網絡化的特征③。

　　2.全球治理的理念重塑

　　經濟全球化所催生的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國際問題都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客體，全球治理的目標在于通過國際合作、協調和管理行為來實現人類的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在主權國家之內，自然人是原始的法律主體，公民政治決定了國家是法律秩序的統一體④，通過公民政治，自然人的主體性和國家的主體性得以統一。主權國家是聯系國內法和國際法的紐帶。因為民族文化多元、全球公民身份的缺乏及其所導致的國家間政治的非民主性，沖突與合作并存于國際政治之中。全球問題的出現和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迫使主權國家通過國際組織進行合作，國際組織的獨立法律人格和跨國行為能力構建了“沒有國家的法律”( Stateless Law) ⑤，這種法律和國家間的條約規范形成了具有派生性的硬法機制，它有時還包括條約的實施機制和監督機構。這說明了由國家主體到非國家主體、國內問題治理到全球性問題的治理，全球治理的理念得以初步形成。

　　根據全球治理的定義，其行為外延既涵蓋了國家主義框架下大國政治和小國政治的外交博弈，也包括國內的法治理念在國際社會的實踐，這兩種行為在外交政策中難以明確地界分，有時還存在一定的互動性。外交博弈中的議題設置和國際組織的政治控制都因條約的實體內容和締結程序而影響國際法的創設。國際法治能力也是一種軟實力，它有助于提高一國的外交談判能力和政治行動能力。在叢林規則和全球契約之間的國際制度是政治和法律互動的規范統一體，全球治理行為也包括國際機制特別是國際組織的管理行為。從國際市民社會的形成到國際公民社會的萌芽⑥，跨國私法主體的市場行為和公益行為以及非政府組織等主體的管理行為也屬于全球治理的行為外延。伴隨著國際關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全球治理舊體系局限性的日益凸顯，在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的互動中，大國政治與國際法治將超越霸權政治及其國際法的工具性適用，重塑大變局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理念。

　　在自下而上的民主邏輯下，歐美的民粹主義將深刻地影響各國的外交實踐，大國政治和小國政治將在國際關系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由民粹主義引發的國家主義和具有強權傾向的大國政治、新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和小國政治推動的國際法治，在國際社會中形成復雜微妙的互動關系，從而為全球治理理念的重塑提供了社會基礎和政治動力。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WTO 法等國際經濟制度追求的效率價值和形式平等導致了西方全球治理的價值困境，這也使相關國際機制的實效性與合法性面臨挑戰。主權國家的發展問題、跨國行為主體的多元化以及在全球公地悲劇中形成的人類共同利益，使非傳統安全、積極和平與實質正義逐漸成為重塑全球治理的價值基礎。中國儒家文化的和諧價值體現了實質正義與安全秩序以及消極和平與積極和平的良性互動。在多邊政治合作制度、條約為主的國際法制度以及國際組織體系中，實質正義的外交實踐則發展為國家的外交軟實力，負責任的大國政治逐漸向國際法治轉化，組織的超國家性因其法律機制的硬化而得以加強。在國際軟實力的作用下，國際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更強的同質性，推動全球治理新理念的形塑。

　　二、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互動中的全球治理能力

　　以地方化、區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互動以及全球治理主體和行為的多樣性為語境，厘清政治和法律的辯證關系有助于理解全球治理的互動邏輯和能力構成。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特別是在民粹主義復興的背景下，大國政治的歷史進步性和國際法的局限性使全球治理成為國際社會應對全球問題和提供公共產品的必然選擇。而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的互動決定了主權國家全球治理能力的內在構成。

　　( 一) 全球治理的政治與法律維度

　　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法律是政治斗爭和妥協的結果。當政治和法律成為并存的兩種社會現象后，兩者在本質上具有統一性。特定社會共同體的政治理念決定了法律的社會本質和發展水平。寡頭政治決定了個人的意志即法律，它是惡法亦法的歷史淵源。隨著寡頭政治到精英政治的過渡，法律逐漸以民主政治為合法性基礎。在現代社會，憲法至上和西方的憲政邏輯揭示了民主和法治的互動關系，在社會實踐中兩者無法從本質上截然分離。同時，“基礎規范”所支配的國內法體系，是政治活動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這也是憲法至上的應有之義。

