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介治理研究的歷史演進與發展趨勢

　　摘要: 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媒介治理作為其分支逐漸成為近年來媒介研究的熱點。運用文獻信息可視化軟件 CiteSpace 對中國知網( CNKI) 數據庫 2003—2020 年間關于媒介治理研究的文獻年度、核心作者、高頻關鍵詞等進行計量分析，研究發現: 近 17 年間，我國媒介治理研究經歷了從概念引介到指導實踐再到媒介治理本土化的歷史演進過程; 媒介治理研究內容主要體現在媒介治理的概念與內在邏輯、媒介參與社會治理的效果與影響、政府使用媒介進行網絡治理、國家治理語境下的媒介治理實踐、傳媒產業和傳媒集團的治理等五個方面。最后，基于對上述內容的分析，提出媒介治理在數字傳播時代的發展前景，即在理論層面要著眼網絡媒介技術及生態變化，關注媒介的數字治理; 在歷史層面應從媒介功能發展變化的歷時性視角出發，深度挖掘我國使用媒介進行社會治理的過程，將研究重點投向對媒介治理歷史意義的思考; 在實踐層面除了要及早搭建常態化的數字媒介運營管理體系外，還應注意結合全球性公共議題充分發揮媒介的全球治理功能。

　　關鍵詞: 治理; 國家治理; 媒介治理; 數字媒介; 治理功能

　　胡遠珍; 吳詩晨， 新聞與傳播評論 發表時間：2021-11-03

　　媒介治理( Media Governance) 脫胎于西方的治理理論，隨著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出，逐漸成為中國學術話語的高頻詞，且有傳媒治理、治理框架、治理結構、參與治理等多種表述。國家治理與媒介治理的關系，與國家治理理念的變化息息相關，更與信息技術對網絡社會的形塑密切相關: 當媒介系統開始占據公共領域的中心位置，媒介作為治理主體的作用更加重要。恰如“網絡社會”概念的提出者曼紐爾·卡斯特教授所言，隨著網絡社會的發展，公共領域實現了從圍繞政府機構到圍繞媒介系統的范圍轉移。[1]

　　回溯歷史，對媒介角色功能作用的認識經歷了三個階段。分別是媒介作為中立性和工具性的中介角色、媒介作為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互動的場域，以及媒介化政治階段。[2]其中，媒介作為工具性角色，特別是宣傳工具，一直成為官方和學界的主流話語。盡管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實行市場經濟后，中國的媒介開啟了市場化的步伐，較長一段時間里，媒介體系兼具宣傳和市場的混合性，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和政治的去政治化進程也在不斷地催生著新聞領域以市場和商業模式為主導模式[3]，但媒介作為黨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始終是主流媒介的底線思維。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媒介生態格局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網絡社交媒體遵循著市場化邏輯，迅速進入發展的快車道，形成了新型網絡媒介生態。與此同時，虛擬網絡社會的流動結構，打破了線下現實社會的區隔，使網絡媒介治理的危機演變為社會治理的難題。

　　為了厘清技術更迭下媒介治理建構的新邏輯，研究媒介治理從西方語境遷移進入中國語境的本土化情況，探討國家治理語境下媒介治理的話語實踐等問題，筆者對中國知網( CNKI) 數據庫中收錄的 2003—2020 年 1937 篇關于媒介治理的論文進行了文獻梳理，運用知識網絡分析工具 CiteSpace，繪制了 17 年間媒介治理研究的知識圖譜，以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全景式分析媒介治理研究的時空動態演化歷程，以期為我國媒介治理研究的縱深推進，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一、研究方法與數據處理

　　( 一) 研究方法

　　文獻計量法是以學術文獻為研究對象，從定量的角度分析文獻規律，展現學科研究熱點與發展趨勢的一種研究方法。文獻計量法的常用工具有 CiteSpace、BibExcel、Pajek 等，其中，CiteSpace 因其簡潔的操作和清晰的可視化效果，而成為國內外文獻計量研究的主流研究工具。科學知識圖譜以知識域為對象，它能夠展示科學知識的發展進程與結構關系。[4]本文以美國德雷塞爾大學計算機與情報學陳超美教授開發的信息可視化軟件 CiteSpace 為分析工具，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 ( CNKI) 為來源數據庫，利用軟件自帶的關鍵詞分析、關鍵詞聚類、熱點詞突現分析以及熱點詞時區圖等功能，以可視化知識圖譜的形式直觀地呈現國內媒介治理研究的歷史脈絡、熱點領域以及前沿演進。

