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化旅游產業區域競爭力評價及優化

　　摘 要：文化旅游產業是改善民生的“幸福產業”，也是衡量區域發展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標準之一。遵循科學性、系統性、有效性原則，構建文化旅游產業區域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因子分析法對浙江省11個地市的文化旅游產業區域競爭力進行分析，認為浙江省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勢頭良好，但存在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文化旅游產業發展有待進一步整體提升。在此基礎上，提出具體的優化路徑。

　　關鍵詞：文化旅游;區域競爭力;綜合評價;優化路徑;浙江省

　　引言

　　近年來，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浙江省文化與旅游兩大產業深度融合發展，根據省委“八八戰略再深化、改革開放再出發”的要求，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以融合發展為重點，深入推進文化旅游發展。挖掘文化旅游區域特色資源，開發了浙東唐詩之路、錢塘江詩路、甌江山水詩路、大運河文化帶、浙皖閩贛國家生態旅游協作區，江山、安吉、寧海入圍全國首批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浙江省文化、旅游產業在2018年雙雙跨入“萬億級”產業行列，并且深度融合發展。文化旅游產業作為具有多重屬性的特殊綜合產業，已經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對區域經濟發展升級和結構轉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一、研究綜述

　　(一)關于產業競爭力的研究

　　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1817)在亞當·斯密(1776)的絕對優勢理論基礎上提出比較優勢理論;赫克歇爾和奧林(1933)提出H-O理論，強調要素稟賦的差異;哈佛大學邁克爾·波特(1990)提出“鉆石模型”理論，之后國外學者大多以此范式進行產業競爭力研究。我國學者逐步開展產業競爭力研究，洪銀興(1995)在《新華日報》發表產業競爭力相關文章;中國國際競爭力研究課題組(1996)把基礎、核心、環境競爭力作為競爭力構成要素;裴長洪(2002)結合行業分析、市場結構和價值鏈建立產業國際競爭力框架;芮明杰(2006)融合知識吸收與創新能力，構建新鉆石模型;楊曉琳(2016)、王坤(2019)、解瑞金(2020)等從評價內容、影響因素、行業發展、城市發展等角度陸續對產業競爭力進行研究。

　　(二)關于文化旅游產業的研究

　　20 世紀50年代，美國羅伯特·麥金托什和夏希肯特·格波特(1977)率先提出了文化旅游的概念;世界旅游組織(1985)對文化旅游進行詳細闡述;哈立德·阿爾—希杰拉(2005)首次提出文化旅游產業，研究重心轉移到文化旅游產業。我國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以及文化旅游產業的概念、運營機制、發展模式等方面。王兆峰(2012)、任偉清(2016)等結合具體地區分析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耦合發展與模式，蘇曉麗(2012)、安微娜(2013)等基于文化旅游產業的現狀，探討提升文化旅游產業競爭力的策略。近年來，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構建產業競爭力評價模型，用不同方法測算文化旅游產業競爭力，郭慶(2017)、王夢婷(2019)等運用灰色關聯度法、層次分析法等分析文化旅游產業競爭力，相關研究成果逐漸豐碩。

　　二、文化旅游產業區域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通過文獻梳理，認為波特的“鉆石模型”是國內外學者研究使用最多的理論模型，為分析產業競爭力提供了基礎框架。所以，本文以“鉆石模型”為范式，將芮明杰教授的“創新”因子作為機會，構建文化旅游產業區域競爭力評價模型。本文遵循科學性、系統性、有效性的原則，構建了文化旅游產業區域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如下頁表1所示。

　　三、浙江省文化旅游產業區域競爭力評價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浙江省11個地市為分析樣本，綜合分析浙江省文化旅游產業區域競爭力。數據主要來自浙江省《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浙江省文化旅游廳公布數據的整理與計算。采集11個地市2015—2019年的數據并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組成一個55×17的矩陣，輸入SPSS23.0進行因子分析。

　　(二)變量相關性檢驗

　　采用KMO和巴特利特檢驗，檢測因子的顯著性，判斷所選指標是否適合因子分析。由表2可知，KMO=0.825>0.8，巴特利特球度檢驗的伴隨概率為0.000，小于顯著水平0.01，近似卡方的值達到1 029.419，說明變量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三)公因子的提取和命名

　　通過SPSS主成分分析，最終提取出4個特征值大于1的主因子，旋轉后方差貢獻率分別為35.682%、23.161%、19.823%和11.460%，四個主因子的累積方差貢獻率為90.126%，說明提取出來的四個主因子能夠代表大部分的原始指標，文化旅游產業區域競爭力主要由4個公因子組成。以最大方差法對初始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正交旋轉，使各個變量在某些因子上具有較高的載荷，得到旋轉因子載荷矩陣如表3所示。

　　第一公因子F1主要是由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比(D3)、固定資產投資額(D4)、人均GDP(D5)、第三產值(D9)、國內旅游收入(D12)、旅游業總收入(D13)、科學技術財政支出(D14)、文化旅游體育與傳媒支出(D17)組成，在F1上的載荷量分別為0.859、0.645、0.902、0.723、0.763、0.771、0.823、0.784，其中人力資源、市場環境、科技投入、政府支持在F1上占有相對較大載荷，反映人力資源、市場環境、科技投入、政府支持對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同時企業盈利能力對文化旅游產業競爭力的影響也比較大，因此本文把F1命名為產業基礎因子。

　　第二公因子F2主要是由A級以上景點(D1)、國內游客(D8)、科技經費支出GDP占比(D15)、萬人授權專利數(D16)組成，在F2上的載荷量分別為0.846、0.657、0.836、0.864，其中文化旅游資源、科技投入與創新在F2上占有相對較大載荷，反映文化旅游資源、科技投入與創新對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同時市場需求對文化旅游產業競爭力的影響也比較大，本文把F2命名為產業吸引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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