　　在宏觀國際法史中，民主和法治進程雖然較為緩慢，但在整體上與國內法的演進具有相似性，只不過國際法的天賦主體為主權國家，而國內法的天賦主體為自然人。在全球性的國際社會中，國際政治的歷史發展邏輯是從霸權政治到大國政治，最后演進為大國和小國在實質上一律平等的民主政治，這與國內社會中的寡頭政治—貴族政治—公民政治的發展邏輯相同。大國政治類似于國際關系中的貴族政治，它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存在進步性，沒有大國政治過渡式的抑制作用，國際社會中的霸權政治無法直接向民主政治演進。國際關系的民主化與法治化是相輔相成的，相對于霸權政治和強權政治而言，大國政治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促進了國際法治。

　　就國際政治而言，國家天生就具有脆弱性。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中，潛在霸權國之外的所有國家對于霸權的抵制，以及民主狀態下的大多數法則，都使公認的潛在霸權國成為眾矢之的。大國對潛在霸權國的抑制以及大國實力的平衡，都為實證國際法奠定了社會基礎。小國政治不但與人類文明的進步相關，也是大國政治在邏輯上的對應。超越霸權政治需要大國政治，而大國政治的實力平衡則為小國政治提供了機會。小國政治是國際關系法治化的重要推動者。在面對大國政治和霸權政治時，小國政治在外交中體現為三種策略: 一是小國通過政治聯盟利用大國的對立來發揮其平衡作用而左右逢源，二是在地緣政治和文明同質性的基礎上通過區域一體化來對抗大國政治和霸權政治，三是利用國際法機制來追求主體間的實質平等。在國際關系的實踐中，沒有任何小國會單純利用一種策略去實現其外交目標。更為重要的是，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的發展都與這三種模式之間的對立與互動密切相關，國家主權和國家主權原則的內涵與基本特征就體現了這種內在的悖論。

　　( 二) 大國政治與國際法治博弈中的全球治理能力

　　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主權和國家主權原則構成了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的基石，它們是理解國際法和國際關系關聯性的理論基礎，也是兩者在外交實踐中實現互動的邏輯起點。同時，國家主權的雙重屬性決定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從而為國際法治和大國政治的互動提供了現實動力和合法性。在這種語境下，主權國家的全球治理能力必然包含大國政治為表征的硬實力、國際法治為表征的軟實力以及促進兩者優化互動的外交能力，這種外交能力也可被理解為富有整合性與協調性的“巧實力”。

　　1.全球治理在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下的展開

　　國內法與國際法的區別決定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這種區別根源于國際法的開放性及其社會基礎的特殊性。在國際社會中，公民身份的缺乏和國際法的“民主赤字”，都使國際政治和國際法難以形成憲政意義下的互動，兩者在國際關系的實踐中往往發生沖突。在特定的社會共同體中，政治和法律具有同質性，民主和法治互為條件。對于原始的社會形態，政治活動具有先導性，法律是政治妥協或“社會契約”的產物。國際政治的發展滯后于國內政治但又遵循著后者的歷史邏輯，即從霸權政治到大國政治再到大國小國一律平等的民主政治。在現階段，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的辯證關系主要體現為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的對立與互動，前者更多地體現了惡法亦法的現實邏輯，后者則代表了自然法在國際關系中的發展理念。大國政治對于國際法的影響是內在的，其對立性難以被完全消除，這是因為大國實力的平衡構成了國際法得以運作的社會基礎①，國際法的雙重法理、國家主權的雙重屬性都決定了國際法秩序的某種悖論及其對大國政治的內在依賴，同時也為小國政治和國際法治提供了某種價值淵源和實現路徑。