　　( 二) 數據來源與處理

　　關于媒介治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愛爾蘭學者肖恩和吉拉德于 2002 年出版的《全球媒介治理: 初級指南》( Global Media Governance: A Beginner’s Guide) 一書。肖恩在此書中提出了媒介的善治存在于三個層面，分別是媒介對于公民社會的自我治理與完善、媒介對于國家權力機關( 政府) 的監管與共治、媒介對于超國家機構或組織的跨文化治理。[5]然而，通過對 CNKI 的文獻進行梳理后發現，國內最早關于媒介治理的研究出現于 2003 年。因此，本文針對“媒介治理”主題設計檢索條件時，將起始年設定為 2003 年，將截至年設定為 2020 年，隨后按照設定的檢索條件( 參見表 1) 在知網數據庫進行高級檢索，一共檢索到 1937 篇文章，檢索時間為 2021 年 3 月 15 日。需要強調的是，為保證研究結果的精準度，筆者在下載文獻時逐頁檢查，手動刪除了新聞報道、會議通知、重復內容、低關聯性等與“媒介治理”主題不符的文獻，最終篩選出 162 篇有效文獻。

　　隨后，將經 篩 選 而 得 的 162 篇 媒 介 治 理 研 究 文 獻 ( 2003—2020 年) 進 行 格 式 轉 換 后 導 入 CiteSpace，設置時間區隔間隔為 1 年，閾值取前 50，選擇尋徑作為剪枝方式來繪制關鍵詞共現圖譜。其中，將表征文獻主題內容的“標題、摘要以及作者給出的關鍵詞”這三項指標作為共詞分析的來源，通過運行 CiteSpace 關鍵詞共現網絡呈現了媒介治理的研究熱點。如圖 1 所示，媒介治理研究的主題關鍵詞主要集中在 2008—2018 這十年間，按照詞頻排序，前十位主題關鍵詞為社會治理、媒介治理、治理、新媒體、傳媒治理結構、媒體融合、公司治理、傳媒治理、縣級融媒體和政府治理( 參見表 2) 。

　　二、國內媒介治理研究整體分析

　　( 一) 年度文獻數量統計

　　從總體上看，自 2003 年以來，我國關于媒介治理研究的年度發文量呈現出緩步增加的趨勢( 參見圖 2) 。從 2012 年開始，國內媒介治理研究文獻突破兩位數，在經歷短暫回落后，開始穩健上升，并于 2020 年表現出井噴式增長。

　　2013 年 11 月 9 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再次指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面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有學者認為國家治理體系正在由“全能型政府”向“一體多元”轉變，形成政府主導、多元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社會公共治理體系。[6]媒介作為黨和政府的執政資源，是重要的治理主體，媒介治理的建構因此有了新的時代內涵，對這一主題的研究，成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之意，故此引發了學術界對媒介治理研究的熱潮。

　　( 二) 研究機構分布及類型

　　從發文機構分布來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和廈門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發文量最多，均為 5 篇;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和廣西民族大學法學院緊隨其后，發文量均為 4 篇;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復旦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湖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發文量均為 3 篇。若按照學校進行統計，則復旦大學的發文總量為 7 篇，占據發文機構的榜首。其次，從發文機構的性質上看，高等院校是當前媒介治理研究的主力軍。再次，從發文機構的地域分布來看，北京市、上海市和武漢市是我國媒介治理研究的中堅力量。

　　從發文期刊的分布來看，媒介治理研究期刊載文量超過 5 篇的有 10 個( 參見表 3) 。其中，《現代傳播( 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青年記者》和《新聞界》的載文量均超過 10 篇。《現代傳播( 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聚焦廣播電視理論研究與改革的最新成果，密切關注廣播電視事業的發展; 《青年記者》致力于新聞理論探討，報道傳媒及相關外延行業最新前沿熱點; 《新聞界》重點關注學術導向，探討新聞理論課題，促進新聞事業發展。從期刊的類別分布來看，媒介治理研究載文期刊覆蓋基本為新聞與傳媒領域的核心期刊，這說明國內媒介治理研究雖呈現跨學科的特點，但研究內容不夠豐富多元。

