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曉亮 杜艷春 葛察忠 單位：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

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一項中長期的戰略任務，又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和內在要求之一，是切實改善人民生活環境和質量，體現“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執政綱領和政治理念的重要任務。一方面，現代社會是經濟社會，市場機制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力量，另一方面，環境問題本質上是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消費模式問題，制約資源節約、影響環境友好的制度環境和個人行為中的絕大部分也是存在和產生于經濟系統中，因而可以說，構建環境友好的國民經濟體系，是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最核心任務。而環境經濟政策作為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結合點、全面協調發展與保護關系切入點、規范和樹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各主體資源節約、環境友好行為的有力準則和長效機制，其建立和完善又是構建環境友好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最主要任務。據此，本文以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為研究對象，對其研究、制定和實施的進展以及存在問題進行了梳理，結合新時期、新階段構建環境友好的國民經濟體系賦予的新要求、新任務，對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下一階段研究和制定的重要內容提出了建議。

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制定的進展和存在問題

環境系統對人類經濟社會系統提供的服務的公共品特性和長期性是自然資源過快損耗和環境污染的基本原因，歷史上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都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環境經濟政策的設計使用正是針對上述基本原因，以內化環境成本為原則，力圖通過政府規制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通過經濟激勵使市場主體的行為向有利于環境改善的方向轉變，并建立保護和可持續利用資源環境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具體來講，環境經濟政策是指根據環境經濟學原理，利用價格、稅收、信貸、投資、微觀刺激和宏觀經濟調節等經濟杠桿，調節或影響有關利益相關者的行為，而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政策組合。

“十一五”時期，基于構建兩型社會的要求，環境經濟綜合決策機制受到了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均出臺了大量的環境經濟政策，主要集中在環境財政政策、環境稅費政策、環境資源定價政策、綠色金融政策、綠色貿易政策、排污權交易政策、生態補償政策、行業類環境經濟政策等方面。經過政策實踐，環境經濟政策有力地促進了重點行業的節能減排，保障了“十一五”環保規劃目標的實現，利用市場手段促進污染減排、防范環境風險、維護群眾利益的新機制初步形成，政策成效初步顯現。但是，應該看到，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制定和應用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具體體現在：

第一，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制定過程中若干關鍵性的理論問題仍有待明確。

一是對環境經濟政策體系本身的定位和建設的目標與任務仍未明確。首先，應主要通過環境經濟政策來解決的環境問題不明確。環境問題是多維度、多角度的問題，我國需要解決的重大環境問題非常多，包括常規污染物減排、重金屬、持久有機污染物、化學品污染防治和環境風險防范等方面的問題，哪些應該主要或輔以通過環境經濟政策這種“內在約束、低成本”的政策手段來解決，尚不明確。其次，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政策體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明確。環境經濟政策與環境行政、法制和技術政策共同組成環境政策體系，雖然從世界各國環境政策發展的潮流來看，均是向規制工具和經濟手段并存的方向發展，但是，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手段仍舊只是作為直接管制的補充而形成所謂“混合”模式，并不能代替直接管理類手段。因而，環境經濟政策究竟應該在哪些領域發展到何種程度，其目標不明確。應該說，不同的環境問題有不同的產生原因和發生發展機制，不同的環境政策有不同的前置條件、運行機制和適用范圍，因而，環境經濟政策應該有針對性地解決哪些污染主體、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產生的何種污染行為和環境問題，與環境行政、法制和技術政策如何分工協同，是一個奠定環境經濟政策定位、指明環境經濟政策建設目標和任務的重大研究課題。

二是對環境經濟政策的政策作用客體缺乏深入分析。企業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主體，也是制造污染的主要源頭，是環境經濟政策作用的最主要的政策客體，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圖1），政府與企業在環境管理上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不信任、管制到信任、支持和消極、抵觸到積極、主動的過程，這種變化直接影響著環境管理政策工具的選擇。而由于我國區域發展水平差異明顯，又因存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規模的企業，所以導致企業對政府的環境管制同時存在著“抵觸、跟進、積極和主動”的不同態度，而現有的環境經濟政策的制定，多將企業視為有“抵觸”的敵人，未能有效分化從而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是對環境經濟政策的作用機理、協同機制缺乏深入研究。以綠色金融政策為例，其通過綠色信貸、綠色創投、綠色證券和公眾（投資者）監督等

四條途徑對企業的環境守法、淘汰落后產能和產品和工藝創新產生影響，從而影響企業的環保績效（圖2）。而其他環境經濟政策缺乏類似長邏輯鏈的作用機理和關鍵節點的多種環境經濟政策協同作用效果的分析。上述三方面問題，是制約環境經濟政策形成有機整體和系統體系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環境經濟政策在若干基本制度和關鍵領域上尚未取得制度性突破。

一是現有環境經濟政策種類雖然豐富，但多是基于政策工具的易得性和易用性構建和開發的，制約和影響我國資源環境問題的若干關鍵領域和制度尚未突破。例如，全面反映資源開發、環境破壞和安全生產成本的重要資源全成本定價機制，反映污染治理及損害以及生態恢復成本的排污收費體系等重要基礎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尚未建立，這就產生了扭曲的價格信號，使得企業缺乏治理污染的內在動力，忽視環境保護、偷排漏排的現象普遍。

二是一些由于格式差異造成的、制約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融合的關鍵制度性障礙尚未破除。以綠色貿易為例，基于產品口徑的稅則號（商品編碼）系統是整個貿易體系的根基，而雖然確有部分應該全部予以淘汰或限制的“高污染、高環境風險”產品（稅號），但是，從環保角度來講，更多地是應該鼓勵清潔生產工藝生產的產品出口、限制重污染工藝生產的產品出口，如此一來，環保層面的基于工藝口徑的政策需求就與外貿管理上基于產品口徑的政策供給間產生了差異和障礙，影響了相關政策的研究制定。可以說，目前的多項環境經濟政策，只是基于工具的易得易用性向相關經濟管理政策中添加了些許環保元素，遠未達到將環保內化成相關經濟政策研究制定的主要目標之一、實現環境管理體系與經濟管理體系融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