　　國際法的發展是國內法治和國際政治共同作用的結果，國內社會的自然法精神和國際關系中的大國政治構成了國際法的雙重法理②。這種雙重法理與國家主權的雙重屬性和國家主權原則在實踐中的內在悖論一脈相承，它們都使大國政治內嵌于國際法體系之中，并決定了國際法的基本特性。國家主權的權力屬性來自于垂直的權力體系或事實上不對稱的依賴關系，它具有實證的特性，并淵源于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而其權利屬性則基于國家對外的獨立性和平等性，因為“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主權便成為平等者之間的一種天賦權利③。以歐洲同質性文明為歷史基礎，國家主權原則無疑體現了自然法的實質平等，這種政治傳統在現代歐盟法得以延續。相反，在全球社會，國家主權原則體現了實證法的特性，它是小國抵制大國霸權的天賦權利。同時在以國家綜合實力為基礎的外交博弈中，國家主權原則也是大國強化其主權權力和弱化小國主權權利的合法性基礎。國家主權原則所具有的實證法和自然法特性導致國際法運行的內在悖論，特別是在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中，大國和小國分別傾向于通過政治和法律方法來解決國際爭端，但是兩者的合法性都淵源于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

　　國際法的本體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即現有國際法規范對大國政治和小國政治的開放，而這種開放性貫穿于全球治理的外交實踐之中④。全球治理體現了大國的程序主導作用，但因為治理主體的多樣化和人類共同利益的形成以及全球生存危機的挑戰，國際組織決議等國際軟法也促進了國際法實體規范的迅速發展。在這種情形下，國際軟實力成為國家實力和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在國際關系主體多樣化以及日益民主化的過程中，國際軟實力回應了主權國家實質平等和國際公民社會要素的政治訴求，在全球治理的深化過程中持續促進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的互動。

　　2.硬實力和軟實力互動中的全球治理能力

　　全球治理是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的妥協與整合，當大國政治完全超越國際法治，或者國際法治完全規制大國政治時，全球治理將失去其社會基礎。在全球治理時代，大國政治有其特定的合法性限度。大國政治存在于國際關系發展的任何階段，只是在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發展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在原始的國際關系中，大國政治往往表現為一種極端形態，即霸權政治，而且其實現手段主要為戰爭或武力之使用。但是隨著國際人道法的發展，大國的戰爭行為受到了國際法的約束。同時經濟實力決定了國家在國際社會的政治地位和行動能力，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國際市場要素流動的頻繁化，大國政治不得不接受 “黃金緊身衣”的規制⑤，這使國家主要通過其經濟實力來發揮大國政治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大國政治主要通過全球治理來實現，傳統國際法的強化和國際軟法的興起使大國政治不得不從國際法治中尋求其合法性，而國際法則通過大國政治來提高其實效性，特別是為了實現其首要價值，即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⑥。

　　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此消彼長的發展規律整體上與國家外在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對比關系是一致的。國家的綜合實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這兩種實力并不是獨立存在而簡單疊加為綜合實力。在國際關系中，有效的外交政策會促進硬實力與軟實力發生互動而優化，從而融合為一種巧實力①。硬實力通常是指通過強制性威脅或物質性獎勵，影響他作出違背本意之事的能力，而軟實力則是以吸引和勸說等非強制或付出的方法，引導他人自愿地去做自己希望他去做事的能力②。與武力強制和經濟強制相對應，國家軟實力的“軟”要素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吸引力所衍生出來的價值理念，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軟”要素不斷嵌入了國際法治的內在訴求。國家軟實力的主要外延包括文化的吸引力、社會制度的優越性以及政府官員的領導能力，這三大要素通常體現為一種意識形態及其政治實踐。而巧實力則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動態協調，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以及促進兩者互動的巧實力決定了大變局下一國全球治理能力的內在構成和外在的強化路徑。

　　三、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及其能力強化

　　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是兩個相對獨立的并列概念，兩者共同組成了國家實力的周延性外延。在不同的外交政策實踐中，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協調和互動會被界定為一種方法論的巧實力，這種依附性或協調性的“實力”會主導該國大國政治與國際法治的耦合程度。作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所提出的具體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的人類主體性與國際法“人本化”的發展趨勢相吻合，這是中國進一步增強民族文化和社會制度吸引力的具體舉措，有利于從軟實力的維度推動中國大國政治與國際法治的互動，進而服務于全球治理的實踐。中國的和平崛起和經濟實力的增強，正在不斷地擴大其在各個領域內的影響力和吸引力，這引起了全球治理舊秩序守成國的警惕。在西方提出“銳實力”理論的背景下，如何從巧實力出發，在宏觀層面的國家能力強化和微觀層面的外交人員培養的雙重維度上推動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的雙向耦合與同頻共振，是中國全球治理能力強化的關鍵所在。