　　三、媒介治理研究的歷史演進及主要內容

　　( 一) 媒介治理研究的基本脈絡

　　從媒介治理研究演化路徑的知識圖譜( 參見圖 3) 和突現性排名前十的研究關鍵詞( 參見圖 4) ，可以清晰梳理媒介治理研究領域的發展脈絡。同時，按照年度被引用率最高的指標，對媒介治理研究文獻進行統計( 剔除無關研究文獻的年份，參見表 4) ，可以確定媒介治理研究領域的關鍵性成果，這些關鍵性成果揭示了媒介治理的演化路徑。

　　通過研讀文獻內容并結合演進路徑知識圖譜，可將我國媒介治理研究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 2003—2008) : 傳媒治理結構的概念引介和中國傳媒集團治理模式與策略研究的階段

　　這一階段，學者們主要關注在治理理論語境下，傳媒治理的結構與功能，著力于構建本土化的傳媒治理概念體系，將研究重點放在傳媒集團的治理實踐中。如常永新對比了美國、西歐等外國傳媒集團公司的治理模式后，客觀分析了我國傳媒集團的治理模式與局限。他認為，中國傳媒業在產權和股權結構方面存在著產權殘缺、委托人殘缺和股權結構中“一股獨大”的情況; 而在治理結構方面又存在管理者激勵機制欠缺、董事會對經營層的制約和監管弱化以及內部人自利行為的問題。針對以上問題，常永新提出了構建中國傳媒集團三級治理的概念。[7]周勁則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以牡丹江傳媒集團為實例，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傳媒“雙重邏輯下主體加輔助”的治理模式，并且對傳媒治理結構做出界定。他認為: “傳媒治理結構就是政府對傳媒的宣傳、經營、管理、績效進行監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通過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以強化黨的領導，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和權利關系，從而形成科學的自我約束機制和相互制衡價值，有效地抑制代理成本，保證傳媒的決策效率。”[8]

　　第一階段的研究重點之所以放在對傳媒治理結構的概念引介和本土化實踐方面，與當時的傳媒轉制改革環境是分不開的。2003 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提出并全面論述了建立現代企業產權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以及建立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的理論。2005 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石峰在專訪中表示我國傳媒改革的重點在于體制、機制的創新。[9]在我國，傳媒兼具企業經營和事業管理的雙重屬性，要求傳媒公司在經營過程中，以提供公共服務為首要職責，在當好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基礎上追求經濟效益。這種既不同于西方國家傳媒集團，更不同于國有獨資公司的特殊傳媒治理結構，因其復雜的委托代理關系，很容易導致傳媒集團的控制權集中、產權不明、權責失衡以及人員缺乏創新能力等情況發生。因此，隨著政策號召和傳媒業轉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將媒介治理研究的重點放在傳媒治理結構上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2.第二階段( 2009—2017) : 媒介治理研究的概念考察和思考路徑變化階段

　　關于媒介治理概念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路徑，一種是對西方治理話語內涵所定義的“媒介治理”概念進行爬梳，將媒介治理理解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如鄭恩、楊箐雅認為，“媒介治理是關注信息、媒介與外部社會系統的互動與影響，以實現‘媒介善治’為目標的一種傳播范式。”[10]另一種則是著眼于媒介功能的發揮，將媒介治理理解為“媒介參與治理”。如李良榮、張華在回顧了自 1978 年以來中國傳媒改革取得的成果后，得出了傳媒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走向公共性。他們認為，傳媒的公共性實踐是“作為多元主體之一參與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在為各利益群體提供意見表達和溝通平臺的同時，制造社會共識”[11]。這類研究成果雖然跳出了媒介治理已有的含義設定，善于從西方學術話語資源對接中國媒介治理的實踐，但是現象分析有余，理論建構不足。由此可見，無論是將媒介治理簡化為一種傳播范式，還是將其看作基于規范意義上的概念界定，都沒有清晰地挖掘出媒介治理概念內涵的豐富性。

