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謝冬平、朱欣 單位：紅河學院教師教育學院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開始步入封建社會，出現“學術下移”，私學大量涌現，民間也開始出現了蒙學教育的機構。至漢武帝實施“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為把儒家思想中的倫理綱常精神滲透社會，兒童的啟蒙教育受到重視。漢代由于官學中缺乏初等教育機構的設置，所以漢朝蒙學教育多依靠私學，進行蒙童教育的機構被稱為“書館”，教師稱為“書師”。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期間社會動蕩不安，家庭教育異軍突起，成為蒙學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徑。至隋唐，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選仕制度都趨于制度化，蒙學教育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蒙養教材是蒙養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蒙學教材主要功能是教孩子識字和一些基本禮儀規范、綱常倫理。秦朝時期，統治者出于書同文的政策，編撰了一批文字書。如李斯撰《倉頡》7章，趙高撰《愛歷》6章，胡毋敬撰《博學》7章。“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愛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未《倉頡篇》。”[5]437這些都是識字用書，此外還有《凡將篇》、《急就篇》。其中《急就篇》在字書中流傳最廣，它字數適中，文字押韻，朗朗上口，好教易記，內容囊括了姓氏、器物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知識，比較適合兒童心理特點，相當注重凸顯教育性。此外，東漢末年造紙術的發明和應用，也為蒙學教材的推廣提供了方便。在這一時期，出現專門進行蒙學教育的“書師”，同時很多學者專門論述童蒙教育的重要性。如西漢杰出的政治評論家、文學家賈誼，在總結前人經驗和思想的基礎上，關注胎教，并強調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而梁朝的顏之推寫出了中國封建社會第一部系統完整的家庭教科書《顏氏家訓》，用以訓誡其子孫。而唐朝著名的文學家柳宗元，受其母親盧氏重視對子女早期教育的影響，關注兒童教育。

北宋的活字印刷術使得蒙學教材得以普及。在學術思想方面，理學的產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這給蒙學教育的內容奠定了基本的指導思想。宋元以后，蒙學教育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當時的統治者非常重視蒙學，在全國城鄉，不僅有政府官辦的蒙學，也有民間舉辦的私學。至明朝，官方介入小學設置，嘉靖年間，禮部行文全國，令各府、州、縣設立社學，每50家為1所。清朝蒙學的類型更為齊全，也更為系統化，有社學、義學、私塾。在這一時期，形成了蒙學教育的具體方法和教育內容，強調打好兒童基礎的同時，用《須知》、《學則》培養兒童行為習慣，并用歷史故事、道德詩歌來教育兒童，達到“習與智長，化與心成”的境界。宋元時期的蒙學教材，開始出現分類按專題編寫的現象。蒙學教材主要分為五類：識字教學、倫理道德、歷史教學、詩歌教學、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識。在各類蒙學教材中，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流傳最為廣泛，影響也最為深遠。一些著名的學者，如朱熹、呂祖謙、王應麟等親自編撰蒙學教材。明清時期，除沿用前人編纂的蒙學教材外（主要是宋元時期），也會根據統治的需要，改編已有的蒙學教材，同時編撰一些新的教材。

中國古代的蒙養教育非常重視生活習慣以及禮儀教育。“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6]14“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發，皆朱錦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不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7]546“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縪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7]532從童子的穿著打扮，到日常起居，再到待人接物，都有嚴格的禮儀規定。即使聽課的規矩，也有明文規定“，幼者聽而弗問，學不鬣等也”[6]117。中國古代是一個等級非常鮮明的社會，重視對孩子的倫理道德教育。特別是漢代以來，儒家思想逐漸居于統治地位。為體現明曉儒家經典，漢朝選仕中就有舉童子郎，對象是15歲以下的少年，如朝廷詢問魏郡太守黃瓊當地發生日食的情況，黃瓊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表述，其孫黃琬年僅7歲，在旁插話“：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鉤？”瓊大驚，即以此言應對。“后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5]487在中國古代，除專門的蒙訓教材帶有生活習慣、道德教育的內容外，到明清時期，在進行童蒙教育時，四書等被直接列為蒙訓教材。

至清朝時期，蒙學教材的規模變得非常龐大，這些蒙訓教材發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內容越來越豐富，從最開始較為單一的識字、識物教育，到加入禮儀、生活習慣教育的內容，再到傳授倫理道德，傳播經學，內容愈趨完善和復雜。其二，蒙訓教材可讀性、故事性、歷史性越來越強，能更多地考慮孩子的年齡特點和認知規律，采用相對淺顯的文字，對偶的句式、有趣的故事等各種形式編排。其三：蒙學教材的編寫更多地考慮課程設置的需求，并將儒家倫理道德思想滲透其中，特別是到清朝，蒙學也比歷代更加重視科舉化，其課程和教學方法都是為科舉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