　　( 一) 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和迅速拓展的人類共同利益，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方案。具體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打造一個主權平等、合作共贏、開放包容、綠色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以國際法治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人類主體的終極性出發，不僅符合國際法“人本化”的發展方向④，也對國際法治的目標進行了全新的闡釋。從國際法發展的歷時維度來看，《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立的國家主權原則奠定了主權國家作為國際法基本主體的地位。盡管主權國家的地位目前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慘痛教訓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際法對于自然人個體的關注。伴隨著人道法的發展，國際法開始了人本化的道路，其追求的終極目標也開始向人類的共同利益聚焦⑤。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使得人類命運休戚與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體現了其對人類整體的關懷與建立全球意識的必要性。保障每個自然人和人類整體的基本權利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追求人類共同價值的人本基礎，這種價值觀念預示了人類整體作為國際社會主體的趨勢，它將從主體角度消解國家間的實質不平等。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和惡化，促使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面對共同的生存危機，這樣一來，國際法人本化的主體和對象從個人上升到了整個人類。社會背景的變革，使得國際法治不論是從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具有了“人本化”的烙印，保障個人的基本人權乃至人類整體的生存安全都成為國際法治所追求的重要目標。可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人本價值與國際法治的人本追求，不斷推動著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形成，這有助于化解國家之間的政治和文化沖突，而人類的主體意識將為解決人權與主權的優先性之爭提供新的視角。通過國家利益、個人利益以及人類整體利益的整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的儒家和諧觀為中國全球治理的實踐奠定了價值基礎并指引了發展方向。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種外交理念，更多地為全球治理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提供價值指導①，解釋了全球治理的根本原因、終極目標以及具體路徑，即人類休戚與共的共同命運推動著“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人類共同價值的形成，并沿著“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的路徑不斷推進。而“一帶一路”倡議則通過沿線國家的成功實踐，證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倡導的治理理念的合理性與先進性，也成為全球治理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中國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國際關系中的外交實踐，“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身為負責任大國，發揮大國政治作用和推動國際法治的重要舉措。通過“一帶一路”連接“東亞經濟圈”和“歐洲經濟圈”，有利于釋放中間廣大腹地巨大的經濟潛力。在國家主權平等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整合、政治合作與文化融合。“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有利于緩解發展中國家在西方所主導的全球化中的邊緣地位，削弱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中，“一帶一路”倡議在不斷推動沿線國家的區域一體化，并共同加入到全球市場經濟中來，同時，沿著發展權的內在邏輯和平等互利原則，“一帶一路”在不斷促進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構建，進而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中來。

　　( 二) 全球治理能力強化的中國路徑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是中國在全球治理中所提出的價值指引和國際公共產品，也是指導自身參與全球治理并不斷強化其能力的重要理論依據。通過對人類主體性和人類共同命運以及共同體構建的目標與路徑的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得以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規劃目標和設置路徑。同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標，這是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與可持續發展觀表明了中國并非僅僅追求自身的國家利益，而是以負責任大國的身份積極承擔其推動國際社會共同發展的義務，這與全球治理的理念產生了耦合②。而要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強化中國的全球治理能力，需要從國家的綜合實力構成要素及其內在互動作為切入點。