　　綜合分析學界對媒介治理的研究成果和不足后，筆者對媒介治理的本土化過程做出如下界定: 媒介在我國作為一種宣傳性機構，媒介是治理的對象，這是由媒介在整個社會系統中的專業屬性決定的。媒介組織的事業發展，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的思想宣傳、輿論引導工作，關乎黨和政府執政的合法性和生死存亡。為了防止出現失控，政府需要采取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規制手段對媒介進行監管與治理，如此才能維護社會的健康發展和平穩運行。從“政治家辦報”“三貼近”“走轉改”到要自覺承擔起“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任務要求，以及兩個“四力”( 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 腳力、眼力、腦力、筆力) ，都是在不同的時期，黨和政府對媒介組織、新聞工作者提出的媒介具體治理要求。隨著國家改革全面深入發展，媒介作為治理主體，吸納進國家治理體系的框架之中，這時媒介不僅是治理的對象，需要進一步加強自我治理，還成為重要的治理主體，參與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全球治理、網絡治理的場域中，媒介治理的概念意義有了新的變化: 受控與施控的一體化; 專業性主體與治理性主體一體化。

　　媒介治理發展轉變的研究，可以分為兩條思考路徑。一條路徑是將媒介視為治理主體的治理框架與模式。2013 年，在北京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面對時代要求，李良榮、方師師在研究中表示“媒介應承擔起主體性這一新的社會角色”[12]。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致力于跨學科的視野，從制度政策規制的層面和媒介治理實踐現實向度的層面出發，以理論化的研究視角，結合個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對媒介治理的治理框架與模式進行多維度的討論。如殷琦通過展現中國傳媒治理結構由行政型向經濟型體制轉軌的演進過程，繼而提出構建“國家-市場-社會”[13]多元治理的邏輯框架。第二條路徑則將媒介看作治理活動的客體，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國家主導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規，以及行業形成的媒介倫理規范，實現對媒介活動的治理。黃月琴認為，“網絡問政”雖然在我國政治社會生活中產生了諸多積極影響，但仍需要對這種現象進行合理引導和制度化管理。[14]除結合電視問政、網絡問政的媒介治理實踐研究，這一階段關于如何治理媒介亂象和媒介倫理問題的研究也相對集中。有學者認為，應當加強媒介自我治理，對于此類現象的解決，葉奕建議應將“政府監督、傳媒自律、行業規范、公眾監督和公眾媒介素養的提升”[15]這五方面結合起來。

　　3.第三階段( 2018—2020) : 媒介治理研究的深化與應用階段

　　這一階段學者們的研究視野更加開闊、研究的問題更加具體、研究的視角和方法更加多元，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從以往對媒介治理相關概念和價值的探討，轉向對網絡時代政府治理實踐和媒介跨文化治理實踐的研究。研究主題主要集中在社交媒體、網絡直播、縣級融媒體中心、疫情防控和國家形象等實踐應用領域。例如，滕朋認為，縣級融媒體中心的建設承載著縣域社會治理轉型和社會治理能力提升的期待[16]; 喻國明認為，重建信任是后疫情時代社會治理的重要任務[17]，其中應妥善發揮媒介的治理作用; 沈悅、孫寶國認為，媒介治理是社會從權利控制向多元治理轉型的協調性支點[18]，以此為研究框架，有利于我國在“一帶一路”倡議構建的歷史性共同體敘事模式下，從媒介的政治認同、價值認同、規制認同和文化認同四方面形塑中國的國家形象認同。隨著我國以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5G 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術的發展，深刻改變了媒介發展格局和生態，也帶來了媒介治理的新變化。媒介治理與數字技術的聯姻，使得媒介治理能力現代化程度顯著提高。但是，在治理過程中也出現了新問題。如彭蘭在肯定人工智能技術使社會治理更加有效和智能的基礎上，指出算法在進行公民生物信息收集的過程中，存在侵犯個人隱私、評分機制黑箱以及過度監控等問題。又如鄭玄、熊澄宇針對網絡謠言的傳播擴散機制，提出建立政府、市場與用戶三方聯動謠言治理的模型，應充分利用大數據和社會化媒介進行有效的謠言治理。智能媒體時代的媒介治理，所涉及的場域、場景、內容、方式更加具有“不確定性”，媒介的邊界被打破，媒介技術治理、媒介平臺治理、媒介社區治理、媒介輿論治理、媒介各種造假治理等研究，以多學科的視野，呈現繁榮之勢。這些成果表明學界對媒介治理的研究正在向縱深拓展，聚焦社會熱點和現實問題，以媒介治理主體作用發揮的效能為向導，從治理機制、路徑、手段等方面對媒介治理框架與模式進行深入探究。

