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畢業論文刊發淺析章學誠“史德”說解說

　　“史德”是《文史通義》中頗受重視的一個概念，以往的解釋主要有兩種：一以“史德”指在歷史研究中應當以“客觀主義”的態度對待史實。這是一個主流看法，胡適、梁啟超、何炳松、倉修良等均持此種說法;二是把“史德”解釋為史家的封建倫理道德。如楊翼驤①、喬治忠、饒展雄、高國抗②都認為“史德”是以封建主義思想體系和綱常倫理為準則的道德標準，體現了章學誠作為一個封建史家的階級本質，并對“史德”說持批判的態度。在本文中，我們試圖把《史德》一篇與《文史通義》全書反復出現的一些主題聯系在一起，提出一種對史德的新解釋。

　　著書者之心術

　　《史德》篇中有一個關于“史德”的明確陳述：

　　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③

　　可見，“史德”的內涵與“心術”的意思有關。現代漢語中“心術”多指居心，貶義色彩濃厚，如“心術不正”，即居心不良的意思，而且有從本性上、根本上論斷人的品行的意思。章學誠用“心術”也從本性出發，《與史余村簡》中談到“史德”時候引用了孔子的話：“知德者鮮”，在章學誠那里，“心術”不是一個低限的道德要求，反而是一個頗高的標準：

　　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于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

　　這里說唯《春秋》可以當之，說大賢以下都很難達標，表明“心術”修養的無止境、高要求。也就是說，“心術”修養的理想境界，并不像(客觀主義者理解的)“歷史事實”那樣，是一個供人不斷接近的定點，而是深遠延展的。那么“心術”是什么涵義呢?我們看《文史通義》中的實例，章學誠倒是屢次說過一個人“心術”不醇，這個人就是與章學誠“并世瑜亮”的戴震。《書朱陸篇后》亦劈頭便稱：“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為近日學者之患。”同時還說，“至今無人能定戴氏品者，則知德者鮮”，以“知德”作為品評戴震的條件(此處“知德者鮮”，很難解釋成：堅持客觀主義的人少)。

　　《文史通義》中非戴的文字不少，章之所以非戴，倒正因為戴震充分占據了章學誠的注意力，是一個章在心理上無時不期望與之一爭高下的人物。章學誠實際上對戴震評價頗高：

　　求能深識古人大體，進窺天地之純，唯戴君可與幾此。……唯仆知戴最深，故勘戴隱情亦最微中，其學問心術，實有瑕瑜不容掩者。(《答邵二云書》)

　　章學誠自認“知戴最深”，而以世人推崇戴震，都不到點子上，大有“毀也好譽也好，只有我才夠格”的架勢。《書朱陸篇后》稱：

　　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

　　時人能識戴震的名物考訂，而不識其義理，所以“其推重戴氏”，“似買櫝而還珠”。戴震對“義理、考證”的真實看法，章學誠內心里頗引為同道。余英時的名著《論戴震與章學誠》，應用心理分析方法，對章戴兩人的“心術”幽深之處，曲折入微。余引用柏林“刺猬/狐貍”的比喻，以戴章都屬于“刺猬”，而喻考證派為“狐貍”，乾嘉之時，正值“狐貍”當勢。章深知戴為同類，戴卻身為“刺猬”而行“狐貍”之術，甚至進居“群狐之首”，針對《書朱陸篇后》對戴震的指摘，余英時解釋道：

　　東原的“心術”為什么“未醇”?……東原的筆舌分施，其根源正在于考證派的壓力所造成的心理緊張。東原深悉考證派對他的義理工作的歧視，并且曾一再努力以求消除這種歧視。其見諸正式文字如《原善》擴大本之“援據經言”和《孟子字義疏證》之最后定名，都是委婉地說明：他的義理并非空言，而是與訓詁考證合一的。④

　　面對當時學界主流考證派的壓力，章戴兩人的反應截然不同。章學誠一生都處于與“世風”的緊張關系中，落落寡合，這種境況甚至導致心理上的“被迫害妄想”，反過來又強化了他固執好斗的癖性。而戴震不同，內心雖或許有“考證家”和“思想家”的兩個戴震之間的沖突，但至少表面上，他與世敷衍，長袖善舞。戴震生平經歷與章學誠多類同之處⑤，治學從根本上說也是走同一路子，但兩人生前的名聲顯晦，卻如隔霄壤。章學誠始終郁郁不得志，著作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一生處于期求理解的焦慮中(連戴震也“未嘗許可于仆”)。這樣的對比，章學誠對戴震的手腕身段，不能不有微詞：

　　抑知戴氏之言，因人因地因時，各有變化，權欺術御，何必言之由中。(《答邵二云書》)

　　章學誠本性與戴震類同，所以他一眼看出戴震的“狐性”之下的“刺猬”本色，欲引為強援、一并對敵，然戴震早已以考證功夫躋身當權派，沒有學術勇氣“陣前起義”，來參加章學誠這個在野草莽對學風世局的革命了。章學誠期望之余，不免失望。而且在章學誠構筑的學術譜系中，戴學即是朱學“數傳而后起者”，但戴震卻反過來“薄朱氏之學”，實在是“飲水而忘源”、“忘其所自矣”。“心術不正”的指摘，由此而來。

　　熟悉《文史通義》的人都知道，章學誠論學，以“個人學術性格與當世學風”的差異為一個原初點，他把合乎本人性情的治學為“誠”，反之為“偽”、為“欺世”，“必欲求天質之良而深戒以趨風氣者，固謂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趨風氣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偽也，其所以入于偽者，毀譽重而名心亟也”(《答沈楓樨論學》)。所以，章學誠指說戴震“心術未醇”，既不是說戴震治史不夠客觀，重心也不在指責戴震論學不合于綱常名教或程朱理學，而是指戴震在治學中沒有把自己的性情貫徹到底，對時俗宛轉逢迎、“權欺術御”，有失其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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