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樂教育

柏拉圖對詩人們所講的故事內容作出規定，即該“講什么”，然后進一步提出要考慮的是“怎么講”，也就是講故事的方式，即措辭方面。他將措辭分為敘述和模仿兩種類型：敘述是詩人用自己的口吻講述故事中人物的言行；模仿則是詩人用故事中人物的口吻講話，并且要扮演這一人物的音容笑貌。在柏拉圖看來，有一些類型的詩歌完全使用模仿，如悲劇、喜劇、抒情詩、酒神贊美歌等，而史詩則既有敘述又有模仿。為了使衛士成為“保衛城邦自由的大專家”，應該讓他們從小就模仿“勇敢、節制、虔誠、自由的人，以及所有體現這些品質的事情”〔1〕360，不允許他們模仿那些與自由人不相符的人和事。首先是不能模仿女人，因為她們總是“與丈夫爭吵，褻瀆上帝，狂妄自大，得意忘形，或者一旦遭遇不幸，便悲傷哭泣”〔1〕361；其次是不能模仿奴隸、壞人、膽小鬼、鐵匠之類的人，以及動物和自然現象中的聲音。他要求詩人和說唱者在吟誦詩歌和講故事時的措辭中，“模仿只占一小部分，敘述遠遠多于模仿”〔1〕362，僅對好人的言行進行模仿，即對善的模仿。他認識到大家喜歡混合的類型，在這一類型的措辭中，講故事的人什么都說，模仿任何事情，但是它卻不適合城邦制度。他說，為了城邦衛士的靈魂之善，我們要任用較為嚴肅和正派的詩人或講故事的人，他們會模仿好人的措辭，按照規定的類型來講故事；而對那些“能夠扮什么像什么，能模仿一切事物”〔1〕363的詩人，我們要立法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城邦。接下來是詩歌的曲調和節奏，它們必須符合言辭。在曲調方面，他認為應該保留兩種曲調：一種可以模仿勇敢者的言行，“他們在戰爭和被迫的事件中沖鋒陷陣，奮不顧身，履險如夷，視死如歸，在各種不利的情況下都堅忍不拔”；一種能夠模仿和平工作者的言行，“他們的工作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他們努力勸導和祈禱”，當處在被勸導的位置上，“他們會聽從勸告或批評，從善如流，戒驕戒躁，謙虛謹慎，努力改正”〔1〕365。在節奏方面，他認為首先應當考慮有秩序的、勇敢的生活節奏，然后使音樂的節奏與之保持一致。由于節奏和音調要與言辭保持一致，它們也要與靈魂的氣質保持一致：“不美好的和邪惡的節奏、不和諧的音調，都與邪惡的言辭和品格相關聯，反之，美好的節奏與和諧的音調則與節制與美好的氣質相關聯，并且成為它們的象征”〔1〕368。于是，他提出要對詩人和其他藝人進行監督，規定他們必須在藝術作品中描繪具有良好品格的形象，敢于違抗就要受懲罰，禁止他們進行創作，“否則我們的衛士從小就接觸罪惡的形象，耳濡目染，好比牛羊臥于毒草之中，咀嚼反芻，日積月累，不知不覺便在心靈中鑄成大錯”。他說，為了讓我們的衛士得到最好的教育，我們必須尋找具有優良天賦的藝人，因為“他們能夠追隨真正的美和善的蹤跡，使我們的年輕人也能循此道路前進，進入健康之鄉”，耳濡目染，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從童年起就與美好的理智融合為一”〔1〕368。由于節奏和旋律容易在年輕人的心靈深處牢牢扎根，音樂教育也就顯得尤為重要。一個受過正確教育的人不僅會變得彬彬有禮，“能敏銳地察覺缺乏美的事物，也會厭惡丑惡的東西，他會贊賞美好的事物，為美好的事物所激勵，從中吸取營養，使自己的心靈變得美好。盡管他還年幼，還不知道丑惡事物的原因，但他能正確地拒斥任何丑惡的東西。受過這種教育的人長大成人后，會自然地歡迎理智的到來”〔1〕369。當一個人的靈魂擁有美好的氣質，他的身體也具有一種與之相應的和諧美。這樣的身心皆美者是最美的，也是最可愛的。最后，他指出了音樂教育的目的和頂峰是對美的熱愛，它是有節制地、和諧地愛那些有序和美好的事物。