　　( 二) 媒介治理研究的主要內容分析

　　通過對所選文獻的關鍵詞進行聚類，共導出 14 個聚類( 參見圖 5) ，這 14 個聚類反映了我國媒介治理研究的五大類研究內容( 參見表 5) 。

　　類別Ⅰ為媒介治理的概念、媒介參與治理的實踐和媒介的內容治理，主要包括#0 媒介治理、#13 環保領域、#14 內容治理。聚類#0 的關鍵詞有媒介治理、國家治理、跨文化治理，主要探討媒介治理的概念、國家治理語境下的媒介角色、媒介的跨文化治理。例如，虞鑫、蘭旻對治理媒介與媒介治理分別進行了概念界定，認為治理媒介就是“將媒介視為治理活動的客體”且“治理媒介是媒介治理的一部分”[2]; 而媒介治理則蘊含深刻內涵，它指的是“媒介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參與主體，促進公眾通過互聯網便捷進入網絡空間，廣泛參與社會議題的討論協商，從而通過媒介有效地促進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19]。聚類#13 主要探討媒介在生態環境治理中是如何發揮監督職能、傳播環境信息、構建環保意識以及維護公共利益作用的。聚類#14 主要分析新媒體的飛速發展為媒介內容產業帶來了困境與挑戰，如帶來諸如媒介內容失衡、知識產權置空、內容價值鏈斷裂、信息傳遞風險等風險。

　　類別Ⅱ為不同媒介形態在參與社會治理時產生的效果與影響，主要包括#1 媒介權力、#2 治理、# 10 媒介形態。進入數字時代，互聯網的廣泛使用與媒介技術的更新迭代使得媒介治理研究的視域和治理實踐也在發生變化。聚類#1 主要探討由于新媒體“去中心化”的傳播特質，導致傳播資源泛社會化和傳播權力全民化問題，這不僅解構了國家對傳播權力的壟斷，更對國家組織和治理能力造成了嚴重挑戰。[20]對此朱燕丹、靖鳴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多元治理主體結構、建立移動互聯扁平化互動傳播方式和引入公民新聞長效機制”[21]三種媒介治理對策。聚類#2 主要探討隨著媒介生態的改變，各種類型的新媒體應用程序走進人們的生活，同時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如楊思璐辨析了短視頻和網絡直播的異同，指出應建立起“把關人”制度對短視頻行業進行治理; 又如王旭冉、張世海認為應成立“防洗稿聯盟”[22]，再通過技術手段和建立制度治理人工洗稿和機器洗稿行為。聚類#10 主要分析媒介化社會的到來，為傳媒參與社會治理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如李立景從協同社會治理的理論視角出發，認為應當建立“共建、共治、共享”[23]的傳媒協同治理模式。

　　類別Ⅲ為政府利用媒介進行網絡治理，主要包括#3 權威、#9 傳播治理、#12 公關危機。隨著信息社會的繁盛發展，網絡早已成為人們生活、學習、工作、娛樂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網絡的自由與開放猶如一把“雙刃劍”，在惠及億萬網民的同時也帶來風險和隱患。因此，網絡治理問題不僅是執政者關注的重點，也吸引著研究者的目光。聚類#3 主要介紹網絡民粹主義的成因、危害和治理。姚志文認為，作為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的產物，網絡民粹主義既是一種“媒介動員策略”又是一種“媒介傳播實踐”[24]，主流媒體應發揮重要的輿論引導作用。聚類#9 探討在媒介融合政策下，媒體市場化發展路徑引發的治理問題。如王維佳指出“媒體市場化不僅不是傳播治理的有效手段，反而會帶來基層組織力量消解、正當性規范消散和傳播民主化程度降低等問題”[25]。聚類#12 探討處于社會轉型期，突發性群體性事件極易引發公共危機和激化社會矛盾，政府如何運用媒介進行輿論治理。如李春雷、范帆通過梳理微輿論場的建構過程提出三種有效引導輿論的媒介治理方法[26]。