　　近年來，經濟、科技、軍事等硬實力的發展，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內在基礎和重要推手。但中國在全球治理中面臨的困境說明，中國的國家硬實力在高新科技領域仍有待加強，同時，國家軟實力還不足以通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內聚力推動和促進國際法治以克服國際法的原始性，使其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目標。而在巧實力方面，中國目前還不能及時地填補國際公共產品供應的真空，進而無法有效地發揮對全球治理的引導作用。由于電信與通訊技術的爆發式發展，網絡空間治理豐富了全球治理的外延，其中硬件技術的快速迭代和人工智能帶來的“算法黑箱”在硬實力維度為參與全球治理設置了更高的門檻，在信息時代向智能時代的轉化中，西方國家以網絡空間供應鏈為核心所正在構筑的網絡霸權說明了中國在信息技術領域的硬實力建設仍然有待強化③。相對于硬實力只暴露出部分短板，中國的軟實力則有待全面加強。盡管中國在不斷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落實“一帶一路”倡議，但由于理念層面的構建需要一定的時間，這使得中國目前僅在經濟治理領域相對具有較強影響力④，且由于其中缺乏非政府行為體的廣泛參與，導致西方國家開始攻擊中國的軟實力實際上是一種“銳實力”⑤，這進一步削弱了中國軟實力的實效。同時，目前的全球治理體系仍舊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其通過基于經濟、軍事等硬實力所主導的工具性聯盟以及建立在國際議題設置能力、國際規則制定能力等軟實力上的規范性機制，壓縮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空間①。只有通過對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統籌協調，中國才得以在對外交往中發揮巧實力，改革全球治理的舊秩序，引導和主導新的全球治理體系并充分發揮其能力。要應對這種困境，中國應在堅持自身硬實力建設的同時，面向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從負責任大國的角度強化自身的軟實力和巧實力。因此，中國全球治理的能力強化必然是圍繞著國家硬實力、軟實力以及促成兩者互動的巧實力的提升為核心。

　　遵循著重點論和全面論，在不同視角下國家實力的強化具有不同的邏輯。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為語境，中國的國家實力需要面向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進行強化。由于現實議題在網絡空間中的廣泛嵌套，相關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對經濟、軍事的影響日益加深，因此中國亟需加大網絡信息技術創新與發展，在確保自身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增強參與解決全球性問題的能力，同時以推動網絡空間的法治化為基點促進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和國際社會的法治化，進而將全球治理能力中的短板轉化為優勢。而在軟實力方面，面對西方“銳實力”論對中國軟實力的扭曲和“威權國家”的抹黑，中國需要認清其思想內核仍然是“中國威脅論”，從而堅定不移地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政治路徑，以國際法的本體構建和運行實效為法律路徑，強化自身軟實力。在巧實力方面，中國需要提高硬實力向軟實力的轉化效率，積極參考國內治理現代化的成功經驗，進而提供高質量的國際公共產品，打破西方國家對全球治理體系的專制。這涉及到國內治理與外交實踐的統籌兼顧，跨越了國家利益、國際利益和人類共同利益三個維度，中國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在理念、機制和政策等多個方面進行系統地構建和實踐。

　　盡管全球治理能力的強化是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三位一體的系統化工程，但從微觀上看，國家是全球治理的基本主體，而參與全球治理一線實踐的仍然是各國的外交人員。面向全球治理的知識體系具有跨學科性，其理論研究具有協同創新性，而其能力強化則取決于全球治理法律人才的培養。全球治理法律人才培養的應用型維度主要體現為國際權益維護中的外語水平、外交談判能力和國際爭端解決能力，復合型維度則側重于靜態的國際法、國際關系和社會學的跨學科知識體系，而創新型側重于理論和實踐互動背景下跨學科的協同創新能力。隨著大國政治中軟實力重要性的日益凸顯，在國際法治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背景下，改革高校國際法教育和優化其課程設置是中國培養全球治理法律人才的重要方向。

　　四、結論

　　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織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全球化負外部性所引發的全球性問題與日俱增，西方國家在民粹主義裹挾下的消極應對則在不斷加重全球治理的社會壓力。同時，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和平崛起與新興市場國家的迅速發展，促進了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增強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全球治理不僅是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問題的共同選擇，也是推動國際法治的實踐依托。而作為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及“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有利于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以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國際政治關系的民主化和國際經濟關系的法治化進程中，人類文明的進步在不斷抑制大國政治的霸權傾向。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通過大國的國際軟實力和國際軟法的內在聯系形成了互動，而國際行為主體的社會化和多樣化也通過全球觀念和國際法價值的能動塑造為國際法軟法提供了意識形態保障。因此，全球治理內在要素之間的良性互動必然依賴于國際法、國際政治和社會學的協同創新研究，而全球治理能力的強化則以國家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的構建為具體路徑。就長遠規劃而言，經濟、軍事、科技的發展程度是硬實力的基石，民族文化的吸引力是軟實力的核心，大國政治和國際法治的互動是巧實力提升的主要方向，而跨學科的外交復合人才則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具體踐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