二、體育教育

在如何對城邦衛士的心靈進行訓練的音樂教育發表了長篇大論之后，柏拉圖對負責身體訓練的體育教育作了比較簡略的論述。柏拉圖認為，在體育方面，應該讓他們從童年起就接受嚴格的體育訓練，以致終生。他認為衛士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在作息時間上，他們不能有一點偏離，尤其不能睡懶覺，因為這對健康有害。在飲食方面，他們不能酗酒。為了把他們訓練為如同參加戰爭的運動員，能適應多變的戰爭環境，要求他們能下咽無論什么樣的飲水和食物。他說，這一種專門為了備戰而進行的訓練，可以從荷馬那里學到具體辦法，那就是吃那些最容易弄的食物，因為簡單的食物使人健康。復雜多樣的音樂使人放縱，復雜的食物則會使人生病。人們一旦放縱自己，訴訟和醫術將大行其道，就連自由人也需要它們，這足以證明這個城邦所進行的教育是邪惡和可恥的。由于我們自己缺乏公正的品性，需要從別的城邦引進法官來維護公正，這是我們的教育不好的顯著標志。對于醫藥的需求，歸因于游手好閑和好吃貪睡的生活方式。在柏拉圖看來，好醫師是在用心靈醫治身體，好法官是在以心治心。如果想要他們都有一顆好靈魂，他們的心靈從年輕時就不應該受到污染。他提出要在城邦里為醫師實施正義的醫術立法：關心“那些生來就體格健全的公民的身體和靈魂，而對那些體格不健全的人，比如說身體有缺陷，那就讓他們去死，而那些有著邪惡的靈魂而又不可救藥的人是一定要處死的”〔1〕381-382。柏拉圖認為，音樂教育和體育教育的目的都是為了靈魂，前者服務于人的愛智原則，后者則服務于人的激情原則。兩種教育應并行不悖，不可有任何偏頗。否則，如果一個人一輩子專搞音樂而完全忽略體育，他會變得過分軟弱，反之，則會變得過分野蠻。為了使我們的衛士的靈魂既節制又勇敢，必須把兩種教育協調好，“用恰當的張力和松弛來調整兩個原則之間的關系，使之和諧”〔1〕382，因為只有“那種能夠把音樂和體育協調得最好，能以最恰當的比例把二者應用于靈魂的人”，才能夠稱得上是“最完善、最和諧的音樂家”〔1〕382-383。在《國家篇》中，柏拉圖提出用音樂教育和體育教育來培養和造就護衛理想城邦的好衛士。在音樂教育方面，為了培養城邦衛士具有敬畏神、孝敬父母、重視友誼、堅強、勇敢，以及自我克制等優良品質，他不僅規定了詩人們講什么樣的故事，還規定了講故事的方式；在體育教育方面，主要是培養衛士養成良好的習慣和擁有強健的體魄。柏拉圖把美德和堅強的體魄看作是人才應具備的基本要素，真正做到了“立人”。