　　類別Ⅳ為國家話語體系下媒介治理的實踐研究，主要包括#4 流媒體服務、#6 傳媒機構、#8 自我規制。聚類#4 主要探討主流媒體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定位與實踐。朱琛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為例，探討主流媒體服務國家治理的三點表現和四項實踐要點，她認為，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主流媒體扮演者重要角色[27]。聚類#6 主要描述中國傳媒治理結構的演進路徑。如殷琦梳理了傳媒治理結構在我國從提出到建立再到演變的過程，進而指出在黨和政府主導的框架下，我國“傳媒機構的自主性正在變強”[28]，且媒介的參與式治理有助于中國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聚類#8 主要介紹我國傳媒治理體系建構過程中的規制問題。如張文鋒敘述了西方諸國管理觀念的治理轉向，繼而辨析治理體系中替代性規制的利弊，最后點明建構中國傳媒治理體系除了需要強化法定規制，還需“引入共同規制和優化自我規制”[29]。

　　類別Ⅴ為中國傳媒產業和傳媒集團的治理研究，主要包括#5 宏觀圖景、#7 比較視野。聚類#5 主要介紹在網絡社會風險研究的宏觀圖景下中國媒介治理的實踐。如燕志華認為，隨著中國媒介治理時代的到來，社會上存在著六種風險: “兩個輿論場直接碰撞的失序風險、將網情視為民意的認知風險、決策民粹化的政策風險、輿論監督走過場的泛化風險、過度傳播的異化風險以及官員媒介素養不足的知識風險”[30]。聚類#7 探討比較視野下，中國在傳媒集團公司治理和治理媒介低俗化方面的局限。如李維安、常永新在對比歐美國家傳媒集團公司治理的模式后，指出我國傳媒集團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三級殘缺”的問題，并提出“三級治理”[31]模型( 即政府治理、外部治理和內部治理的有機結合) 的解決方法。李文冰則指出我國在治理媒介低俗化方面存在制度缺陷，通過借鑒英美治理經驗，表明我國應在“法律體系、民眾參與和政府放權”[32]這三個方面進行改善，才能完成治理媒介低俗化的規制建設。

　　四、研究結論與展望

　　( 一) 研究結論

　　通過對近 17 年來國內媒介治理研究領域相關文獻的梳理，可得出如下結論。從整體上看，我國媒介治理研究如火如荼，不僅年度發文量呈現出穩步上升趨勢，尤其在最近兩年，關于媒介治理的研究更是表現出增長的兇猛勢頭，發文期刊也呈現出多樣化趨勢; 但是研究力量分布極其不均衡，科研成果產出地主要來自北京、上海、武漢等東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研究機構少，產出量也不足，屬于國內媒介治理研究的“貧瘠地區”。

　　就國內媒介治理研究的內容與主題分布而言，17 年來，關于媒介治理的研究經歷了從本土化傳媒治理結構，到引介西方媒介治理概念、特征基礎上，符合我國媒介治理體系構建階段，再到探尋網絡治理、媒介技術應用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能力建設、傳媒產業與傳媒發展建設的轉型，研究內容日益豐富多元。但是，研究內容仍然停留在“是什么”與“為什么”的階段，對于具體“怎么做”雖有涉及，但是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都不夠。此外，從媒介對于國家機構或組織的跨文化治理維度看，我國對于媒介治理的跨文化研究相對匱乏。在筆者選取的 162 篇樣本文獻中，僅有 3 篇文獻將媒介治理研究投向全球視野，這樣的情況無法滿足如今中國對于國家形象塑造以及跨文化媒介治理的期待。對于中國語境下媒介治理理論的建構，也缺乏系統性、深入性的研究，需要重點深耕。

　　從研究方法來看，在選取的 162 篇文獻中有 14 篇是案例研究，國內大部分媒介治理研究，還是偏重借助西方治理理論，對中國傳播活動、實踐、現象進行觀照，研究方法相對單一。相比之下，國外關于媒介治理的研究則已經應用了 Python 大數據技術、PCA 統計方法[33]等去研究媒介治理、國家治理與社交媒體的關系，其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具體。

　　( 二) 研究展望

　　通過對媒介治理研究縱向時間維度的歷史考察和橫向空間維度研究的分析，筆者在了解我國媒介治理研究現狀的基礎上，結合相關政策法規，提出數字傳播背景下媒介治理研究的發展趨勢與前景。

　　1.數字傳播時代媒介治理的理論邏輯

　　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不僅改變了我們既有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改變了傳播媒介的應用發展。媒介已經成為國家治理和社會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全球范圍看，隨著智能技術的發展，以移動媒介和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新型媒介形態，在社會組織與協調動員方面扮演著核心力量的角色，若是對媒介治理不善，則線上風波將演繹成線下社會性群體事件，甚至會出現暴力、流血、傷亡，危害社會和諧與國家長治久安。國際社會風云詭譎，復雜的政治環境和嚴峻的社會現實時刻考驗著我國的國家治理能力以及媒介治理水平。

　　聚焦中國，從國家治理語境下考量媒介治理，需要突破過去媒介管理社會和媒介結構治理的含義，進一步建構媒介的公共性與主體性。通過運用“新的媒介技術形塑社會交往形態和過程”[34]，將媒介化提升至具統攝性的整體社會觀察層次，在公共生活的治理當中嵌入“媒介邏輯”[35]。意大利熱那亞大學大眾傳播社會學 Mazzoleni 與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大眾傳播與政治科學系 Schulz 曾指出，媒介化政治( mediatized politics) 的內涵是指“特定形態的政治活動和運作過程”，即“它們不僅依賴媒介的平臺和技術，而且部分地遵循嵌入制度的媒介運作邏輯而展開”。[36]盡管政治研究發生了媒介化轉向，但“并不意味著要以媒介邏輯取代政治結構的政治運作和制度邏輯”[37]。

　　要建構一種新的媒介治理理論邏輯，除了討論媒介與政治的互構關系外，還可以從媒介在參與治理時的主體性角色出發，考察媒介如何發揮多元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治理效能，在這個維度里，媒介將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不同于西方國家，在中國，由于政治場域與媒介場域高度重疊，很多情況下傳播行為和政治行為的邊界十分模糊。因此，“媒介邏輯必然通過被吸納并整合進體制才能發揮作用，甚至媒介邏輯往往就是政治邏輯的有機組成部分”[38]。同時，媒介治理的理論邏輯建構還要著眼網絡媒介技術及生態的變化。現在已經進入數字傳播階段，國家對數字治理轉型尤為重視，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需要構建“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和智慧社會”三大戰略; 十九屆四中全會也作出推進“數字政府治理”的決策部署。數字政府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媒介治理的賦能。從媒介作為治理主體的理論建構方面，媒介的邊界不斷擴大，聚合效應、資源效應、平臺效應日益凸顯，媒介治理的生態環境更加交錯復雜，必須創新媒介治理理念、運用好現代信息技術，將技術主導轉向政府主導的多元社會治理的共享、共建、共治。有學者已經敏銳看到了媒介治理主體從“信息互聯”向“價值互聯”轉變，治理模式從“分散協同”向“整體智能”轉變，治理效能從“單向管控”向“多元協商”轉變。因此，媒介治理呈現出“制度治理、技術治理、智慧治理”的邏輯面向。

　　2.數字傳播時代媒介治理的歷史邏輯

　　“治理”不僅是一個政治議題，也是一個歷史進程。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曾經歷“從管治到管理再到治理”三個階段，而無論是管治還是管理，都意味著一元統治，這明顯與多元治理的歷史發展潮流相悖。因此，“從統治走向治理，才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39]。由于“媒介與政治構成相互建構和共生的關系”[40]，所以相應的媒介治理也具有歷史性和在地化的內涵。但是，通過回顧國內 17 年間媒介治理研究可以發現，學者的研究焦點多集中在西方媒介治理理論與中國具體治理手段的適配性探討方面，較少從歷史的視角深挖我國( 尤其自建黨以來) 使用媒介進行社會治理的演化過程。