三、柏拉圖教育思想的啟示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國家興盛，教育為先”。國家的發展與強大，民族的全面振興，首要的標志是國民基本素質的普遍提高，其歸根為教育的發展。我國自晚清為挽救危亡的命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到今天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在歷經一百多年教育改革的歷程中，20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的素質教育，基本確定了我國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以升學考試為目的的應試教育，暴露出來的諸多弊端，在當時遭到了許多著名學者的痛斥。例如在1985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說：“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2〕。楊振寧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指出：“中國教育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學生功課太多，考試負擔太重，沒有多少時間干別的事。中國教育的一方面受了傳統教育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受了解放以后體制的影響，就是太重視一點一點的知識的積累，總是強調要給學生講得更多、更多，而忽視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3〕。“素質教育”的教育理念旨在培養公民的道德、知識、體能等基本素質，而不是與某一職業要求的“無縫對接”。然而，我國的素質教育推行了近三十年的另一面卻是考試所帶來的過度升學競爭反而不斷擴大。一些教育機構“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大肆渲染，使得大家不斷督促自己的孩子投入到競爭中去，“最可恨的是，我們每一個人不僅知道大家都不喜歡這個狀況而且知道大家都只能接受這一狀況”〔4〕。為了讓自己的孩子享受優質教育資源，家長們甚至在孩子還沒出生時就開始考慮孩子上學的事情，不惜花高價買學區房。就幼兒教育而言，本應是在游戲中培養健全的心智和良好的體質，然而現在幼兒教育的小學化傾向比較嚴重，認知潛能的過早開發，造成幼兒智力過早成熟，從而導致其心智發展的片面與失衡；就基礎教育而言，教育資源不均衡和不公平問題仍然很突出，人為地制造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學校之間、班級之間的差別，家長和孩子都被深陷到過度升學考試競爭的壓力和恐懼中而不能自拔，也是我們面臨的教育困境。

盡管“減負”的口號喊了多年，但效果并不明顯。在現行的教育評價體系沒有改變的情況下，首先反對減負的是家長。在現在的教育體制下，學校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源，家長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能考上一所好大學，學校和家長聯合起來壓孩子吃苦，在題海戰術和考試中使孩子“立于不敗之地”。我們的教育缺乏的恰恰是應試科目外的其他幾個部分，比如體育訓練，就遠遠不夠，學生考試分數的提高往往是以透支體力為代價，軍訓中所發生的學生猝死事件，讓家長和教師對軍訓無比緊張；還有學生對社會的參與度不夠，本應通過參加一些公益和社會項目來感受社會，同情別人的痛苦，成為熱愛公益，有愛心的人，可是，我們長期把人視為工具，片面強調知識的習得和專業訓練，忽視了人的身心全面的發展，導致了不少受過較高教育程度的人素質低下、名利至上，誠信喪失等不良現象的出現，以及毒奶粉、地溝油等拷問國人道德底線事件的不斷發生，表明了我們的教育遮蔽了“人”，背離了教育的本質是關于“人”的教育的基本理念。回過頭來看柏拉圖的立人的人才觀，注重受教育者整體素質的提高的教育理念，對于我們今天的教育事業有著深刻的啟迪和借鑒意義。在筆者看來，我們必須建立一套科學和規范的教育評價體系。我國的素質教育的改革推行了這么多年，但更多的是流于形式，然而并不是素質教育的教育理念設計不好，關鍵還是我們的教育評價體系沒有隨之跟進，考評一個學校的標準仍然是升入各類大學的人數，衡量一個學生好壞的尺度也是他的考試分數。相對來講，美國和日本在這方面就做得比較好。在同樣經歷過“高考地獄”的過度競爭所帶來的諸多弊端，為培養創新人才以適應當今的信息、知識大爆炸時代和經濟全球化的要求，“在義務教育階段，美國和日本都以均衡和機會均等為堅定不移的原則，避免按學生能力和成績區分、編班、補課、選修，實行自動升級，政策上不造成優質教育資源和非優質教育資源之分”〔5〕。日本教育改革帶來了國家綜合能力的極大提升，時任美國教育部長的貝內特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日本教育是成功的。它雖然并非完美，但為日本提供了一個極富競爭力的經濟、一個有高度文化的人民、穩定的民主體制、犯罪或暴力相對甚低的文明和一個有著良好、可靠技術基礎的功能性社會”〔5〕。當我們在義務教育階段嚴格執行均衡和平等的原則，在高等教育階段逐步推進通識教育，實行開放的教育體制，在轉校、轉專業等方面打破壁壘，才能逐步緩解過度升學競爭產生的負面影響對實施素質教育的干擾，培養出德智體和諧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

作者：劉大濤 單位：遵義師范學院中文系