　　2021 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已經自覺運用報刊，進行輿論引導、宣傳政見、動員群眾參與政治活動; 改革開放后，大眾傳播媒介成為中國社會變革思想啟蒙的向導，并參與改革開放的進程中; 進入新千年，互聯網開始全面滲透社會系統，并逐漸演變為社會發展的 “信息結構基礎”; 而今進入數字化階段，海量數據朝向媒介平臺和媒介終端不斷聚集，并轉變為一種戰略性資源日趨顯著地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深度嵌套，公民數據信息保護成為媒介治理框架的重要議題。由此可見，歷史語境的轉變和媒介技術的躍遷必然導致媒介治理目的與意義的更迭。現有研究成果的研究重點多放在如何以技術的價值理性馴服技術的工具理性層面，缺少從社會縱向發展的歷時性維度去思考。從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的視角出發，將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對媒介治理的歷史性意義的思考，將會是未來媒介治理歷史建構的一個重要面向。

　　3.數字傳播時代媒介治理的實踐邏輯

　　隨著信息傳播和數字技術的縱深發展，我國的媒介生態呈現出新舊交錯的復雜格局，這樣的局面在拓寬公民政治參與渠道的同時，也對黨管媒體的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網絡化到移動化再到智能化，人類的生存生活信息不僅可以被量化，還能夠以數據的形態存儲，整個社會的治理迎來了 “數字化”挑戰。邏輯作為“操控一個特定范疇的特定的規制和資源”[41]，在成為實踐之前，隱含著一種“該怎樣做”的價值規范，因為它一旦被付諸實踐，就脫離了純粹理性，成為由實踐者與環境互動所生成的新的“實踐邏輯”。皮埃爾·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曾用慣習( habitus) 指代這種實踐邏輯，用以強調慣習產生的行為方式與根據規則或固定格式推演出來的行為在規律性上并不相同。在這個意義上，當大眾傳播時代進化為數字傳播時代，媒介治理的實踐發展必然要踏上數字化的轉型之路，即運用數字媒介輔助治理目標，使社會和行業發生深刻變革，實現對政府治理思維和方式的重塑。

　　數字媒介治理的關鍵在于數據的廣泛采集與安全使用，從電子政務到數字政府，數據和媒介的組合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快速發展起來的健康碼就是利用數字媒介進行社會治理的最好證明。數字化轉型與媒介治理的理念、結構和能力等因素的深度融合能夠為政府治理實施全方位賦能，如在線政務媒介平臺的興建為公眾提供了“一站式”服務，同時也拉近了政民之間的距離。盡管數字媒介嵌入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內生動力在不斷加強，但也給政府數字化轉型的穩定性和風險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樣從健康碼說起，作為特殊時期因應對突發疫情而誕生的媒介產品，健康碼的顯性優勢雖然為我們描繪了一種未來數字媒介治理可能性的新圖景，但是我們也看到: 在這次公民生物信息和隱私數據大收集的背后，上演的是以 BAT 為首的互聯網巨頭為尋求新基建發展，對公權邊界的小心試探和對私權領域的深度滲透。因此，在數字傳播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除了要不斷挖掘媒介治理實踐的適應場景，更重要的是通過立法加強對國民信息隱私保護和對平臺數據濫用的有效監管。政府應提高頂層設計和全局性制度建設，以媒介思維疊加數字思維，在數字化轉型的治理浪潮中，及早搭建起常態化的數字媒介運營管理體系，以應對數據權力失控的安全隱患與社會風險。

　　當然，對于數字傳播時代媒介治理實踐的想象還可以更加開闊。當媒介走向融合，媒介治理便會超越傳播領域擁抱全部社會生活。在思想政治領域，媒介的治理實踐在于以多種方式傳播主流價值觀; 在社會領域，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平臺，媒介發揮下沉底層的治理功能，如縣級融媒體和短視頻平臺對鄉村治理的作用; 在文化領域，以央視頻為代表的超高清直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社會輿論加以引流和引導，產生各種“云上博物館”“網絡在線教育”等移動化、社交化、場景化的新業態; 在經濟領域，技術驅動、產品驅動、內容驅動、渠道驅動、用戶驅動的產業互聯網，打造新型產業鏈和產業生態。除此之外，此前學界沒有充分研究的媒介全球治理功能，也將在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提供給世界的公共產品，如“一帶一路”“共同抗疫”等以傳播中華文化、講好中國故事的微方式，將我國文明交流互鑒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貫徹到跨文化傳播的實踐中，以此推動全球傳播新秩序、新文明的和諧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